作者：本尼斯 戈尔曼 奥图尔 比德曼

    选择透明

    彻底的透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不言而喻；而且，在很多例子中，它也并不可取。有人辩称：之所以只有少部分通过层层审核的人，才能获得某些特定信息，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对某个组织来说，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合理的利益，防止竞争对手获得有关创新、原始进程、秘方或者公司战略等信息。这样的保密无可厚非。但是，秘密常常是种本能反应。对于喜欢保密的组织来说，主流媒体以及来自逐渐壮大的业余竞争者的曝光是防不胜防的。然而，即使知道不坦率很可能带来伤害，许多组织还是选择走老路，并未选择开放和透明，佳腾的所作所为就是例子。

    “透明”这个词，像“勇气”和“爱国主义”一样，戴着真理般崇高的光环，人们在做选择时很容易把它忘记。对此，作家格雷姆·伍德在《大西洋》（Atlantic）一书中有一个很生动的描述——他分析了最近几届美国政府在处理敏感信息方面的不同之处。

    伍德认为，布什政府坚持保密政策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他说，现今的潮流始于1982年罗纳德·里根执政时期。事实上，这位总统有着这样的哲学：“如有疑问，列入机密。”因此到了1985年，共有1500万文件被列入机密，远远超过了卡特总统时期的数量。比尔·克林顿则是一位喜欢去机密化的总统，他开启了一个新纪元——“如有疑问，公开处理。”在乔治·W·布什政府的统治下，机密化时代再次来临。2006年，2060万文件被列入机密，是克林顿时期机密文件数量（360万）的六倍还多。伍德认为，“先不考虑它对国家立法机关监管工作的影响，由于政府工作人员难以获得有用信息，过多的秘密便造成了行政部门日常工作的阻碍。”他指出，讽刺的是：这种遮遮掩掩的状态导致了事与愿违的结果——愈不让知道，愈有可能泄露。

    另外关于透明，还有一个戏剧化的例子，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V.·海登将军在2007年决定：公开中情局所谓“传家珠宝”（Family Jewels）的机密档案。这些资料是在1973年由威廉姆·E·科尔比局长列为机密的内部文件，涉及中情局最具争议的活动，包括企图暗杀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

    看上去，海登选择了光明，因为他相信即使将最丑陋的真相公诸于众，最终也会给中情局带来帮助。《纽约时报》报道说：“海登说，对于中情局这样一个建立在机密基础上的组织来说，尽可能做到开放是很必要的，这样才能建立起公众的信任，同时驱散其运作过程中无处不在的神话——中情局告诉公众的越多，在大众中传播的错误信息就越无处立足。”

    但是在大众或者私人领域，几乎没有领导像海登那样自愿的选择透明。近些年，安然公司的垮台以及其他和透明相关的丑闻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伤害，之后政府颁布了长期的改革措施。尽管仍有瑕疵，而且其本身也有一些难以预料的结果，但在萨班斯（Sarbanes-oxley）法案的帮助下，公司的治理会更加透明。但是仅靠立法并不能让组织开放和健康。只有这些组织内部的人以及领导组织的人有这个想法时才能做到。新规定能重新注入很多信任，而信任是必须的，但他们能做的也仅限于此了。一旦合谋的文化取代了坦率的文化，组织内部的人会围绕这些或新或旧的严苛规定找到对策。只有领导者清楚的表明，开放是有价值的而且有回报，坦率和透明才能得到推广。只有领导坚持的时候，才能实现开放。

    2007年，当纽约健康和医疗协会的领导决定公布其下属11家医院有关死亡和感染率的信息时，承诺透明的领导人的影响显而易见。医院行业因为遮遮掩掩一贯没有好名声，它们制造了很多反对的声音，每年有130万病人在医院接受治疗，但是本可以避免的感染和继发死亡人数每年都在上升，他们希望可以减少这一人数。尽管如此，作为美国最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健康和医疗协会还是决定如实公布。这一先驱行为受到了纽约市长迈克尔·R·彭博的鼓励。他是透明的宣扬者，相信透明会鼓励合作并带来积极的改变。彭博市长发起了免费热线电话311，纽约市民可以直接说出他们关心的事情（迄今为止，拨打电话的人超过4900万）。

    据《商业周刊》2007年介绍，311热线是一个自下而上透明化的例子，它让彭博既了解了纽约人的态度，也能判断出他们的问题。彭博没有私人办公室，他和助手们一起在一个“透明市政厅”工作，这个地方的会议室都有窗户，公众可以实实在在的监督政务的处理过程。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