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红
张爱玲的小说《心经》，讲一个女孩子和自己的父亲相爱，热烈到惨烈的感情，偏偏用清淡的笔调写来，直叫人毛骨悚然。张爱玲说自己的小说，大多有所本，不知这篇小说的原型来自何处，但因她用独出胸臆的意象，将不寻常的悲喜刻画到骨子里，再联想作者生平，就算我八卦吧，我也得说，这里面似有她本人的感情经验。不是都说，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吗？虽没到小说里那个地步，但，同样是一种骤冷骤热的，被阻滞了的爱。
从默契融洽，到分道扬镳，几乎是在一瞬间，好像一只曾经精美的瓷瓶，被掼碎在地，光弧划过，碎片飞溅。张爱玲和她父亲，各自掉头走开，却在别人无法注意到的瞬间，拾起残瓷一片，珍藏在心，即便被那棱角划得伤痕累累，但是，仍然无法舍弃，从残片上，体会它旧日的美。
当张爱玲和张志沂辗转于各自的人生路途上时，想到生命里的那个人，是否各有各的委屈与芥蒂，其间的酸楚难言，倒跟爱情有点相似。创伤多半因为爱而不是不爱。求近之心往往弄成疏远之意。
要说清这一场父女恩怨，首先要弄清张志沂这个人。张爱玲笔下的张志沂，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妖魔化的形象，他抽烟、逛妓院，不求上进，没有责任感，行为方式堪称简单粗暴。当年，张爱玲揭露父亲对自己施暴的文章《私语》以英文发表时，那家报纸就用了“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这一惊一乍的标题，显见得张志沂是一个十足的恶棍。
但是，张爱玲的文字和眼光，从来就不是平面的，只要读者再多一点耐心，就可以从张志沂的表面，看到他的内里――他是时代断裂造成的一个“多余的人”，他长成这样，不能由他自己负全责。
《孽海花》为李鞠耦编织了一个美丽的传奇，说她在签押房里与张佩纶相遇，豪门小姐怜惜落魄才子，她为他写的诗偏巧被他看见，更加幸运的是，得到了老爹爹支持，才子佳人的戏码，演变成童话的结局：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是，李鞠耦和张佩纶唯一的儿子张志沂说，这个情节是假的，那首诗是假的，奶奶所有唱和的诗都是爷爷自己做的，而且，奶奶决不可能在签押房里与爷爷相遇。
他干净利落地剔除了所有传奇元素，将“爷爷奶奶”的故事还原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平淡姻缘，两人年龄与身份的差异，则是因为李鸿章择婿太不按牌理出牌，老李后来又将小女儿嫁给小她六岁的任家少年，完全不符合“中国式婚姻”的习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说：（任家少年）一辈子嫌她老。[NextPage]
比较而言，李鞠耦还算是幸福的，浪漫的前传虽是小说家言，她和张佩纶婚后的生活倒也算安逸，风晨雨夕，庭前阶下，他们煮酒烹茶，谈诗论画，简直有点像当年的李清照和赵明诚了。可是，首先，就像李清照的快乐生活终究风侵雨渍千疮百孔一样，有谁能够在时代大格局隐隐的威胁之下，坚守住个人的幸福堡垒？张佩纶不是赵明诚，李鞠耦也做不了李清照，从一开始他们的快乐就不是那么真切，更像浮在荷叶上的露珠，滴溜溜地转动着，看上去很美，但跟荷自身总是隔了一层。
真实的幸福，会让人对于生活更有信心也更有勇气，那是从自身生长出的一种力，是一个人面对艰难人世的武器，而张佩纶晚年自称“生不如死”，李鸿章写给李鞠耦的家书里，总是劝她要开心一点：“素性尚豁达，何竟郁郁不自得？忧能伤人，殊深惦念，闻眠食均不如平时，近更若何？”……老父亲殷殷之言，令人感慨，却收效平平，李鞠耦后来在亲戚间有孤僻的名声。我仿佛看见他们在风花雪月的背面，侧向无人的一隅，嘘出一口气，露出不快乐的表情。
《对照记》里，有李鞠耦中年时期的照片，她发胖了一些，眼睛定定地排空地看着镜头，就像一个最平凡的母亲，内心所有的稳定，来自身旁膝下的一双儿女。
这双儿女，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和姑姑张茂渊。
寡妇熬儿，历来都有一种悲情悲壮的色彩，作为母亲的寡妇，含辛茹苦，泪眼汪汪，盯着儿子的背影，指望那小小孩童，早一点长大成人，最终功成名就，给母亲争一口气。
这些年来，李鞠耦配合张佩纶，上演隐士夫妇的风雅风范，但“煊赫旧家声”里的浮华影迹，未必真能在她心中消弭。何况，在当年，她就不是一个只识妇德与女红的千金小姐，也不是杜丽娘或者崔莺莺式的纯情女生，她是能帮助老爹爹看公文的，婚后和父亲的来往书信中，也可看出，她对于官场人物规则，都有着深刻的了解，这样的一个李鞠耦，不大可能甘心于边缘状态。娘家的兄弟们时不时就有一个“阔了”，她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压力转化为动力，动力放在培养儿子上。
可惜，正像周杰伦唱的那样，观念不及格，其他全是垃圾，李鞠耦的苦心孤诣，也可以换成另外四个字，叫作“不合时宜”。她老爸和老公都是少年进士，科考高手，靠文章起家的，李鞠耦立意在儿子身上复制他们的成功，打小就盯着张志沂背书。“三爷背不出书，打呃！罚跪。”这是老女仆的回忆，李鞠耦的严厉取得了成绩，多少年后，张志沂还能将古文时文甚至奏折倒背如流，无事时在家里绕室咏哦，末尾处拖了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
这份童子功是扎实得可以，但又有什么用？1905年，张志沂十岁左右清政府就废了科举，再也不是一篇八股定终身的年代了，张爱玲听她老爸背书总是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张志沂这样孜孜于背诵“毫无用处”的东西，是惯性还是潜意识中的一种抗议？搭进了金色童年不算，硬生生地被灌进一肚子无用的学问，不惆怅是不可能的。
除了学问，李鞠耦在思想意识上也对儿子严防死守，纨绔子弟在一起，明里暗里比拼鲜衣怒马，那么她就把儿子往土了吧唧上打扮，给他穿颜色娇嫩的过时衣服，满帮绣的花鞋，没有一副时尚的行头，他就该羞手羞脚地见不得人了，亲戚家那些时髦子弟也不会愿意带他玩。
不曾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张志沂小同学穿着绣花鞋，走到二门上，四顾无人，取出袖子里藏着的一双时尚新款，换下来，走出去，女仆在骑马楼的窗子里窥到，想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一双绣花鞋，哪能挡住时代家族社会各种因素的进犯？何况这颗正在成长的少年心，就想扑通一声跳进那大染缸里去。
李鞠耦从娘家带来的先进经验里，似乎只有一点是可取的，那就是培养儿子饭后“走趟子”的习惯。
所谓“走趟子”，就是踱步，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是不是都能活到九十九，缺乏数据支持，但肯定强身健体。好习惯，难坚持，李鞠耦的老爸李鸿章属于能坚持下来的极少数，在军中也照做不误。
李鞠耦将“走趟子”，作为一切经验里的精华，移植到儿子身上，多年后，张爱玲经常看见她爹围着铁槛一遍遍地转圈，在烟榻酒桌之间，秉烛夜游之余，他哪需要像走趟子这种投入时间少而收效巨大的运动？没有了李中堂家国在身的庄严感，张志沂的绕槛而行，就有了一种讽刺意味，一种笼中兽的荒诞感觉。[NextPage]
在其母的精心教育下，张志沂还没长大就过时了，一个天生的遗少，处处都别扭。
三十来岁的时候，他也曾在铁路局和银行做过英文秘书，第一次是因他生活放荡，声名狼藉，影响到引荐他的堂哥的官誉，致使堂哥“下课”，他也丢了工作；第二次则是因为他供职的银行有日方背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怕被误认为汉奸，主动辞职。两次原因不同，但给他留下的记忆都是不愉快的，他干脆再不出山，就靠着母亲的那份遗产，过着堕落但也不是很快乐的生活。
孙用蕃嫁过来，张爱玲在她治下，只能接受她的安排，穿她的旧棉袍。张爱玲说那颜色像碎牛肉，穿在身上的感觉，是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在贵族化的教会女校穿着这样的衣服走来走去，相当难堪。学校里一度酝酿制定校服，张爱玲内心非常渴望，还想象也许像别处那样，是白衬衫，藏青色的十字交叉背带裙，洋服中的经典作，又有少女气息。可惜学校当局最终没通过。
多年后她到台湾，还赞赏女学生的草黄制服，听说群情激愤要求废除女生校服，不禁苦笑，也知道这样“忆苦思甜”说出来会让年轻人生厌，没办法，“我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 张爱玲晚年写到继母，仍是一股子冷嘲热讽的口气，我想，也许跟孙用蕃自说自话的“赠衣”之举不无关系。
当然，更不可原谅的，还是她抢走了自己的父亲，孙用蕃嫁过来之后，张志沂对她言听计从，从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叙述来看，这俩人从头到尾感情都不错，真应了那句话，谁都有谁的那杯茶。
孙用蕃和黄素琼不同，没那个眼界，也没那个想法，她和张志沂一样，在旧时代里生了根，如果说“遗少”也有女版的话，那么她就是。和张志沂一道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不管将来，在近乎微醺的气氛中，消磨掉这一生，有什么不好呢？她和老公志同道合，于是相亲相爱。
对此，张爱玲当然是不愉快的，会有一种被剥夺感，她拼命地瞧不起父亲的生活，到了这会儿，还有自我保护的成分――用轻视将自己与他隔绝开来，装作根本不在乎他的感情，掩饰那一点点小失落。
张爱玲是优秀的受宠的大小姐，孙用蕃不敢动她，就捡张子静这个软柿子捏，张爱玲的用词叫作“虐待”。不过，孙用蕃一定不会认可，人家不过是放弃“慈母”路线而改走“严母”路线而已，不是说棒子底下出孝子吗？为啥大家都不理解张孙氏的良苦用心呢？
目睹孙用蕃挑拨父亲教训弟弟，张爱玲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两人之间的裂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但是，张爱玲毕竟不是那种爱撒娇发嗲的小姐，喜怒形之于色，大家族人多口杂，本身就是个江湖，早已历练过的张爱玲，跟这位继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互相敷衍得过。
但两个女人之间的芥蒂，像一只不断充气的皮球，暗暗地，沉静地，等待着爆发的一天。
张爱玲中学毕业那年，黄素琼回国，张爱玲自认为自己态度没有多少变化，可张志沂感觉到了。他暗中不快，有点吃醋，此前他对张爱玲一直很不错，养活她，教育她，欣赏她的作文，鼓励她学诗，他以为张爱玲应该和自己父女情深，以为这个出色的女儿，将成为自己感情上的一种慰藉，不成想，黄素琼一回来，张爱玲就变了心。如果只是奔向黄素琼倒也罢了，关键在于，张爱玲同时还亢奋地奔向那新时代，又一次地抛下他，抛下他身处的那个意气沉沉的旧世界。
就在此时，张爱玲又提出留学的要求，我想张志沂对于留学这件事，一定是有抵触的，花钱且不说，他的前妻若不是出国留学，怎会那样绝情地与他分道扬镳？而张爱玲留学心切，选择了最糟糕的说服方式――演讲。《围城》中说，演讲的感觉是站在台上，居高临下，我们可以想象，当张爱玲铿锵有力距离感十足地陈述她的理由时，对于张志沂和孙用蕃是怎样一种刺激？张志沂很恼火，说张爱玲是受了人家的挑唆，这个人家，不用说就是黄素琼了。孙用蕃则当场就骂了出来：“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甚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NextPage]
不久沪战爆发，日军日夜在苏州河那边攻打，张爱玲说她家临近苏州河，每天被炮声吵得睡不着，就跟父亲提出，要去母亲那里住几天，后来又说是她母亲安排她出去参加考试，总之，她去黄素琼那儿住了俩礼拜。走的时候，她跟父亲说，是去姑姑那儿，张志沂情知前妻和妹妹同住，但余情未了，在烟榻上柔声应了一声。
等到张爱玲回来，孙用蕃“忍无可忍”地发飙了，问张爱玲去她母亲那儿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张爱玲说告诉父亲了，孙用蕃怒道：“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便一个耳光打过去，张爱玲本能地要还手，被拉住，孙用蕃已经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我父亲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
张志沂对于黄素琼的感情是如此复杂，每时每刻都不相同，恨中有爱，爱中生恨，先前张爱玲来请假时，他躺在烟榻上，心情相对平和，她在他心里，模糊是个可爱的女人，于是柔声应下，而其他时刻，比如这个早晨，他有下床气，心情没那么好，再想起这个女人，就是一个尖锐的盛气凌人的影像，一意投奔过去的张爱玲，也跟着变得可恶起来，他的暴怒的另一面，是被伤害的感觉。
张爱玲被关了起来，姑姑来说情，孙用蕃一见便冷笑道：“是来捉鸦片的么？”不等姑姑回答，张志沂便从烟榻上跳起来，把姑姑也打伤了。这个细节，透出孙用蕃的心机，她知道怎样把张志沂激怒。“是来捉鸦片的么？”一句话，就把姑姑推到黄素琼张爱玲她们那边，成了张志沂又一个假想敌。
姑姑营救无效，张爱玲被她父亲关了大半年，表面上看，张志沂处于绝对强势，但是，当午夜梦回，张爱玲在被羁押的房间里看那月光如冷冷的杀机时，张志沂是否也曾辗转难眠思量遍，仍然不知如何与女儿握手言欢？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让自己柔软柔和下来，张家人的强硬，也是一个传统。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