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瘦鹃文集》的出版，不光对于深入了解这一位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对于现代文学的研究，对于认识民国时期的文化，都很有意义。近些年来有关现代通俗文学作品也出了不少，但都是选集；这四卷《文集》，分别是小说、散文、翻译和杂俎，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周瘦鹃在创作上的整体风貌。

　　《文集》第四卷里收入很多周瘦鹃谈电影的文章，有几十篇之多。周写过很多影评，也写过几个剧本，被拍成电影，这大家都知道。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早期电影的贡献，在这方面我写过几篇文章。那是在1910年代，在中国电影工业还没有正式起步的时候，他对于电影的推广不遗余力。比方说从1914年《礼拜六》杂志上一篇叫《兄弟》的小说算起，他是第一个写电影小说的。

　　在《周瘦鹃文集》里有一些短文，是1920年代初他主编《申报·自由谈》时，自己每天在“自由谈之自由谈”和“三言二语”的专栏里发表时事评论，对于当时的北洋军政当局的批评相当尖锐，对总统、议员指名道姓的批评，可说是尽冷嘲热讽，嬉笑怒骂之能事。我们一向把周瘦鹃看作“鸳鸯蝴蝶派”，只会写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言情小说，或者写小说是为了赚钱，则大谬不然，而且周瘦鹃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怎么来看通俗文学与商业、政治与文化的关系。

　　我想再举一两个例子。最近范老师发现周瘦鹃一度用“五九生”的笔名连续发表了“见闻琐言”的短文，实际上是时事评论。为什么叫“五九生”呢？那是指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因此这个日子大家被认作“国耻”日。他以“五九生”为名，从中可见他的爱国心切，等于把“国耻”印刻在自己身上，把自己与国族命运连成一体的意思。我查了一下，用“五九生”笔名刊登的文章，恰恰就在1919年北京发生了“五四”风潮之后，如6月4日的《见闻琐言》报道了上海二万多学生在公共体育场为北大死难学生郭钦光举行追悼会，声援北京学潮。这一年周瘦鹃还写了《卖国奴之日记》的中篇小说，因为直接讽刺政府当局，没有人敢出版，他就自掏腰包出版。另外还有一部《亡国奴之日记》，写于1915年，由“五九”国耻而激发，用一个“亡国奴”的口气来表达国家被瓜分后的愤怒与哀痛之情。把这两部日记收在《文集》里是很有必要的，典型地说明了周瘦鹃的爱国情怀，富于正义感。而且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于这些事件的观察非常敏锐，有一种历史感。

　　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文学，“五四”和“五卅”有着何等重要的历史意义，大家都知道。《卖国奴之日记》和《西市辇尸记》恐怕是最早最及时反映五四和五卅的小说，在现代文学史里该记上一笔。像周瘦鹃那样对于当下发生的公共事件具有如此的现场感与历史感的，在当时的新文学家那里，恐怕还略逊一筹。但是历史偏偏无情而充满吊诡，长期以来周瘦鹃被贴上“鸳鸯蝴蝶派”的标签，甚至被认为“反五四”的逆流作家。

　　有些方面，通俗文学为五四新文学做了准备工作。过去几十年里“革命文学”倡导要表现“英雄人物”，如果要说这方面，周瘦鹃还是个先驱者。如《真假爱情》这篇小说，刊登在1914年的《礼拜六》杂志上。写一个青年告别家庭和爱人，到武昌去参加反清革命。像这样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背景来塑造爱国英雄的形象，可说是文学中最先表现国民意识与现代国家的作品。国民意识在晚清就已经有了，梁启超在《新民说》里就为未来的新中国设计出一幅新国民的蓝图，那还是他的想象的产物，但在民国建立之后描写这样的爱国者，就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意义。这样的民族英雄形象在周瘦鹃的早期创作中达数十篇之多。

　　民国时期的都市文化整体密切联系在一起，对于我们了解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及其对于现代性的集体追求，其情绪与心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天现代通俗文学已经堂堂正正地进入了文学史，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近二三十年来出版方面非常兴旺，看看书架上现代作家的文集或全集大量得到整理出版，相比之下这些通俗作家的文集还没有得到相当的重视，还有很多空白，因此这次《周瘦鹃文集》的出版是一个很好的进展，特别是范老师一向在现代通俗文学的园地里筚路蓝缕，不断开拓，这回又不辞辛苦而开辟出一个值得纪念的“周家花园”，也给我们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编辑：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