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囚牢里的陪号》，徐剑铭著，五洲传播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38.00元

　　徐剑铭的新作《死囚牢里的陪号》出版了，我很振奋。徐剑铭是我们陕西的作家，几十年笔耕不辍，创作了千万字的作品。这次，在当前中国文学不景气、边缘化的情况下，徐剑铭创作出这样一部厚重之作，是中国文学的光荣，是陕西作家的骄傲！

    《死囚牢里的陪号》是一部监狱题材的长篇小说，讲述的是死刑犯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根据徐剑铭自己因错案被捕入狱时的所见所闻改写，基本保持了原貌，很真实。死刑犯的狱中生活，死刑犯临刑前的种种表现，等等，它为我们展现了为层层幕幔所遮掩的那人类最为凄凉的一面。

    徐剑铭的这部书有深度，他把对社会，对时代的看法都写了出来。在这部书里，徐剑铭也没有一味地将个人的冷暖放到书中，而是更多地怀着佛家的宽容的心、感恩的心，感念生活为他提供的这一机遇，这也就从个人的小说中走了出去，把小我变成了大我，这样的作品具有文学的意义，具有时代的意义。

    严肃文学往往通过文字来表达对人性的认知，令读者读后涤荡心灵，感受生活，感悟生命，其思想影响深远。

    然而，当前中国的小说艺术却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是文学边缘化带来的，一是中国的小说艺术从五四以后，就一直没有空间让它充分地发展。五四后，接着就是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当时紧迫的时局，小说的艺术性就转弱了。后来解放区的小说虽然也出了一些名作，但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建国以后十七年的小说实际上有些急功近利，当时最好的小说家是陕西的柳青。柳青是十七年中国小说的代表人物。文革结束以后，文学发展呈现良好的势头，长篇小说的创作又回到了以故事为基础。但在此以后，有些作家又变得飘浮起来，文学变得花哨起来，这都背离了严肃文学的初衷。

    上世纪九十年代，“陕军东征”这一文化现象震动了中国文坛，我的《最后一个匈奴》也成为发起“陕军东征”的代表之一，应该说这些作品代表了中国小说的高度，但后来又降了下来，以后又出现了不少作品。每一朵鲜花都有开放的权力，至于这个鲜花开得艳丽与否，大与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为啥出现这种文学现象？这是对我们当时小说领域那种空泛写作的一种反对和咆哮。

    而今我又看到了一部好书——《死囚牢里的陪号》，看到了徐剑铭在坚守严肃文学方面的努力。中国文学的“大厦”就靠这些人在这里支撑，这些人把自己当祭品一样，为文学牺牲。像徐剑铭到了这个年龄，也子孙满堂，还在里面这样写作，这样玩命，从大的意义上讲是为文学，为社会；从小的意义上讲，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道德的完成，我爱了一辈子文学，我要尽我最后一把老命，还要把我的最重要的作品写出来，我觉得他是这样的心态，他希望中国文学能有好的发展。

    文化人，实际上很弱势，他们没有能力承担太大的责任，也无法改变中国死囚犯的境况，所以《死囚牢里的陪号》只是一部文学作品。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它的意义就在于徐剑铭有过这段经历，而社会上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个经历，用徐剑铭自己的话说，“我很慷慨地把我这段经历拿出来与社会共享”，我想这就是它的意义。

　　（实习编辑：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