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汝蘅缓缓经过国家大剧院的一条长廊，走向舞台。路实在太长，原本就很劳累的赵汝蘅累哭了。

　　这一天是7月16日。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闭幕。两年的筹划、半个多月的劳累，让她40年前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时落下的脚伤又开始隐隐作痛。

　　这位67岁的老人擦擦眼泪，走上台，开始以一种平和的腔调，缓缓念出闭幕词。

　　比赛仅仅十天，却是赵汝蘅57年芭蕾生涯中从没做过的事情。请评委不易，眼巴巴地坐在办公室里等人报名更不易，“比当团长时还要苦恼，我都快崩溃了，”她说。在中央芭蕾舞团(以下简称中芭)团长的任期里，无论经历何等的风浪，她都从未使用过“崩溃”二字。

　　“……在这57年中，我们度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跳舞。”赵汝蘅念道。11岁时懵懵懂懂地走进北京舞蹈学校的情景犹在眼前。

　　那之后，她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和院团体制变革的年代；28岁因伤退役后，完成了从新中国第一批芭蕾舞者到中国最顶尖芭蕾院团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从国有文化院团最困顿的时期开始，一路见证中国芭蕾舞的起伏发展。

　　“我自己伤了，没跳够、没过着好日子，这反过来让我觉得，应该把自己没得到的让年轻人得到。”赵汝蘅说。

　　“千万别把这个团弄垮了”

　　1993年，赵汝蘅被任命为中芭常务副团长。这个官衔给舞团带来了一阵小震动：领导班子和有些同事不明白，她不过是一个外号叫“赵大大”的舞蹈演员，她怎么就能成了团长呢？

　　作为1949年后培养的最早一批芭蕾舞演员，赵汝蘅曾主演《天鹅湖》《吉赛尔》及《红色娘子军》等大型舞剧。但跳了仅仅十几年，文革期间下基层演出时积下的伤病便让她过早结束了舞台生涯。

　　从1972年起，两次大手术和疗养几乎占用了她5年时间。此后，因为没有办法跳舞，她一直在考虑离开芭蕾舞团。

　　赵汝蘅第一次扭转这个想法是在1984年。那一年，舞团派她与白淑湘等老师一起带队去日本大阪参加国际比赛。参赛的6个演员一下子得了6项大奖，这让赵汝蘅十分激动。因为从1979年开始旁听英语，彼时的赵汝蘅已经可以和外国人作简单交流。一些外国舞团的艺术指导对她说：“以后有事就找你。”这让她有了信心。

　　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李刚觉得赵汝蘅“还是一个动脑子的人”。从1986年开始，他亲自点名让她接连带队出国访问。

　　1992年之前，文化部人事处就找到赵汝蘅，第一次提出让她来负责中芭的工作。她一口回绝，“绝对不能干。”赵汝蘅回忆，“不适合。自己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普通演员；自己又不懂管理，有这份心不等于有力啊。”

　　但是她关心这个舞团。有年轻演员受伤，她会急匆匆地催她们赶紧去拍X光片。“为其他人做些事情，能让别人不走我经过的坎坷道路，是我最简单的愿望。”她说。

　　虽然自己推脱，但是一年后，赵汝蘅还是被任命为副团长。同大多数国有艺术院团一样，彼时的中芭正处于历史上最困顿的时期。全团200号人每年只有207万拨款，工资都发不出来，工作人员只好纷纷出去拉赞助。

　　赵汝蘅上任副团长前的最高头衔是“团长助理”，就是为了方便自己去拉赞助，特意向领导争取来的。

　　虽然已在舞团工作多年，但突然被提拔为领导，她还是被各种质疑和非议包围。人们质疑她的家庭背景、演员出身和管理能力，而当她争取到第一笔来自李嘉诚的100万元赞助款时，又有人说：赵汝蘅的儿子在留学，她是不是拿这钱去支持儿子上学了？

　　赵汝蘅对自己的处境有点发蒙。她不会开会、不会讲话，对舞团的未来没有想法，也不知道从哪入手，唯一的念头只是：“千万别把这个团弄垮了。” 她每天应付各种问题，疲惫不堪，在团里硬顶着，回家掉眼泪。“有时候都不想来上班，觉得那个台阶我就迈不过去了。”赵汝蘅回忆。

　　1993年底，赵汝蘅碰到了上任后的第一个难题：广州即将成立芭蕾舞团，他们用高薪来“挖”中芭的人，从领导、主要演员一直“挖”到后台人员。

　　怎么能把人留住、让这个团不散，她设身处地想了想，觉得演员的心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想跳舞。

　　情急之下，她决定排全本《睡美人》，希望能让很多人有上台跳舞的机会，“从跳舞上找到艺术感觉，就不走了”。她这样想。

　　之后，一些主要演员还是去了广州，但毕竟绝大部分人留了下来。这个转折点让赵汝蘅明白，艺术是能留住人的，她也渐渐有了一点成就感。[NextPage]

　　机构改革：困难重重

　　1994年，在带舞团赴香港演出期间，当地的一篇报道让赵汝蘅大受打击。文章写道，“平均年龄39岁”，中芭可称“世界上最年迈的芭蕾舞团”。

　　从香港回内地后，赵汝蘅下决心解决“新演员进不来、老演员出不去”的情况。可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请人家走是不太可能的”。

　　赵汝蘅选择的方式仍然是排戏。她回家翻看录像带，最后决定排《舞姬》——这出被公认为难度最大的芭蕾舞剧，一出场就要求演员抬后腿。“演员老了就抬不动了。”她说，“让他们自己感觉自己不能跳了。” 同时，她申请把35岁以上的老演员养起来，让他们拿60％的工资提前退休。

　　刚解决了这个人事问题，新麻烦接踵而至。在1996年文化部的体制改革中，中芭一度被并入中央歌剧院，舞团乐队也宣告解散。而赵汝蘅当时则固执地坚持应该保留中芭的建制。于是，“上面”觉得她抵制改革；下面的人则在上班途中拦着她，责问她为什么要解散舞团的乐队。

　　到了2001年，演员的宿舍楼又成了赵汝蘅最头疼的事。为了改造这栋老化的筒子楼，她跑到时任发改委主任曾培炎处，终于争取到相应的拨款。

　　同时，她开始主导舞团“年薪制”改革，让演员们知道自己的价值。“在改革方面，我们是走得太超前了，” 主管人事工作的中央芭蕾舞团原副团长何平说，“以至于2006年国家工资改革时，我们反而又倒回去再做。”

　　除了机构改革，赵汝蘅还得操心芭蕾舞在内地的普及工作。直到1990年代中期，舞团演出时台下还是乱哄哄一片，观众“听不懂也看不懂”。他们去广州演18世纪浪漫主义芭蕾舞《吉赛尔》，别人很惊讶地对赵汝蘅说：“这不应该是吉普赛的东西吗？”

　　于是，她开始尝试在开场前亲自上场，站在幕外跟别人讲解剧目常识。同时，受到李德伦开创普及性交响乐演出的影响，中芭开始做一些普及讲座。最早一次讲座是在国家图书馆，7对得过国际金奖的演员在一众部级干部面前表演双人舞，赵汝蘅则在一旁简单讲解芭蕾发展史，与台下互动。“走进芭蕾”系列讲座由此被开辟出来，变成一个长期普及项目。

　　2000年，北大百年讲堂刚投入使用，赵汝蘅便找到北大，最早把演讲堂开启成为一个演出场地。如今，北大的芭蕾舞演出已经成为固有节目，培养了大批芭蕾观众。

　　开启跨界合作

　　1995年，受哥伦比亚公司的邀请，赵汝蘅第一次作为团长带队出国演出。那时候，受邀的几乎都是片断或小节目，而且演出地点“是边缘的小剧场”。

　　赵汝蘅已经明白，艺术才是一个艺术团体“最大的政治”。除了中芭的“老家底”《红色娘子军》外，怎样才能告诉观众，芭蕾不仅仅只有王子和公主？

　　她把目光投向了不同风格流派的编舞，希望借此给舞剧带来全新的角度。1999年起，她开始主持编排《黄河》《梁祝》及《胡桃夹子》等一些中型中国舞剧。前者找来民族舞蹈家陈泽美，《梁祝》排了中外编舞两个版本，《胡桃夹子》也找了不少外国编舞，“但都不算特别成功”。

　　其实，赵汝蘅对话剧尤其关注，因为“先锋话剧是走在前面的”。其中在黑匣子剧场演出的《北京的故事》给了她很大冲击——在这出剧目中，京剧、现代舞和话剧演员同台演出。赵汝蘅朦朦胧胧产生了寻求与业外人士合作的想法。

　　2000年，《胡桃夹子》的舞台设计师曾力对赵汝蘅提到，导演张艺谋在做音乐剧《印象刘三姐》。赵汝蘅当即想，《红色娘子军》也是根据电影改编的，张导既然能导音乐剧，干吗不能做芭蕾舞剧？

　　通过曾力的沟通，赵汝蘅约张艺谋在北展看了场芭蕾舞，之后便去她家开始谈剧本。经过多次讨论，他们决定改编张艺谋的旧作、色彩极为强烈的《大红灯笼高高挂》。

　　赵汝蘅又找来旅法作曲家陈其钢和法国服装设计师，后者用旗袍把芭蕾舞演员整个包了起来。

　　当时，电影导演、旅法作曲家、话剧舞台设计师这样的跨界合作引起了非议。非议来自剧团内部、舆论乃至上层，导致该剧落选第一次国家精品工程。

　　“张艺谋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社会地位，反对他的人特别多，我们的剧目选择也是有非议的。”赵汝蘅回忆说。

　　然而，《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国外备受好评。2003年，这出舞剧成功出访英法意三国。英国方面甚至主动找赞助，并同意中方自带乐队。整整一个星期，赛德勒温泉剧场都挂满了红灯笼，直到最后一场，门口的观众还排着长队。带着170多人庞大演出阵容的赵汝蘅不由得想到，17年前自己也带团来过这里，却只能演出片断《天鹅湖》和《祝福》。

　　在意大利演出后的观众见面会上，赵汝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观众讲述了从《红色娘子军》到《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故事。一位戏剧评论家总结，“最早我们把《红色娘子军》认作中共宣传工具，现在我们觉得它是一个中国的财富。《大红灯笼高高挂》则代表了现代化的中国。”[NextPage]

　　这次成功出访也打响了中央芭蕾舞团的名号。在此影响下，赵汝蘅于2008年带着《天鹅湖》登上殿堂级剧院——英国皇家歌剧院的舞台，2009年又将两出整戏带到巴黎歌剧院。由于“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的贡献”，法国向赵汝蘅颁发了“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大红灯笼高高挂》不能说是绝对的精品。”十年后，赵汝蘅评价。她深知这出剧目还是有一些问题，“但我觉得这一步迈出去，是一种无意识的突破。”

　　她将《大红灯笼高高挂》跨界合作和商业上的成功评价为一个“拐弯”。这种模式影响了许多人，此后有越来越多的舞台艺术开始跨界合作。“我觉得中芭是起了一个先导作用的。”她说。

　　而这出剧目也让赵汝蘅看到了舞蹈界自身的问题。跟张艺谋的合作中，最大的障碍是编舞自身的文化水平——导演有天大的想法，编舞都无法理解和体现。

　　2008年，中芭选择人艺导演李六乙创作舞剧《牡丹亭》，也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李六乙急得都想练舞了，编舞也快被我逼疯。”赵汝蘅说。她希望编舞能够具有美术眼光、音乐修养和文学底蕴，“林怀民是文学博士出身，体验出来的东西是不同的。”

　　离开中芭的赵汝蘅仍然记挂着这件事。在今年筹办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时，她明知道编舞比赛不好搞，也坚持要把它放进去。她自认自己卸任后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因为“我这一辈子就干芭蕾这么一件事”。

　　获奖理由

　　2011年，在她发起、推动下，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成功举办了首届北京国际芭蕾暨编舞大赛，具有国际水准的赛事得到了国内外业界的认可和好评。她1955年学习芭蕾艺术至今，虽因脚伤过早离开舞台，但她把对事业的热爱倾心奉献给中国芭蕾艺术事业。她担任团长的15年间，坚持继承与创新，引进了一大批世界经典剧目，推出了以《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代表的可以媲美国际芭蕾舞界的中国民族芭蕾舞剧，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优秀人材，使国家芭蕾舞团当之无愧地登上国际舞台。在半个多世纪里，她和一代又一代的舞者，不断地用足尖在芭蕾艺术的瀚海里执著地探索、追求。

　　简介：赵汝蘅，1949年后中国第一代芭蕾舞者，曾主演《天鹅湖》《吉赛尔》及《红色娘子军》等大型舞剧。1972年因脚伤退出舞台，开始陆续参与中央芭蕾舞团的管理工作。1993年担任副团长职务，次年晋升团长。15年后离任，当选中国舞蹈家协会第九届主席，目前担任国家大剧院舞蹈艺术总监。

　　（编辑：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