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韬
在荷兰莱顿大学的“China on Display”会议上邀请了两位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和评论家，一个是张培力，一个是王南溟。张培力从“中国当代艺术成为西方的中国景观的角度”分析说明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几种套路；王南溟说，后殖民主义批评是他十多年来一直从事的批评工作，尽管现在这些后殖民艺术还相当有市场，但在中国大家都已经认识到这只是中国符号的作品而已。那么，王南溟现在研究的是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么？也许，王南溟的批评性艺术能够回应西方学者的提问，如果不做中国符号那么做什么？从2006年到2007年荷兰有两个美术馆举办了中国当代艺术展，一个是阿姆斯特丹的Cobra美术馆，一个是鹿特丹的Boijmans美术馆，会议后，应荷兰基金会的安排，由茀兰带路，张培力、王南溟和我一行四人去了这两个美术馆与策展人交流。
Cobra美术馆建于1996年，分上下两层，上边一层是当代展览，下边一层是常年陈列展。这个美术馆主要是为了纪念欧洲1948年的艺术流派“Cobra”而设立。这个艺术流派是由来自丹麦、比利时以及荷兰的艺术家在1948年发起的最后一场欧洲前卫艺术运动。其中Cobra的“Co”代表哥本哈根，“br”代表布鲁塞尔，“a”代表阿姆斯特丹。那个时候“二战”刚要过去，欧洲的艺术家力图反抗一切传统的、中规中矩的东西，并且都对社会主义很向往。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更加自由和代表创新。他们特别反对当时欧洲那种写实的传统艺术方式，大多进行实验性的创造，很看重非欧洲的、原始的，甚至包括孩子的那种无拘无束的画法。一层展厅陈列的就是他们的作品。我们的交流主要针对正在二楼展厅展览的由冯博一策划的“China Now”的中国艺术家群展，其中包括方力钧、张晓刚、张濒、宋东、刘建华、尹秀珍、白宜洛等人的作品。
Cobra美术馆策展人Katja很有兴趣听听中国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对“China Now”展览的看法。Katja说，她请中国策展人来做中国的展览，主要是觉得这样能比较真实反映中国的艺术。王南溟回答她说：“请中国策展人做中国的展览也不一定真实，因为现在中国的策展人大多是按照西方人的要求和口味来做中国的展览。”张培力则说：“让我来评价这个展览，我就要讲这不是一个有关中国现在的展览，作品与展览的名字‘China Now’不相符合，它是一个‘过去’的展览，这些参展的艺术家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直在重复着这些作品，从艺术创造的角度上来讲，他们已经‘死亡’。比方说这个作品，”张培力指着张濒的《红色娘子军》说，“这个作品，如果单从他的绘画技巧上来讲，它是很差的，但是它用了‘红色娘子军’这个符号，所以西方人就会认可它。”
2007年12月11日中午，我们到了鹿特丹的Boijmans美术馆（Museum Boijmans of Rotterdam），这个美术馆的特点是“将传统与当代艺术间隔或者干脆混合展出”，策划人Jaap Guldemond去年也做了一个“中国当代”(“CHINA Contemporary”)的艺术展，将建筑、艺术和视觉文化三部分合在一起，参展的有徐震、杨振中、杨福东、胡介鸣、蒋志等新媒体艺术家的作品，西方人的反应是这些作品不像中国艺术。就这个话题，下面是王南溟与Jaap Guldemond的交谈。
王南溟：我简单的问几个问题，你说做了一个不太带有中国符号的展览，你怎么会想到要做这样一个展览？大家对这个展览的反应怎样？
Jaap：因为我已经看到过很多那种带有中国符号的，就像前几天你们在阿姆斯特丹的Cobra 美术馆看到的冯博一策划的“China Now”那样的展览，这方面我已经有点经验，所以我就想自己去中国，自己去找一些艺术家，找那种跟西方的模式有点像，但是不带中国符号的，并有新的内容在里面的作品。总之，是要跟我以前看到的西方人作中国的展览不大一样的那种展览。我觉得那种中国符号的作品很表面、很商业。我做展览对作品的质量是很看重的。我想做一个更有深度一点的展览。我在中国做这个展览，跟我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作展览的态度是一样的，不会因为这是中国，我的态度和标准就要改。其他很多西方策展人在做中国展览的时候，都找中国策展人合作，而这些中国策展人基本上都是搞东方情调或是东方主义的。但是我的想法正好相反，我想作的跟异国情调或是东方主义没什么关系。这也是我在我们吃午餐的时候就谈到的，我其实是想持一个批判的态度来做这个展览，因为现在很多西方人还是带着一种看异国情调的态度来关注中国的展览。所以，当我作了这个展览，很多观众就觉得这不太像一个中国的展览，这跟十八、十九世纪就留在他们脑海中，有关中国的形象或是代表符号很不相符，而这些符号跟现在的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更多选择了做新媒体的艺术家，正因为手法以及材料和传统的不一样了，所以作品的中国符号性也就减弱了。尽管我也想选择其他类型的艺术家，比方说架上的绘画一类，但是为了区别中国性的作品，所以最后结果就是多媒体的作品占了大多数。和很多西方人一样，当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很为中国的高速发展震惊，公共空间每天都在扩大，建筑每天都在增多，所以我选择艺术家时很大程度都跟社会变化有关系。
王南溟：你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
Jaap：我是2004年上海双年展的时候第一次去上海。
王南溟：那你现在作了中国的展览以后，还有没有计划再作有关中国的展览？
Jaap：我不一定作全部是中国艺术家作品的展览，但是会作某个中国艺术家的个展。
王南溟：那么如果你作一个中国艺术家个展的时候，还会依然保持这样一个有关社会变化的主题吗？
Jaap：对，这是肯定的，这不是针对中国艺术家，如果我策划一个法国艺术家的展览，我也会采取相同的态度，只不过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如果艺术家做的作品跟这个有关系，那么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王南溟：那如果这样作，西方的观众也许还会说这不像一个中国的展览，如果是这样，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Jaap：那我会按照自己的想法作，我不会管公众怎么想，如果引起争议，我会很高兴。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荣誉。我最初作这个展览的时候就是想强调艺术家的个人性，所以我最早找了徐震、汪建伟还有另外两个艺术家，想作他们的个展，而不是群展。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作成，所以就先作了一个群展，作一个初步的介绍。但是接下来我还是想作个展，因为我是要强调艺术家的个人性，而非群体性。
王南溟：我今天看了这个美术馆，觉得有很多当代的展览，那是不是这个美术馆更加偏重当代这一块呢？
Jaap：这个主要跟策展人有关，可能过几个月你们来，这里传统的会多一些，这倒不一定是侧重哪一块的。
看得出来，Jaap Guldemond是一个很愿意和中国艺术家、评论家、策展人交流的西方策展人。我们在Cobra 美术馆的时候，他特地从鹿特丹赶到阿姆斯特丹的Cobra美术馆和我们见面。Jaap Guldemond策划的这个展览到底应如何评价，除了西方的观众外，还有待于中国专业界的反应。中国既受西方的影响，又有本土的复杂性，像是一层又一层的迷雾需要揭开，难怪张培力说，“这个展览还是有中国符号的”，联系到张培力在“China on Display”会议上的演讲，把“中国”做成展览本身就有问题的。王南溟说这个展览不能说是中国符号的展览，至少也是“无聊艺术”的展览，而王南溟近年来都在用批评性艺术在批判“无聊艺术”。
（编辑：萧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