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震

　　［摘要］有学者认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违心创作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然而此说并不能令人信服。从嵇康的学识构成来看，《老》、《庄》是构成其学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声无哀乐论》自身的论证结构来看，它也自成体系，并无矛盾；而其它著作与《声无哀乐论》的美学思想是一致的，且他的相关的著作自成体系，相互呼应，因此可以说，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并非是违心之论。
　　
　　［关键词］声无哀乐；违心说；老庄；隐世；养生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美学意义，无论是美学家还是史学家，对嵇康的研究从未中断过。然而，在对嵇康（尤其是其《声无哀乐论》）的研究中，却出现了一些颇有争议性的声音。《中国古代音乐史》一书中，在论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时指出：“‘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与声音’（自《声无哀乐论》）之类的说法，显然是嵇氏的违心之论”［１］，并列出三条理由来：作者认为嵇康之所以纵酒、清谈、师老庄、讲无为，都是为了避免来自对头司马氏集团的祸端；嵇康作《声无哀乐论》是麻痹敌人，保护自己的违心的论著。另外，嵇康在《琴赋》中说，琴曲所表达的多种风格细腻的内容是情感的体现。并且作者认为，《广陵散》是表现杀戮的一首古琴曲，即声有哀乐，嵇康作《声无哀乐论》是违心的。诚然，嵇康所生活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与自身经历，要求他要学会保护自己，以免招来政敌的杀身之祸。然而，是否就像金文达先生所说，嵇康作《声无哀乐论》是为自己辩护、伪装的违心之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下面几点：嵇康师老庄之学的原因是怎样的；嵇康的其它著作与《声无哀乐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广陵散》能否作为“违心说”的理由。一、嵇康师老庄之学，是否因为避祸的需要？嵇康自幼由母兄二人抚养，“‘不训不师……冯宠自放’，‘不涉经学’（《幽愤诗》）。‘又读《老》、《庄》，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与山巨源绝交书》）……”［１］

    由此可见，嵇康师《老》、《庄》是构成他学识的重要部分，也是使得嵇康放荡不羁不涉政治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之前的嵇康与司马氏集团并没有形成政治上的对立。他学《老》、《庄》应该是历史的偶然而又具有必然性的事件，与他后来同司马氏政权的政见不合显然没有关系。嵇康在正始三年（２０岁）开始过隐居生活，２２岁时与长乐亭公主结婚，拜中散大夫，直至此时方才在政治形势上形成与司马氏集团的对立局面。嵇康的老庄思想在其著作中是得到充分印证了的。一是《明胆论》中提出的“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认为天道自然无为，天地间的元气产生万物。这显然接受了老庄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和王充的一元论的思想；一是在《释私论》中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认为越名教、除礼法，才能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这反映的仍是道家的自然观。另外《琴赋》认为琴“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养生论》、《答难养生论》认为音乐既有利于养形、养神，更能使人进入与‘道’为一、无限自由的理想境界。”［２］这都说明嵇康隐世、养生等美学思想，是与其接受老庄思想分不开的，并非只是为了所谓避祸的需要。嵇康不愿与司马氏同流合污，常借纵酒等手段来搪塞，但他却并不怕与司马氏敌对。实际上，嵇康一直正面与司马氏对立，凭证有三：

    １、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与司马氏的“礼乐行政”，“学在官府”的官方音乐思想直面对立。“嵇康反对司马氏，不仅通过这种清谈的思想影响，而且直接见之于自己的言行。司马氏标榜以孝治天下，他就居丧饮酒食肉；司马氏想通过武力夺取政权，又想通过禅让夺取政权，他却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提出‘非汤武（上汤和周武王是通过武力夺取天下的）而薄周孔（周公和孔子是推崇禅让的）’；司马氏要拉拢名士，以资号召，他就弊地河东……”［３］这也是招致司马氏集团憎恨的一个重要原因。

    ２、与阮籍等人不同，在竹林七贤中，只有嵇康敢与司马氏坚持斗争而毫不妥协，始终隐居竹林，不肯就范为官。真正地实践了“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家戒》）。这不仅体现嵇康与司马氏集团对立决心，也体现了他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当时更有人称之为“方中之美范，人伦之胜业”（《世说新语　德行》）。

    ３、“嵇康曾要儿子谨小慎微，明哲保身，那是为后代着想，他自己并未实行。”［２］嵇康之死在《晋书　嵇康传》中隐约可知，他为救好友吕安而遭受诬陷至死，为司马氏集团抗争而献出生命的。在其临终前并不畏惧，弹琴自若，只是叹息：“昔表孝尼常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据此可见，嵇康师老庄、讲无为、清谈、吃药（魏时吃药养生在民间是一种流行风气）是他历史的际遇，并不是为了政见上的不同而违心学老庄、治玄学。即使是政见上的不合，最终导致杀身之祸，但他并无惧怕之色，何谈避祸？二、嵇康的其它著作与《声无哀乐论》是否相矛盾？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出：“声之与心，名为二物，不相经纬。”这并非违心之论。《琴赋》中主要谈论的琴曲情绪类型的内容并非是描写人的情感的，而是描写人的情感特征的。宽明弘润的，如《唐尧》曲；优游踟躇的，如《微子》；能惩躁息烦的，如性格窈窕的《流楚》等等。其中不难看出，前面的修饰词是用来说明不同音乐类型的外部形态特征的，而不是如作者所说，表现人的情感类型。至于“窈窕”、“踌躇”之类的具有人性化的词语，可以理解为象征性的修辞手法。其中“有的乐曲，状若崇山，又像流波，浩兮汤汤，郁兮峨峨”之类的句子，易使读者误以为是音乐描写山水的，其实不然。崇山和流波之间有共同点，即庞大威严的样子，是用来说明音量大之类的音乐的。由此可见，嵇康的用意并非是说明音乐能表现怎样的事物形象。嵇康在《琴赋》中有“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然为尽其理也”，这句话也足以说明嵇康的声无哀乐的观点。嵇康认为，声音是不能表现悲哀的，汉赋说音乐以悲为美是站不住脚的。“《琴赞》赞美琴‘体其德真，清和自然’，这与《声无哀乐论》以‘自然之和’为美的思想是一致的。”［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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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嵇康之所以能把音乐类型分那得么细腻，源于他高超的琴技以及文学功底，但却不能说明是嵇康的“声音”能表现情感。
　　
　　从整体结构上看，《声无哀乐论》可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正面阐释声无哀乐的道理，第二部分论哀乐与音声无必然联系，第三部分论静躁与哀乐的不同，第四部分论音乐移风易俗的原因不是哀乐而是和。嵇康可谓从多个角度对声无哀乐的观点进行论述证明，文中多处互相呼应，形成一个比较有逻辑关系的体系。有人曾指出《声无哀乐论》在推理过程中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也有人说这是一篇违心之作。但是，以嵇康“刚肠疾恶，遇事便发”的性格，会煞费苦心，用这么大篇幅的论著为自己伪装吗？难以置信！嵇康多次公开表示与司马氏集团的对立，曾写《管蔡论》借古喻今，为“海南三变”辩护，说他们是“欲除国患”（司马氏集团），而绝非是“图谋社稷”。可谓“嵇康”之心，路人皆知。笔者想问，既然嵇康如此处处体现出与司马氏不合，又何必大费周折替自己伪装呢？这不是有悖常理吗？另外，虽然《声无哀乐论》在推理上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但这丝毫不能说明它是“违心”之作。
　　
　　除了《声无哀乐论》外，嵇康的美学思想还散见于《琴赋》、《琴赞》、《养生论》、《答难养生论》、《答释难宅无吉凶慑生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等著作中。《琴赋》所说音声之“理”，音乐的本质就是“含至德之和平”，所以同一乐曲能使“哀者更哀，乐者更乐”，这与《声无哀乐论》所说“以平和为体”属同一美学思想。《养生论》、《答难养生论》中“导养神气，宣和情志”、“任自然以托生”、“越名教以任自然”等美学思想与《声无哀乐论》是互相呼应的，是嵇康审美的人生态度的充分袒露，也是其音乐美学思想与其实际人生态度互相一致的有力证明。
　　
　　嵇康的整个学术观应属于玄学。“所谓玄学有‘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为其经典。玄学以‘有’、‘无’之辩为核心，（‘无’即‘玄’即宇宙本体，‘有’即现实世界），以‘得意忘言’为方法，以辨名析理为特征，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为目的。崇尚老庄，实则调和儒道。”［１］而“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哲学思想贯穿于《声无哀乐论》中，也散见于其它著作中。从这一层面看来，嵇康的“声无哀乐”美学观是与其所师老庄相辅相承的。三、《广陵散》能否作为“违心说”的理由？
　　
　　嵇康在《答二郭》一诗中的“豫子匿梁侧，聂政变其形。顾此怀怛惕，虑在苟自宁”也不难解释。这句诗可以认为是，嵇康在弹《广陵散》时有与战国时豫譲、聂政两位刺客的悲壮类似的内心感受，但却不能成为说明这是音乐所表现的内容的依据。嵇康认为“声之与心，名为二物，不相经纬”。由此可知，也许在嵇康的内心会有这种认识和感受，但并不能说明这就是嵇康对这首曲子内容的理解。无论琴曲表现什么内容，甚至于，无论声无哀乐论能否成立，它都不能证明《声无哀乐论》是嵇康的违心之作。
　　
　　《广陵散》是由民歌加工而成（见孙亥的《琵琶赋》），一段时间后，直至嵇康时才发展成为一首大型琴曲。也就是说，这首大曲并非由嵇康所创，至于其表现何内容，已经不得而知。发展至后来，为何有了凄恻戈矛纵横之说，更是无法证实，因为历代存有不同看法。因此并不能说《广陵散》是表现什么固定内容的。嵇康在《琴赋》中曾云：“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然未尽其理也。”这体现了嵇康“至德之和”的音乐美学思想，（这与《声无哀乐论》也是相印证的）因此说，此曲是否如金文达先生理解的那样，表现传说中的故事？笔者持否定态度。从美学角度而言，对音乐是否能够表现一定的内容，属于自律美学与他律美学讨论范畴，是学理上的问题，有待学术界讨论，在这里是不足以引以为据的。我想金文达先生似乎忽略了这一点。
　　
　　懂得一些古琴艺术的人皆应该知道，古琴的减字谱是不记节奏的。演奏者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大（例如琴曲《酒狂》就有几个版本，而每个版本的表现特征都有所不同），可谓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而对于整体著作都表现出自律论观点的嵇康来说，他能认为此曲表现的是传说中的故事吗？至于嵇康的自律论美学观点是否正确得当，当然可以再研究，但却不能作为“违心说”的证据。其实，嵇康的这一思想并非他的独创，而是古已有之。有人说：“嵇康‘声无哀乐’思想的产生，并非丝毫没有前人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西汉的著作中，有不少据引先秦集中的轶事指出‘声无哀乐，乐本在心’这一音乐审美现象的记述。”［４］他的玄学思想与前人思想的撞击，很自然地就产生了《声无哀乐论》，这是合情合理的，而非伪装的违心论。这从他的才学构成、现实中与司马氏敌对的情况以及《声无哀乐论》自身的结构便可窥见一斑。
　　
　　至于嵇康在与司马氏集团斗争中纵酒隐逸等行为是否为了麻痹敌人，笔者也是持否定态度的。正始末，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斗争加剧，“竹林七贤”　隐居山林，嵇康与山涛、阮籍等饮酒、服药、弹琴、咏诗、清谈，以锻铁灌园为乐，回绝司马氏集团为官的要求。嵇康与司马氏的对立是很明确的，嵇康嗜酒隐逸是明确地表示了自己与他们的不合作态度，谈不上“麻痹”敌人。当然，这种以不合作的方式进行斗争，手段比较灵活，既可以与“敌人”抗争，又可以保护自己不被迫害。另一方面，嵇康师老庄、讲无为、清谈、吃药是他历史的际遇，而纵酒隐居与他的才学构成也是密不可分的，并不是一种无奈之举。他的耿直是显而易见的，根本无须大费周折作《声无哀乐论》来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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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
　　
　　嵇康最核心的美学思想应当概括为“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思想不仅体现了他老庄思想的一面，也表现出了他“声无哀乐”的思想。纵观嵇康的整个著作的思想可以清晰地看到，嵇康的美学思想在不同的著作中是相互印证，相互呼应的，并无矛盾之处，亦自然无“违心”之说。单凭嵇康所处时代与了了诗句，便论断嵇康作《声无哀乐论》是处于保护自己的违心之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当然，也不能否认嵇康养生吃药、归隐山林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回避司马氏的作用。但究其原因，应当说既是师老庄的结果，也是与司马氏政权敌对的直接表现。另外，像作者这种把未得到学术界普遍
　　
　　认同的个人观点写进教材的做法，笔者亦不敢苟同。如果其观点正确，则无可厚非；如果观点有失偏颇呢，对读者的不利影响便可想而知。要知道，这是广大学生会引以为实的教材！
　　
　　参考文献：
　　
　　［１］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Ｍ］．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蔡仲德．中国古代美学史［Ｍ］．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吉联抗．嵇康·声无哀乐论［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１．
　　
　　［４］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Ｍ］．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４．
　　
　　［５］蔡仲德．音乐之道的探索［Ｍ］．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２００３．
　　
　　作者简介：张震（１９８６—　），江苏东海人。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音乐学系２００６级本科生，研究方向：音乐学理论。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