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慧

——谈全球化时代德国多元文化（1）语境中土耳其移民电影叙事的意义

　　提要：上世纪90年代后半叶，在至今背负着纳粹法西斯排犹和种族主义歧视罪名的德国，一支底层外国移民的电影人队伍异军突起，并以讲述他们边缘生活的叙事赢得了德国以及国际影坛的瞩目。今年3月以来北京德国歌德学院先后在北京市和北京电影学院放映这个土耳其移民导演群体的代表人物法提赫·阿金（Fatih Akin，1973——）的六部作品。借此机会，本文从德国土耳其移民电影叙事的产生与近半个世纪来在全球化潮流冲击下的德国多元文化社会背景的彼此关系出发，概述这个导演群体作品的移民叙事内涵，并透视其中流露出的双重性美学价值：一方面是得益于多元文化的平等宽容而觉醒生长的“他者”自我意识和“他者”视点的审美主体性意义，另一方面则是对文化多元导致的精神无家园的悲剧性审美体验。为整体理解和欣赏这批德国土耳其移民导演的作品提供一个视角和相关信息。
　　
　　关键词：土耳其移民电影  移民叙事  全球化  文化多元  文化身份困惑  精神家园失落

    2004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土耳其裔德国导演法提赫·阿金的《撞墙》（Gegen die Wand，2003，又译《勇往直前》）为德国电影赢得了18年未遇的金熊奖，也印证了近十余年来活跃在德国电影界的一个颇具阵容的土耳其移民导演群体的成就。至今，这批导演仍在努力创作，不仅其艺术风格和技巧日渐成熟，其移民叙事话语的视野也在不断扩展和升华。对德国电影和世界电影来说，它体现的更重要的意义是，这批土耳其移民导演在自己的影片中建构了一种规模性和个性具备的移民叙事话语。进一步看，这个移民叙事的成就又折射出我们这个全球化日益加速进展的时代的文化特点：一方面，其移民叙事的内涵作为一种社会边缘／“他者”话语，反映了全球化导致的国际移民现象加剧所带来的、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矛盾和冲突的不平等经验。另一方面，土耳其移民叙事在电影中之所以获得高度认可，最终又是这种多种文化并存的现实所要求和激发的文化多元的平等理念使然，正是文化多元的理念和意识赋予了长期被挤迫于边缘的少数文化群体以主体性权力。然而，问题的第三个方面是，这个移民叙事又揭示出，真正身置多元文化之中的个体必然会遭遇不断重新选择和定位文化身份，乃至无所适从的困惑，并且精神家园也因此更加失落的新问题。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德国土耳其移民电影的移民叙事，都可以被看做当代全球化文化多元时代的一个有价值的文化艺术个案。本文将从其移民叙事的产生与近半个世纪来在全球化潮流冲击下的、德国多元文化社会背景的彼此关系出发，概述这个导演群体作品的移民叙事内涵，并透视其中流露出的双重性美学价值：一方面是得益于多元文化的平等宽容而觉醒生长的“他者”自我意识和“他者”视点的审美主体性意义，另一方面则是对文化多元导致的精神无家园的悲剧性审美体验。
　　
　　“他者”的底层起点——
　　
　　土耳其移民在联邦德国
　　
　　有研究者指出，全球化进程的直接结果之一是“各民族之间的物理距离正在缩短”。（2）其中突出的是国际移民现象加剧，后者导致了全球化话语意义上，异民族之间物理零距离的接触。在当今世界民族间仍有政治、经济强弱不同、文化个性差异的现实中，这种短距离接近的异民族关系，必然不能逃避不同民族社会政治地位的等级关系以及文化上的彼此冲突，乃至移民自身苦于生活方式、道德价值观等文化身份的多重矛盾和选择。在移民国家和地区，毋庸置疑，声息相闻的异乡人和本国人会不同程度地身处这些矛盾的张力场中。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侨居德国的土耳其移民群体和德国主流社会及其文化的关系也不外乎这种关系模式。
　　
　　“二战”后，在全球范围内移民潮进入涓涓细流的50到70年代，（3）西德、奥地利、瑞士等发达国家却开始由政府主持大量输入外国劳工，（4）以补充本国劳动力欠缺。当时，进入西德的最大劳工群体是土耳其人。（5）欧洲几国这次劳工引进虽是经济举措，但也使欧洲社会后来出现了集中的移民文化及其与其本土主流文化的复杂关系。
　　
　　无疑，“客籍工人”在全球移民群体中属于社会地位较低的一种。（6）他们为谋生而背井离乡，在旅居国忍辱负重，寄人篱下。当时奔赴西德的客籍工人也都进入了德国社会最艰苦的行业，做了生产第一线的产业工人，建筑工人和清洁工，更有蔬菜水果摊贩等。而土耳其移民在文化上除了语言不通之外，他们的伊斯兰教及其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诸如宗法式感性的人际关系，传统的性别观、婚姻道德观等等）与西德的基督教文化，特别是已进入后工业时代的许多现代文明更显得格格不入。所以，在很长时间内，生活在文明和经济发达的西德的土耳其劳工是一个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受歧视和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他们不仅在现实中完全被排斥在德国社会的底层，而且其文化形象在西德的主流文明中，也是一种碍眼的“异类”：既是孤苦无依，受剥削、歧视的“苦力”，又是粗蛮无礼，甚至是暴力和犯罪的嫌疑对象。虽然随着时间和德国相关政策的改变，这些客籍劳工中的很多人后来留居德国，获得了移民身份，但是，这并没有根本改变他们仍然是外国人和底层人的形象。除了以弱者之态寄人篱下之外，他们和德国主流社会的关系也基本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他们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精神要求，更有与德国人共处的喜怒哀乐，但是白人中心文化之外的“他者”文化身份使得他们在德国社会是一个没有主体自觉性，也几乎完全没有政治、文化的表达和参与话语权的边缘群体。鉴于此，土耳其移民形象在文化上自然不登德国主流社会的大雅之堂，电影界尤其如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德本土的银幕上，有少数“68年一代”德国导演和几位移民出身的电影人，前者以社会同情之态，后者以诉苦的方式，表层地涉猎过德国社会中外国移民的艰辛处境。而全面具有规模以及深入地将外国移民的社会生态搬上银幕进行审思，则是90年代后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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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崛起于文化多元时代的宽容语境
　　
　　——土耳其移民叙事的审美主体性
　　
　　90年代后期，在德国受教育和成长的土耳其移民的子辈中，有一批人跻身德国社会的公共领域重镇——电影界，开始在银幕上讲述自身的故事。他们在为数可观的作品中，以移民——几代底层人和边缘群体——的悲欢离合的叙事，在德国影坛扯起了一面令人瞩目的彩旗，并在美学和艺术方面赢得了德国本土电影批评界以及国际影坛的广泛认可和欢迎。其中除了法提赫·阿金外，比较有成就的导演还有托马斯·阿斯兰（Thomas Arslan），于科瑟尔·雅夫子（YükselYavuz），库图卢戈·阿塔曼（Kutlug Ataman），胡锡·库提卢坎（Hussi Kutlucan），女导演那蒂亚·德拉都（Nadya Derado），赛拉普·贝拉卡拉苏斯（SerapBerrakarasus），埃伊瑟·坡拉特（Ayse Polat），赛菡·德林（Syhan Derin），布克蒂·阿拉库斯（BuketAlakus）和专拍纪录片的埃伊荪·巴德姆索伊（AysunBademsoy）等。
　　
　　本文所谓的“移民叙事”，就是指这批德国土耳其移民后代的作品的主要题材和主题旨趣而言。他们的作品聚焦以土耳其移民为主的、在德国生活的外国底层移民的生活，从各个角度展现这些移民的各种生活形态、其中的喜怒哀乐，构成了一种悲剧色调的、内涵集中的叙事话语。如埃伊瑟·坡拉特的《出国巡回演出》（Auslandtournee，1999）是从移民最敏感的问题——入境的困难写起；托马斯·阿斯兰的《兄妹们》（Geschwister Kardesler，1997）描写一个德国和土耳其移民合璧的家庭中，兄弟姐妹们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取向构成的矛盾生活场景；他的《商人》（Dealer，1998）写旅居柏林的土耳其人坎对生活充满渴求，但在现实中却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的苦闷；《美好的一天》（Der sch？ne Tag，2001）写柏林的一个土耳其姑娘内心难以排遣的那种都市青年的精神彷徨和孤寂；于科瑟尔·雅夫子的《四月之子》（Aprilkinder，1998）则把镜头投向汉堡的一个土耳其移民家庭的纠纷，揭露其矛盾的根本是土耳其和德国社会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之差异；库图卢戈·阿塔曼的《罗拉和比利迪基特》（Lola und Bilidikid，1999），则讲述了一个土耳其移民男青年悲剧性的同性恋故事；阿金的《短而无痛》（Kurz und schmerzlos，1998，又译《小小犯罪刺激》）描写一个土耳其移民青年和他的移民朋友们在社会底层挣扎，想过好生活，却无奈于自身情感、品质与生活现实构成的逻辑怪圈的命运悲剧；另有女导演埃伊松·巴德姆索伊以一系列纪录片，如《足球队姑娘》（M？dchen am Ball，1995）、续集《比赛结束之后》（Nach dem Spiel，1997）、《爱好拳击的姑娘》（EinM？dchen im Ring，1996）和布克蒂·阿拉库斯的《阿娜姆》（Anam，2000）则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检视土耳其女性移民的生活追求和日常命运。
　　
　　作为一种底层生活的叙事，沉闷和不幸是这些移民导演作品的主调。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来自子辈移民的讲述，没有简单地在对德国主流社会的仰视中哀叹自身疾苦，浅表地抱怨主流社会对他们的不平待遇，而是在一种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步的文化价值评判的深度上透视自身悲苦，反思土耳其移民的喜怒哀乐与他们身处其中的文化乃至时代和世界的关系，寻找这命运的历史必然性甚至对人类的一般意义。在这种思考中，他们还自然地用一个高于德国和土耳其文化之上的第三者的目光，去审视他们所身置其中的两种文化和文明，在对比中明察双方的长和短：既找到自己祖籍文化的不足，也检点和思考他们所侨居的德国社会，后者对于德国社会来说，自然是一种来自“他者”的目光。
　　
　　无疑，与父辈们忍气吞声、无声无息地在德国苟且偷生不同，这新一代的移民们实际上在以将自己的日常生态和命运起伏搬上银幕的审美方式，更以他们对德国社会的审美评判，向德国社会和世界宣布“土耳其移民的存在”，要求自己的一份话语权，同时他们也在这个移民叙事中重塑双重文化中移民的自我形象，从而建构他们的移民主体意识。因此，德国土耳其移民电影叙事的重要意义是：它体现了一种底层移民所获得的审美主体性。这是我们走近这一批似乎充斥着市井的粗俗、底层的龌龊乃至性和暴力的影像作品的前提。它们不是类型片意义上的动作片、爱情片或者警匪片，尽管这些作品里充满这类元素，而是在一个文化多元时代，一种被压抑的文化要求人类社会关注和接受的艺术表现。
　　
　　也因此，这种移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不是简单地来自这个群体的个人素质，它还必然与德国社会文化气氛的宽容化相关，而后者则是迅速发展的全球化潮流在客观上促成的文化多元意识传播和民族种族平等开放的语境使然。
　　
　　“二战”后的西德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移民国家。但是，对这个从半个世纪前的排犹历史污点中走出来的民族来说，历史似乎做了有意的安排：由于其战后经济恢复迅速，民生安定富裕，所以，一方面是上世纪50—70年代政府组织的大量外籍劳工输入，（7）另一方面是90年代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大量原东欧的德裔侨民归乡；而东西德统一又使得大批持不同意识形态的原东德公民涌入西德；同时一些不发达国家地区的人口也设法进入了德国，还有阿拉伯战乱民族地区的政治避难人口，大量异国留学生涌入以及1990年欧洲共同体国边境的彼此开放（8）；再有90年代以来疾速蔓延的经济全球化潮流，不仅使90年代的德国成为世界上仅居美国之后的最大移民流入国，（9）更是短时间内将意识形态一统的德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多种文化背景、不同社会观念群体会合聚集的民族和文化大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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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自从20世纪50年代外籍劳工输入后，联邦德国就进入了面临多种文化聚集及其相关社会问题的历史时期。几十年来，德国政府以及社会上发生过多次有关《外国人法》和移民政策的大讨论及观念变迁：70年代末有人提出将“客籍劳工”改为“移民”，同时第一次提出将这批劳工移民吸纳和融入德国社会势在必行（10）；80年代联邦政府正式确认德国为移民国家（Einwanderungsland），社会中开始形成容纳多种民族和文化身份共存的“多元文化”（Multikultuell）意识；90年代初，德国政府再次重申对移民融入德国本土社会的政策，促进相应社会意识的自觉。很多德国人也从丰富日渐萎顿空虚的德国当代文化气氛的目的出发，张开双臂热情响应这种建构多元文化社会环境的理念；到了9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加速，欧洲各发达国家也被具体卷入了建构现代多元文化社会（Multikulturelle Gesellschaft）的过程中。2000年以来，德国政府又不断深入推行帮助外国移民融入德国社会的具体政策方案，强化创造一种让外国移民在德国宾至如归的社会氛围的社会意识，如2010年2月，联邦政府还再次敦促德国影视生产业组织吸纳外国移民进入电影业各领域。
　　
　　诚然，德国社会对其“移民国家”的身份和现实以及对“多元文化社会”理念的争议从没停止，至今仍然异议甚多，（11）但是德国社会中有大量外裔公民，他们在参与着德国的建设、沐浴着德国的文化和文明的同时，也在张扬他们自己的宗教、文化、风俗和生活方式，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德国人必须养成和学会与本土之外的人种、民族乃至他们的文化共同生存，和谐相处；宽容和接纳不可回避。所以，应该看到，正是在这种全球化形势下，文化多元的相对平等气氛，给原本边缘的土耳其移民群体增添了张扬自我的勇气，更促使了德国主流社会和文化增进对移民、异族的宽容理解。（12）从这个角度看，土耳其移民导演群体在德国电影中崛起及其创作的不菲成就，可以说是全球化文化多元意识逐渐消解民族和文化霸权意识，促成文化的民主、平等发展，从而给弱势社会／文化群体带来主体意识觉醒和自尊生长契机以及勇气的积极范例。走向开放和超越——
　　
　　靠拢发达文明和世界公民意识
　　
　　除了被唤醒的主体意识外，在这群移民导演的作品中，还明显地透露出他们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受到西方发达文明的影响。首先，这是一代在德国接受教育和成长的移民后代。他们那不同于父辈的勇气、见识和智慧，与他们自身生长在发达的当代德国社会、零距离地沐浴着富有自由平等精神的西方当代文化密切相关。当他们跟德国青年一样，提起摄影机去涉足电影这个他们的父辈不敢想望的领域时，在他们心胸中回荡的应该是在德国的当代民主文化中培养起来的强烈自我意识。而从他们的电影艺术技巧之娴熟、精致来看，那无疑是德国的电影艺术教育给予他们的修养。其次，从题材、主题和审美趣味来看，在这批导演作品中，还表现出很多对土耳其伊斯兰教传统的现代乃至后现代式叛逆。这里主要提到比较突出的两点，就是这批影片中体现的同性恋平权精神和女权意识。前者如影片《罗拉和比利迪基特》，该片描写土耳其移民男同性恋青年艰难“出柜”的悲惨故事，影片突出了在家庭的伊斯兰教传统压力下，主人公为追求同性恋生活方式付出的血腥代价。向开化和发达文明看齐，反抗和挑战土耳其传统文化禁忌是影片的主旨。对于土耳其这样严格信奉伊斯兰教的宗教民族来说，导演这种开明和前卫意识无疑是受到西方当代同性恋平权思潮影响的结果。另外，众所周知，土耳其传统文化至今仍然是一个严重男尊女卑的体系。而这批土耳其移民导演中的几位女性，都是以非常自觉的西方女权主义立场，去关注土耳其女性移民的生活形态，并以电影艺术的形式传播女性主体意识的启蒙。如布克蒂·阿拉库斯的《阿娜姆》和《另一个球队》（Eine andere Liga，2005）。前者记述了一位安分守己的妻子最终脱离对丈夫的依赖，独自对自己和儿子的人生负起责任的故事。后者则透过一个切除了乳房但坚持去踢足球的女运动员的人生选择，张扬一种在德国接受了教育的现代土耳其裔女性的自主意识。又如上述提到的纪录片女导演埃伊松·巴德姆索伊的一系列作品，从《足球队姑娘》、《比赛结束之后》、《爱好拳击的姑娘》到《我现在“回归”了》（Ich gehejetzt rein，2008），也从男女平权角度经年追踪和关注着土耳其移民中的一批“不要头巾要冠军”的女足运动员和女拳击手的命运，一方面树立了一批“做着与男人一样的事业”的土耳其移民新型女性的形象，一方面也透过她们的命运揭示土耳其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压抑机制。女导演赛拉普·贝拉卡拉苏斯的纪录片《两个世界的女儿》（Die T？chter zweier Welten，1991）和赛菡·德林的《我是我母亲的女儿》（Ich binTocher meiner Mutter，1996），也都是描写土耳其青年女性在性别压抑和解放之间挣扎、奋争的人生。显然，这些女导演的性别政治视角的思想资源都是与伊斯兰传统文化对峙的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她们的作品则是她们自身在德国接受女权主义意识启蒙，并全心全意追随这个现代西方解放精神的实践。
　　
　　在向西方发达文明靠拢的同时，这些移民后代导演的作品还体现出一种超越民族认同的世界公民意识。他们之中有几个导演，一开始就追求超越移民身份和视角，在题材上突破“移民叙事”的界限，或者作品内容直接涉及德国社会生活，如导演和制片人罗姆阿尔提·卡尔马卡（Roumld Karmakar），他一直反对将自己归入“外籍移民导演”的队伍，多年来镜头瞄准的是德国历史和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下人的生存。他勤奋多产，作品有《弹头》、记录德国历史上一个变态杀人犯史实的虚构心理纪实片《杀人犯》（DerTodmacher，1995）、描写德国游客无辜被困马尼拉机场的故事片《马尼拉》（Manila，2000）以及记录现代都市柏林面貌的《柏林24小时——生活中的一天》（24h Berlin-Ein Tag im Leben，2008）。另一个在这意识上表现突出的导演就是法提赫·阿金。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一方面不间断地超越土耳其移民的小我意识，将更多的他国移民群体生态纳入关注视野，另一方面不断抬高自己的视线，开始在德国和土耳其移民的关系之上取得一种宽宏博爱的精神境界，将双方的喜怒哀乐人生都展现在自己的镜头之下。（13）这些显然都是一种在全球化多元文化氛围中养就的世界公民心态，它不再囿于一族、一祖的文化认同，而是以天下皆同的境界和胸怀来达观世界和社会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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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处是家园——多元文化间的冲突和选择
　　
　　然而，移民的自尊、开化和德国主流文化的宽容、开放都仅仅是土耳其移民电影成就所印证的一个方面。深入这批移民叙事作品的内涵即会发现，其中，还有文化多元带来的更为复杂深刻的情意综，那里有对土耳其文化传统既承袭又鄙夷的矛盾，也有对德国文化、文明既吸取又抵触的两难；那是在情感与理性之间、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困惑。进一步透视这种矛盾情结，会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由于多种文化的纷呈和冲突所导致的文化身份的疑惑乃至精神家园丧失的焦灼。因为，文化多元不仅仅带来如上所述的精神丰富和胸襟开放。实际上，由于土耳其和德意志不仅宗教及文化体系有东方与西方不同，两个民族的社会历史也有传统与现代之泾渭，再加之二者间中心与边缘之等级位分，同时，德国的土耳其移民人数众多，多数结群而居，这导致他们自然与祖籍文化千丝万缕血脉相连，但长期侨居德国社会，文化上又不可能“久站河边不湿脚”，尤其是这批生、长于斯的一代导演生来就一身“禀赋”两种文化的因子。鉴于此，这种异文化短距离相遇的现实，也会导致作为社会非主流群体的移民，在文化身份选择上和生活价值观定位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摇摆于其间，又是土耳其人也是德国人，非土耳其人亦非德国人，二者难居其一的认同困惑。考察这批土耳其裔德国导演的作品，会发现这种精神困惑和进退维谷的命运话语几乎比比皆是，甚至构成了其叙事的主旋律，比如《兄妹们》（Geschwister Kardesler，1997），那个在德国—土耳其联姻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两个儿子，一个找了德国女友，向往融入德国社会，一个则要回土耳其服兵役，以借此承传父系的文化身份，为此造成家庭烦恼；《四月之子》（Aprilkinder，1998）也是一个类似的题材，兄弟姐妹几人，有人向往德国现代文明生活方式，有人迷恋土耳其移民社区的街头（13）详见本期拙文《人生的另一边——谈土耳其裔德国新秀导演法提赫·阿金的创作》。
　　
　　流浪，这些矛盾构成整个家庭生活的中心内容；又比如《撞墙》中，土耳其移民男女主角一方面鄙夷、抵制土耳其人依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无视爱情的婚嫁传统，另一方面，二人历经劫难后，要寻找的爱的“天堂”仍在土耳其国；导演欣赏西方的浪漫自由爱情婚姻，又影射德国不能滋养他们移民的有爱的生活；《短而无痛》中，阿金描写了土耳其人重友情，讲义气，借以影射德国主流社会现代人际关系的个人本位，彼此冷漠，但同时影片又尖锐指出，土耳其传统中的江湖义气人文意识中欠缺现代公民理性意识，违逆现代法制文明，最终导致主人公命运悲惨；《在七月》（Im Juli，2000）本来是一个蓄意让移民的民间乃至底层智慧拯救一个德国正统男青年灵魂的童话，但是，阿金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那些场景，他又是用“德国化”的发达文明眼光在批评土耳其；又如，一方面，这些导演高呼“我们已经比德国人还德国人了”，另一方面他们又解不开访祖寻根的情结，如阿金的纪录片《我们忘记返回故里》（Wir haben vergessenzurückzukehren，2000）、《仙乐飘飘欧亚桥》（Crossingthe Bridge：The Sound of Istanbul，2005）和阿斯兰的《远方来客》（Aus der Ferne，2006）都是在土耳其拍摄的个人化的祖籍寻根游记。
　　
　　凡此种种令人感到，尽管这批移民导演对自己祖籍文化和德国的现代文明保持了和而不同的通达，但这掩盖不住他们作品中流露出的总体美学倾向是悲剧性和焦虑性的——无论他们是透过日常生活图景来展现之，还是将之戏剧化为人物的性格悲剧或宿命。仔细咀嚼这些矛盾和痛苦，会发现根本原因还是文化之多元在作祟。因为，多元带来丰富，但也导致冲突，导致选择和无所适从，从而导致文化失根。土耳其移民叙事影片的总体主题倾向——用托马斯·阿斯兰的话说——就是不再写移民艰辛的陈俗老套，而是深化老套题材下“掩盖的土耳其—德意志双重身份的主题”。而这种双重文化和民族身份的寻找，本质上又是移民独有的一种精神归宿的寻找。深入一步看，后者其实是一种全球化带给人类的新的“精神家园的缺失叙事”。由此可以窥见，全球化使参与其中的更多人必将面临的现实是繁复的文化身份的选择矛盾，不同文明、文化孰高孰低的价值评价，乃至心理情感的亲疏择定。结语——喜忧参半，得失寸心知德国土耳其移民电影作为一个文化艺术个案，其移民叙事不仅提供了边缘文化崛起的喜悦，也提供了人类面临新的失落的经验。它形象地说明全球化给人类精神文化上带来的果实是杂味的，是一种喜忧参半的体验：一方面人类将增长见识，开阔眼界，精神变得开通；异民族间开始彼此深入了解而理解、宽容、和睦；但是一个不可逆的负面是：在当下以及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会有一代到几代人，处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多元化带来的、不同信仰体系、价值观念、文化风格的彼此混杂和冲突以及选择乃至漂泊的痛苦体验之中。因此，人类在文化意义、文化身份上对精神家园的寻觅也必然更加山重水复，道路漫漫。
　　
　　（1）多元文化主义，德语Multikulturalitaet，英语multiculturalism，概念来自20世纪60年代的加拿大，涉及加拿大主流社会对其官方的英、法语群体之外的少数民族的政策和接纳问题。参见安奈特·特莱贝尔（AnneteTreibel）的书《Migration in modernen Gesellschaften:sozialeFrage von Einwanderung，Gastarbeit und Flucht》《（现代社会的移民——关于移民、客籍劳务和避难的社会问题》），德国Juvena出版社，慕尼黑，2008年版，第64页。书名为笔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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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美]雅克·布道编著《建构世界共同体——全球化与共同善》，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3）参见迪帕克·纳雅《全球化与发展：一种历史的透视》，转引自同（2），第199页。
　　
　　（4）当时德国甚至与西欧他国展开外籍劳工输入竞争，各国先后签署的劳工输入协定达34项之多。参见安奈特·特莱贝尔《现代社会的移民——关于移民、客籍劳务和避难的社会问题》，第55页。On Narrative of the Movies by Turkish Immigrant Directors in German Multicultural Context of Wordsin the Globalized AgeTHE FOREIGN FILMS外国电影131
　　
　　（5）据2003年底统计：德国8250万人口中，有180万土耳其人。参见《德国概况》，柏林，德国外交部交流处2005年版。
　　
　　（6）移民主要群体类型：专业技术人员移民，军队调防，学生求学，殖民地居民回归，传教士布道，政治避难，非法越境移民，科技劳工移民和流亡移民。参见《全球化时代的移民》，网上PDF文献．来源：德国莱茵—弗里德里希—威廉—波恩大学地理学院，作者佚名。
　　
　　（7）安奈特·特莱贝尔《现代社会的移民——关于移民、客籍劳务和避难的社会问题》第55页。
　　
　　（8）（9）1990年欧共体国家签订《申根协定》（Shengen Abkommen）。据此，持欧共体一国签证，即可在欧共体诸国通行无阻。《现代社会的移民——关于移民、外籍劳务和避难的社会问题》第69页。
　　
　　（10）西德原北莱茵威斯法伦州劳工部长会议主席（社民党）海因茨·库恩1979年发表了《Memorandum》，提出西德客籍劳工的家庭和第二代应该进入社会、文化、语言融入德国社会的阶段。
　　
　　（11）同（7），第47页。
　　
　　（12）德国政府2007年又出台帮助外国移民融入德国社会的具体政策方案，希望创造一个让移民在德国宾至如归的社会氛围。参见《移民与人口——通讯》2006年8月第6期，德国移民信息网http://www.migration-info.de/。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