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以赤子之心掏出家底捧出大戏的北京人艺来说，《窝头会馆》的台词、节奏等等，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推敲打磨，而明显不足的演员后备，更是其成为经典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尴尬
请知名作家们由影视优而触“话”，或许不失为常年处于剧本旱荒的戏剧界所遇到的一丝甘霖。前有邹静之悉心打造的《我爱桃花》《操场》，今有刘恒闭关京郊月余为北京人艺奉上的国庆献礼剧《窝头会馆》，传说中的“五星”阵容（除编剧刘恒外、导演、演员、灯光、美术均为人艺最好班底）着实可以调动起对于话剧有所期盼的人们走进剧场。
不过，《窝头会馆》里的主角苑大头，是一名生活在旧时代的贫嘴，一个忍辱负重既当爹又当妈的父亲，太容易让人想起前些年由同作者创作的风行一时的平民代表张大民，作家在他的话剧处女作里，对这部带给自己声誉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倾心模仿：16平米的家扩大为一个小四合院，兄弟姐妹的家长里短变成邻里之间的纷繁纠葛，张大民在新社会的苦中作乐变成了苑大头在旧社会的苦海无边……重复了，可是保险。而故事发生在1948年夏秋冬这样一个特殊时间的设置，也显然是一个刻意的安排；至于剧尾苑大头临死前“我要去新中国”的缴党费式呼喊和相呼应的新生婴儿的啼哭声，也明显陷入了主旋律题材剧惯常的套路，这些都失却了观众对《窝头》的思想深度予以探究的契机。
所喜，编剧擅长的语言技巧经过了小说、影视的诸番实战今又在话剧舞台上开拓出了新的空间。他让这些在困窘之中讨生活的下层市民，虽物质匮乏，但不输于嘴巴的快感，不论是昧心用了“赤党”经费后靠收租维生的苑国钟（苑大头）、喜占便宜的落魄举人古月宗、还是苛收暴敛的肖保长，或是舍己卖身哺儿的田翠兰和那信奉耶稣的金格格，均张扬着自己的信仰并由此支撑起一套争辩的逻辑。他们在频繁的斗嘴、掐架中释放了多年贫穷加之于身心的焦虑，作者对苑大头尤其钟爱有加，大段的内心独白将他的苦难咂摸得有滋有味。
观众不难发觉，如此密集台词的排兵布阵，对于演员诚非易事，如果前一位不在有限时间里说完，后一位就会紧张得如同排队时担心有人踩了自己的后脚跟。话剧的节奏在这样的话赶话中悄然溜走。而话剧这位丽人，恰恰有时是在适宜的删削、在动与静的辗转腾挪间才得以顾盼生辉。惜乎，擅长影视剧的作家往往忽略这点。
不过，在这连珠炮似的台词行进中，我们仍然领略了人艺演员们的功力。京片子的淋漓酣畅、小人物的自嘲调侃在几位主角那里挥洒自如。
何冰从《鸟人》里挑大梁开始，越来越善于从角色中提炼出与自己性情相通的戏眼并使之发扬滋长。一口龅牙、自顾玩耍的古月宗其实戏份不多，可濮存昕演来全无猥琐气息，而是将一个潦倒的酸腐文人表现得情趣盎然。宋丹丹啼笑怒骂的本事一向收放自如，使她总是很容易就成为舞台的焦点。而全剧前面三幕的写实与结尾处何冰与众人诀别时行走自如的虚化处理，也将剧中情节的揭秘和人物命运的悲剧情感达到了高潮。
对于人艺新戏《窝头会馆》而言，由于事先就被戴上“做经典”的帽子，又欲比肩于《茶馆》，要达到这个标准，它还有不少地方需要推敲打磨。更重要的是，对于以赤子之心掏出家底捧出大戏的北京人艺来说，经典剧的创作、诞生以及臻于完美更是一项需要长期拾柴添火的系统工程。这项系统工程的成败，取决于：人艺是否能寻找到一个长效的能够释放演员才华的机制？使那些因“献礼”而被召唤回来的影视圈一线明星们可不被“动员”而是甘愿站在舞台上，享受话剧演员本应有的幸福感，并且不计较经济的得失；使剧团的艺人们可以不仅仅依靠着领导的个人号召力，而聚集在一起，由衷地去体味“戏比天大”的道理——这是针对北京人艺的期待——现今中国的剧团中，还有哪一所是像它这般没有中断过历史、并拥有灵魂的呢？
事实上，在每一位人艺人的心中不管其爱恋多少、投入与否都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了剧院灵魂之高贵，可惜这种敬畏如今没有体现在人艺表演艺术稳步的薪火相传上。试想，待《窝头会馆》的这班星光熠熠的人马老去，有谁能来接替他们压住那个舞台呢？（作者为中国国家话剧院评论员）
（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