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刺客》，心情比较复杂。它带来一个让我们困惑不已的问题，即，一个在传统宗法社会不证自明的道德标准，还能否为现代公民社会所接纳？如果说，社会存在是皮，道德标准是毛，那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豫让的故事见于《史记》和《战国策》。作者几乎不加剪裁地把这个故事搬上了两千五百年后的话剧舞台。这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故事，它的单薄，甚至让我担心，林兆华矗立在舞台上的厚重的城墙，很可能会把它压垮。它所以尚未倒塌，很重要的原因，是观众对豫让的思考几乎贯穿《刺客》始终。

舞台上，作为“忠臣义士”的豫让，在最后一刻居然变成了“钓名沽誉，眩世眩俗”的小丑，那么，这个稍纵即逝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呢？明朝的方孝孺做《豫让论》，揭了这个谜底。他说，豫让臣事智伯，智伯被赵襄子杀了，作为臣子的豫让发誓要为智伯报仇，“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但是，看到最后，豫让恳求赵襄子，让他刺一下身披的锦袍，也算是尽了报仇之心。赵襄子果然把锦袍脱了下来，举到豫让面前，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遂伏剑死”。在这里，林兆华稍微做了一点手脚，三跃的豫让第三跃没能跃起来，濮存昕饰演的赵襄子蹲下身去，善解人意地把锦袍插在剑上。这个细小的动作化解了豫让此举的悲剧感，而更像一出喜剧。司马迁倒是有点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意思，他赞赏豫让这个人，主要看在他“立意较然，不欺其志”这一点上；但方孝孺却认为，豫让既然一再表白“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就应该像真正的国士那样，不能眼看着智伯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坐待成败，然后再“斩衣三跃而死”。他说，这样的国士，“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还好意思自称“国士”吗？充其量也就是个“钓名沽誉，眩世眩俗“之徒，又何足道哉？

另外，智伯这个人物，本非明主，实为昏君，纵欲荒暴，刚愎自用。对这样的人，还说什么“士为知己者死”，只能证明豫让是个糊涂人。郄疵是豫让的朋友，曾同事智伯。他提醒智伯，要防止赵、魏、韩三家联手，智伯不听，还把他的话告诉魏、韩两家。郄疵深知此人不足与谋，遂出走齐国。但在剧中，作者让他归顺了赵襄子，无非是想在舞台上为豫让做个衬托。他是想尽职尽责的，无论是对智伯，还是对赵襄子，他都希望说出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建议，但主人却未必是明智的，从善如流的，郄疵最终仍死于赵襄子的刀下。

至此，这样的讨论始终限制在传统道德的范畴之内，在这里，忠义道德观具有先天的合法性，他们的分歧，仅仅在于如何落实这个“忠义”，是豫让的方式，还是郄疵的方式？事实上，直到方孝孺，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林兆华的意图，却希望着这个话题能延续到“人心已经不古”的今天。但他没有说明，是让“人心”复古呢？还是扬弃这“古”的内涵？他的贡献，只是把豫让逼上绝境，从而把传统道德的自相矛盾暴露在舞台上。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结论或答案，但他拓展了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空间。在传统文化被许多人视为灵丹妙药的今天，这倒不失为一个智者的做法。（作者 解玺璋）

（编辑：金子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