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周朴园也不是一味的冷酷，尤其是在怀念死去了的侍萍的时候他并不缺少内心的温情。一个人怀念死去的亲人，30年来一直保留着死者生前的遗物，甚至把这些遗物按死者生前的布置保持着原貌，这份感情不是可以装出来的。周朴园对侍萍的怀念不能说是虚伪，相反还带有人性忏悔的意味，这反映了作者曹禺自己的人性观和基督教原罪思想对他的影响。60年代初，钱谷融发表研究《雷雨》人物的系列论文，针对1959年上海人艺以阶级斗争模式处理《雷雨》的人物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不能认为周朴园对侍萍真的一点感情也没有，认为他对侍萍的种种怀念的表示都是故意装出来的，都是有意识地做给别人看的，这样想，就把一个人的复杂心理面貌简单化了”。钱谷融的观点在当时“左”的气候中受到了批评，但却是真知灼见。不过周朴园的忏悔并不能掩盖他的虚伪本质，因为他的忏悔是有限度的，即不能损害他道貌岸然的形象和现实的利益。他可以怀念死去了的侍萍，但当活着的侍萍可能使他真面目暴露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严厉的逼问：“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当他明白侍萍并非受人指使来敲诈他，总算放了心，提出用一笔钱了结彼此的恩怨。这是一种骨子里的虚伪。他最后面对众人承认侍萍的真实身份，而且认真地教训周萍做人不能忘了人伦天性：“她没有什么好身世，也是你的母亲。”这更是骨子里的虚伪：在自以为真相难以掩盖时，他用这以退为进的策略再次塑造了自己“有情有义”的形象。鲁妈（侍萍）的性格朴素里含着几分刚毅，刚毅里又渗透着宿命。她在经历生死变故后发誓自食其力，反对女儿到大户人家当佣人，可四凤偏偏步她后尘踏进了周家的门。她不愿再见周朴园，可当她看到周朴园30年来保持着她年轻时的家居布置时，又禁不住被感动，接连暗示周朴园她就是侍萍。当周朴园希望用金钱赎罪时，她却断然加以拒绝，声称这30年来她所受的苦不是金钱所能弥补的。她在戏中的存在，使周、鲁两家的矛盾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场大悲剧。
曹禺认为周萍是最难演的，因为他性格怯懦自私可又多情，而他的感情常是变动不居的，很像一个喜新厌旧的纨绔子弟，不易获得一般观众的同情。曹禺说：“演他，小心不要单调；须设法这样充实他的性格，令我们得到一种真实感。”“演他的人要设法替他找同情（犹如演蘩漪的一样），不然到了后一幕便会搁了浅，行不开。”这显然是为了避免让人物简单化，从而削弱了戏剧的冲突。出于大致相同的考虑，曹禺要求演鲁贵的演员“应该小心翼翼地做到‘均匀’、‘恰好’，不要小丑似地叫《雷雨》头上凸起了隆包，尻上长了尾巴，使它成了只是个可笑的怪物”（《雷雨？序》），因为鲁贵在《雷雨》中是一个自作聪明、最讨人嫌的人物。
在《雷雨》中，有两个着墨不多却十分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周冲，另一个是鲁大海。曹禺称周冲是他所喜欢的人。他爱着四凤，但他爱的只是“爱”，一个抽象的观念，一个渺茫的梦。所以当他发现四凤要和周萍一起走的时候，他只是疑惑地说：“我忽然发现……我觉得……我好像并不是真爱四凤”。曹禺说：“这不像一个爱人在申说，而是一个梦幻者探寻着自己。这样的超脱，无怪乎落在情热的火坑里的蘩漪是不能了解的了。”也许可以认为，周冲的单纯和憧憬于理想是曹禺设定的观察污浊人生的一个角度，就像曹禺自己说的：“周冲是这烦躁多事的夏天里一个春梦。在《雷雨》郁热的氛围里，他是个不调和的谐音，有了他，才衬出《雷雨》的明暗。他的死亡和周朴园的健在都使我觉得宇宙里并没有一个智慧的上帝做主宰。而周冲来去这样匆匆，这么一个可爱的生命偏偏简短而痛楚地消逝，令我们情感要呼出：‘这确是太残忍的了’。”
鲁大海是作品里惟一性格硬朗的人物。他工人出身，爱憎分明，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的出现使剧情从周鲁两家的矛盾扩展到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增加了作品的社会意义。
曹禺在《雷雨？序》中说，他写这个戏，起首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像，逗起他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即他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对天地间的“残忍”和“冷酷”的一点感悟，然后在结构上花了许多功夫，才写成一个完整的作品。这表明，结构对于《雷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雷雨》从侍萍鬼使神差地再次踏进周家的门写起，只写一天里发生的事情，选择的是冲突已经接近高潮的时机，可以看出是作者受到了古典主义戏剧“三一律”结构原则的影响，使矛盾冲突高度集中。曹禺采用的方法是精心安排，以“现在的戏剧”为主，而让“过去的戏剧”穿插其间，发生一定的推动作用。“过去的戏剧”显然是指周朴园与侍萍的30年恩怨和蘩漪与周萍3年来的乱伦，这是《雷雨》戏剧冲突的基础，它们像一颗威力强大的地雷，随时会把卷入其间的人炸得身败名裂甚至粉身碎骨。剧作家的才能主要表现在他让这段“过去的戏剧”巧妙地通过剧中人物的口交待出来，穿插到“现在的戏剧”中来，而没留下一点生硬的痕迹。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关键是这种交待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规定的情景。如周朴园与侍萍的恩怨通过侍萍的再次走进周家揭开，而他们的相遇、约定隐瞒真相和最后相认，虽然充满偶然性，但偶然中包含着必然，符合他们的性格和规定的情景。如周萍与蘩漪乱伦的情节是在第一幕通过鲁贵和四凤的交谈透露出来的。鲁贵要把四凤当成一棵摇钱树，所以他在闲谈中费尽心机地向四凤暗示大少爷与其后母的不正当关系，提醒四凤小心，这符合鲁贵的个性和他的目的；从四凤这方面说，她虽然极度讨厌父亲的无耻，可她父亲这时所说的事情关系到她个人的幸福，所以她不管如何恼火也必须留心地听。于是，对整个戏来说非常重要的一段情节穿插进来了，却又是那样自然天成。
《雷雨》的语言是诗性的，这主要还不是指像周冲这样单纯的孩子所说的诸如蓝天、白云富有诗意的话，而是指《雷雨》人物语言中蕴含着内在的诗意。它们那么平凡，却不仅能够显示出人物的个性，而且可以从中窥见人物特定情景中的心态。第一幕蘩漪试图从四凤口中探知周萍的动向，主仆之间有一段对话。两人都以为对方不知自己跟周萍关系的底细，一问一答都是些家常琐事，可是蘩漪看似漫不经心的询问离不开周萍的去向这一中心，兜一个圈子又回到这里。漫不经心是为了在四凤面前装得她与周萍无特殊关系，可是刻意避嫌而又假装无意的反复打听，不正好透露出她与周萍的关系非同寻常吗？四凤面对太太的盘问，总以“我不知道”来搪塞，可她的过度小心和过于乖巧的联想，也正好透露出四凤心里有鬼。两个女人都装得若无其事，可是躲躲闪闪和呐呐自语之时，内心却都涌动着汹涌的波浪。这样的戏剧语言才是最有诗意的。
由于《雷雨》把30年的恩怨压缩在一天之内，冲突高度集中，作者精心穿插情节，调度人物，所以给人一种太像戏的感觉。这也许就是《雷雨》惟一让人感觉稍有遗憾的地方，也是作者要在《日出》中探索另一种结构形式的重要原因。
《雷雨》一发表，就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大致说来，1949年前，人们重视文学作品的社会效应，对《雷雨》的研究偏重作品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的分析。1949年以后，一段时期讨论《雷雨》的命运观和作者世界观、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一般在肯定曹禺人物塑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认为他的世界观有局限性，导致他创作中存在一些非现实主义的因素，如宿命论和神秘主义。不过1960年代前期，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这就是钱谷融研究《雷雨》人物的系列论文，陈瘦竹、沈蔚德研究《雷雨》结构艺术的论文等。
年以后，《雷雨》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对它的戏剧风格、结构艺术、语言成就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
在《雷雨》研究史中，有一个问题值得专门提出来，这就是它的命运观问题。最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刘西渭。他认为作者安排周朴园活下来，是让他来承受精神上的痛苦，而观众却不一定能理解作者的深意。张庚的《悲剧的发展——评〈雷雨〉》顺着刘西渭的思路发挥，在命运观问题上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可是他又肯定了《雷雨》的人物塑造，提出曹禺在塑造他所熟悉的人物时，“不意地击碎了自己的哲学——宿命论”。
周扬在《论〈雷雨〉和〈日出〉》一文，提出反封建是《雷雨》的主题，宿命论只是它的潜在主题。之所以会有这个潜在主题，是由于作者看到了大家庭的罪恶和危机，对封建势力提出了抗议，却“看不出实践的出口”，“他的现实主义在这里停了步，没有贯彻下去”，而这对一般观众“会发生消极有害的影响”。但是，周扬从新民主主义时代特点出发，仍然认为《雷雨》“对于现实也并没有逃避，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接近了它，把握了它，在对现实的忠实描写中，达到了有利于革命的结论”。周扬是用现实主义的标准，着眼于作品的社会效果来评论的，他据此主张去掉“序幕”和“尾声”，“让观众被就在眼前的这种罪恶所惊吓，而不由自主地叫出：‘来一次震撼一切的雷雨吧？’”周扬的观点影响了后来40年的《雷雨》研究，甚至影响到50年代初曹禺对《雷雨》的修改。
年代后期，青年学者新雨在《宇宙的永恒‘憧憬’——作为悲剧的〈雷雨〉及其命运观之探索》一文中，对《雷雨》的命运观问题提出了新的解说。他首先肯定“命运观对于《雷雨》具有一种质的限定性”，“它渗透了整个剧作”。但他认为命运观不同于宿命论，“《雷雨》的命运观表现了一种积极抗争的激越之情，而不是匍匐于‘命运’之下的诚惶诚恐的消极顺从”，而且“正是由于命运观才使它超出一般社会问题剧而获得一种具有哲理性的深沉意蕴”。其实，命运观在《雷雨》中是客观存在着的。它反映了剧作者当时对人生和宇宙的看法，并且跟作品的整体风格和艺术成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对它的评说，则又折射出了大半个世纪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变化。
陈国恩撰
参考文献：
刘西渭：《〈雷雨〉——曹禺先生作》，1935年8月31日天津《大公报》。
周扬：《论〈雷雨〉和〈日出〉》，《光明》1937年3月第2卷第8期。
陈瘦竹、沈蔚德：《论〈雷雨〉和〈日出〉的结构艺术》，《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
陈瘦竹、沈蔚德：《曹禺剧作的语言艺术》，《钟山文艺丛刊》1978年第2期。
钱谷融：《曹禺语言艺术的成就》，《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钱谷融：《〈雷雨〉人物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出版。新雨：《宇宙的永恒‘憧憬’——作为悲剧的〈雷雨〉及其命运观之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宋剑华：《试论〈雷雨〉的基督教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1期。
孔庆东：《从〈雷雨〉演出史看〈雷雨〉》，《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
（编辑：王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