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浙江省杭县人，小学毕业后因家贫做过染坊店学徒。在日本留学期间，阅读马列著作，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1927年5月回国后，与郑伯奇、冯乃超等组织“上海艺术剧社”，在中国话剧运动史上首次提出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并参与“左联”的筹建工作。30年代，夏衍化名黄子布与钱杏、郑伯奇一道进入电影界，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展了评论电影、组织编剧、评介苏联影片及电影理论等项工作，先后创作了《狂流》、《春蚕》（据茅盾小说改编）、《上海二十四小时》等进步电影剧本。1935年，夏衍受到追捕，在上海一家小公寓蛰居期间开始了话剧写作，写成独幕剧《都会的一角》等，又搜集材料创作了多幕话剧《赛金花》，1936年2月刊于《文学》，从此以夏衍的笔名著称。这期间他创作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反响强烈，被誉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典范作品。其影响较大的剧作有《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投射出时代的光和影，艺术风格上质朴、凝练、清峻而隽永。
三幕话剧《上海屋檐下》生动地表现了反动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人民的痛苦和希望，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反映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城市上海的地方色彩和时代的精神———极大的苦闷和压抑下爆发出希望的火花。此剧也是夏衍在话剧创作上的一次重要转折。由此他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探索。《上海屋檐下》改变了以往服务于政治的创作，由概念化到性格化，由重彩到淡墨地描绘了梅雨时节一幢上海的弄堂房子中几家人灰色而痛苦的生活。
第一幕交待了主要人物和场景。这是1937年4月，黄梅时节的一天，上海东区一所平常的弄堂房子里住着的五户人家。客堂间住着的林志成，是工厂里的一个小职员，处在上要受人欺压、下又要被迫去欺压别人的位置上，他烦闷不堪，只有向妻子杨彩玉发泄。杨彩玉原是林志成旧友匡复的妻子，数年前，匡复投身革命被当局监禁，将妻儿托付给好友林志成照顾。由于生活所迫，加之杨彩玉对林志成感恩戴德、日久生情，匡复入狱三年后他们生活在了一起。小学教员赵振宇生活虽然很苦，但他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其妻则抱怨丈夫收入少，在生活琐事上计较不已。亭子楼上住着不幸失业又患肺病的可怜的洋行职员黄家楣，为了不使从乡下来的父亲失望，只好变卖东西来遮掩家里的困顿。前楼的施小宝，丈夫出海做工，生活无依无靠，被流氓“小天津”胁迫出卖色相。一个年老的报贩在阁楼住着，由于过于想念死于“一二八”抗战的儿子，他失去常态，酗酒，嘴里还老哼着《李陵碑》里“盼娇儿，不由人……”的词句，所以被人拿“李陵碑”做了名字。
这是一个郁闷得使人不舒服的黄梅时节，细雨没完没了地下着。空气很重很沉，这种沉闷的低气压深深地影响着住户们的心境，他们忧郁、焦虑和急躁。林志成从工厂回来，神情沮丧。牢骚满腹的赵妻同黄家楣的妻子桂芳扯起了林家的家常。心不在焉的桂芳却在为自家的事儿犯愁：为了让到上海来的公公高兴，他们夫妇俩费尽周折，眼见着连东挪西借的日子也快熬不下去了，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施小宝从楼上下来，请赵振宇给她念家信。赵妻见了气不打一处来，硬是不许小女阿香吃施小宝买给她的方糕。而乐天派的赵振宇则对一切大小事情都极有兴趣，看到林志成便絮叨没完。
一个须发蓬松的中年男子的突然到来，使这个本来就躁动不安的弄堂像上了膛的炮弹一样，一触即发。他就是杨彩玉的前夫，志成的好友，葆珍的父亲———匡复。这意外的重逢弄得他们三个人同样的不知所措。面对匡复，林志成满心愧意，杨彩玉百感交集。当林志成终于向昔日好友坦白他已和彩玉同居后，这意外的消息使匡复难过，他后悔不该来这里。志成向他忏悔，请求他留下与妻儿团聚。第一幕在杨彩玉买菜回来的时候闭幕，不迟不早，正好把观众引入第二幕，急于知道接下来离散多年的夫妻重逢将会怎样。
然而，两人见面的那一刻最终也只得由观众自己去想象。第二幕一开启，情节便直接进入二人交谈的场景，在一问一答中用人情世故消解了观众对浪漫传奇的期待。面对还眷恋自己的妻子，匡复犹豫了：一方面，多年的监狱生活磨损了他的激情和锐气，他流露出人生战场的残兵败卒的软弱颓丧情绪。他也不愿加重志成的痛苦；另一方面，彩玉却明确地表示自己还爱着他，而志成不可能使她幸福。天真活泼的葆珍出现了，从她的举止中，匡复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也复活了一些热情和勇气。外面，李陵碑还在不厌其烦地哼着不变的曲调。黄父耳聋心不聋，看出儿子的困境，决定回乡去。施小宝被“小天津”逼迫着出门卖淫……彩玉还在恳求着匡复，匡复情难自已，与彩玉相拥。林志成从外面回来，他顶撞了工厂老板，拒绝迫害工人，愤然离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痛快，买来酒和熟食，要和匡复好好叙谈。这时的剧情发展带给观众一个可能，那就是林志成牺牲自己，成全这一对失散多年却又彼此牵挂的夫妻。
第三幕却又把惊异带给了观众：大家又猜错了，匡复一个人来，最后又一个人走，一切又恢复了原状。无论每个人的心里经过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表面上看来，这座普通的上海弄堂房子又波澜不惊、恢复平静了。
晚饭后，志成有些醉意，颓然地坐在椅子上。匡复饶有兴致地在和葆珍谈话，对她的关爱溢于言表。葆珍从赵妻那里听到匡复是她的生父，又由母亲证实了，忍不住向匡复喊了声“爸———”这使始终忧郁和苦闷着的匡复笑了出来。看到相亲相爱的一家三口，林志成暗下决心离开。这时，黄父要走了，他抱过小孙孙亲了又亲，偷偷地将塞了钱的小纸包放进孩子的怀里，由黄家夫妇陪着走出门。彩玉进到后间来看志成，发觉他在黑暗中收拾东西要走。当问到要去哪里时，他又很迷惘。彩玉了解他的苦心，痛苦不止，不放他走。听到他们的谈话，匡复痛苦而茫然地站在外间。
葆珍还在精神饱满地教小伙伴唱抗日歌曲《勇敢的小娃娃》，在战斗的歌声里，匡复打定了主意，脸上的表情也不再颓丧了。他写下一张字条，走到葆珍面前，抱了抱她，称赞她唱得好，然后拿了帽子，很快地扯开门，冒雨走了。彩玉追了出去。
匡复留下的信里写着：葆珍教了我很多，我离开你们决不是消极的逃避，我决不使你们失望，朋友，勇敢地活下去。在孩子们的歌声里，所有的人都振奋起来，加入到这“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的大合唱中去。
这就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五户人家的凡人琐事，是失落了生之欢乐的小人物的苦痛与挣扎。但剧作者并不允许他的创作沦入低调，葆珍的出现说明了“不爽朗的太阳”随时可以冲破云团，普照天下。《上海屋檐下》是一个富于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的剧本，剧作者对不同人物形象的塑造，对戏剧结构的新颖尝试以及对环境气氛浓墨重彩的渲染，为这部小人物的人生悲喜剧带来了动人的艺术魅力。首先，鲜明、多样的人物形象是剧作的一大特色。《上海屋檐下》是一出个个角色有戏的群戏。他们有的在呻吟，有的在叹息，有的在哭泣，有的在愤怒，有的在反抗，有的却也像石缝中钻出来的郁郁葱葱的野草似的骄傲地伸展着。剧作者用精炼、准确、含蓄的语言写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简简单单地勾勒出各具神韵、自然而真实的戏剧人物。
剧作对林志成、杨彩玉、匡复三人内心世界不可言喻的痛苦做了细致的描绘。如林志成初见匡复时的震惊、恐慌，无面目再见旧友的愧疚，后来决然出走又依恋难舍的犹豫不决；杨彩玉初见匡复时的羞愧饮泣，继而对往昔幸福生活的追忆，希望摆脱平庸的迫切心情，志成要走时的难舍难分，匡复走后的悲伤；以及匡复重获自由、寻到亲人后的喜悦，得知妻子与好友同居的混乱，面对去留问题时的矛盾，最后踏上新征程的难以言喻的痛苦与决心，都写得层次分明，步步深入，合情合理。对次要人物，剧作者则善于采用洗练的动作、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加以勾画。如对施小宝，只是通过她请赵振宇读信、查报，求彩玉帮忙赶走流氓“小天津”几个细节，和最后脸带泪痕狼狈地丢出一把铜板给车夫，然后和衣伏在床上痛哭的几个动作，便有力地勾勒出她生活无依无靠，被迫出卖色相的痛苦。对老报贩李陵碑，剧作者只写了他三次爬进小阁楼的动作，三句苍凉沉郁的京剧唱词便凸显出一个老人内心极度的悲伤与孤苦。对赵振宇夫妇，则通过两人之间频繁的争吵及两人对孩子打架、做算术题的不同态度这些琐碎的细节描写，生动地显示了他们一个乐天知命，一个怨天尤人的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如果说对赵振宇夫妇的描写是以性格突出取胜，那么对黄家的描写则可以说是以情节感人见长。其中，黄家楣为了避开父亲的面，拉妻子到大门口去吵架的一幕写得别具匠心。一方面写他们语出伤人，各不相让导读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浙江省杭县人，小学毕业后因家贫做过染坊店学徒。在日本留学期间，阅读马列著作，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1927年5月回国后，与郑伯奇、冯乃超等组织“上海艺术剧社”，在中国话剧运动史上首次提出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并参与“左联”的筹建工作。30年代，夏衍化名黄子布与钱杏、郑伯奇一道进入电影界，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展了评论电影、组织编剧、评介苏联影片及电影理论等项工作，先后创作了《狂流》、《春蚕》（据茅盾小说改编）、《上海二十四小时》等进步电影剧本。1935年，夏衍受到追捕，在上海一家小公寓蛰居期间开始了话剧写作，写成独幕剧《都会的一角》等，又搜集材料创作了多幕话剧《赛金花》，1936年2月刊于《文学》，从此以夏衍的笔名著称。这期间他创作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反响强烈，被誉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典范作品。其影响较大的剧作有《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投射出时代的光和影，艺术风格上质朴、凝练、清峻而隽永。
三幕话剧《上海屋檐下》生动地表现了反动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人民的痛苦和希望，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反映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城市上海的地方色彩和时代的精神———极大的苦闷和压抑下爆发出希望的火花。此剧也是夏衍在话剧创作上的一次重要转折。由此他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探索。《上海屋檐下》改变了以往服务于政治的创作，由概念化到性格化，由重彩到淡墨地描绘了梅雨时节一幢上海的弄堂房子中几家人灰色而痛苦的生活。
第一幕交待了主要人物和场景。这是1937年4月，黄梅时节的一天，上海东区一所平常的弄堂房子里住着的五户人家。客堂间住着的林志成，是工厂里的一个小职员，处在上要受人欺压、下又要被迫去欺压别人的位置上，他烦闷不堪，只有向妻子杨彩玉发泄。杨彩玉原是林志成旧友匡复的妻子，数年前，匡复投身革命被当局监禁，将妻儿托付给好友林志成照顾。由于生活所迫，加之杨彩玉对林志成感恩戴德、日久生情，匡复入狱三年后他们生活在了一起。小学教员赵振宇生活虽然很苦，但他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其妻则抱怨丈夫收入少，在生活琐事上计较不已。亭子楼上住着不幸失业又患肺病的可怜的洋行职员黄家楣，为了不使从乡下来的父亲失望，只好变卖东西来遮掩家里的困顿。前楼的施小宝，丈夫出海做工，生活无依无靠，被流氓“小天津”胁迫出卖色相。一个年老的报贩在阁楼住着，由于过于想念死于“一二八”抗战的儿子，他失去常态，酗酒，嘴里还老哼着《李陵碑》里“盼娇儿，不由人……”的词句，所以被人拿“李陵碑”做了名字。
（编辑：王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