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英国文学史上“首位女小说家”（伍尔夫语）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 1640-1689）名声不佳。评论家戏拟希腊神话中“美惠三女神”，将贝恩和另外两位作家德拉里维埃·曼利（1663-1724）和伊莱莎·海伍德（1693-1756）并称为“丑闻三丽人（the fair triumvirate）”。作为17至18世纪英国艳情小说（Amatory Fiction）的代表人物，她们不仅擅长以宫廷秘辛为素材的影射笔法，而且热衷于描绘情色场面，由此遭到文坛权威强烈抨击。蒲柏在《群愚史诗》中称之为“无耻的涂鸦者”，并讥讽贝恩在每部戏剧的结尾处，总能“把所有的角色都哄骗上床”。

  贝恩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她出身平民，未受过正规教育，但富于冒险精神。在安特卫普“淘金”期间，她曾奉命充当军事间谍，向国王查理二世汇报荷兰海军的动向。她曾两度被捕入狱：早年因为拖欠债款，晚年则因著文暗讽国王私生子蒙茅斯公爵。值得一提的是，她不仅是名动一时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也是当时公认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其译著如拉罗什富科的《箴言录》和丰特内尔的《关于宇宙多样性的对话》《神谕的历史》以及《新世界之发现》等在市场一度大受欢迎。

  贝恩交友广泛，其好友既包括国王的情妇，也包括廷臣罗切斯特伯爵以及桂冠诗人德莱顿，甚至还有一位以双性恋著称的伦敦律师约翰·霍伊尔——上述友人不仅为她提供创作的素材，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她的文风。根据文学史家的看法，贝恩之所以成为“艳情作家”，与她加入罗切斯特伯爵的文学小团体大有干系。

  贝恩小说成名作是《贵族兄妹的情书》（1684）——故事原型是1682年伦敦上流社会的一则丑闻：格雷勋爵与妻妹伯克利夫人有染，后与之私奔。勋爵的妻子是蒙茅斯公爵的情妇，勋爵本人后追随公爵发动叛乱，兵败遭斩首，结局令人唏嘘。但本书仅以此为历史背景，作者的重心是详细描绘男主与妻妹的情意缠绵和鱼水之欢。在书中，你情我愿的男欢女爱使得传统意义上强奸和勾引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对于赤裸裸的情色交易，作者非但没有站在道德高度严加痛斥，反而抱着同情甚至欣赏的态度大肆渲染、津津乐道，与中国明清“艳情”小说如出一辙。

  小说的第三部分名为“爱情故事”。为了凸显浪漫氛围，贝恩特意选用复数的法文单词“爱”（amours），强调男女主人公心有灵犀，共浴爱河，而非传统小说始乱终弃、抱恨终天的寻常套路。事实上，不论本书被定义为贵族性爱史，还是爱情罗曼司，作者的笔墨大多聚焦于越轨的两性激情/畸情，作者似乎有意通过语言撩拨来激发色情想象，从而成功吸引读者。在贝恩笔下，沉迷于肉体放纵的西尔维娅，与风流成性的菲兰德可谓“天生一对”——他们寻欢作乐，醉生梦死，正是“快活王”查理二世治下世风奢靡的真实写照。

  贝恩另一部小说《美丽薄情女》（1688）描写一个铁石心肠的薄情女如何利用美色掌控男性并以之牟取权力。故事一开始，男主怀尔丁爵士继承了父亲的巨额财产，他“继承了所有一切——除了父亲的美德”，打算寻觅一位理想妻子，结果落入女主米兰达的圈套。米兰达同样是“一份巨大产业”的继承人，作为长女，她利用各种手段欺骗自己的亲生妹妹，千方百计剥夺她的继承权。米兰达除了工于心计，她还对身材高大、外表俊朗的青年男性尤其缺乏抵抗力。某天，她在教堂偶遇一位英俊牧师，立刻施展魅力，打算一举将其拿下。孰料对方意志坚定，一直不为所动，迫使她不得不试图采用暴力手段令其就犯。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饶是如此，牧师仍是拼死抵抗。最终她意气难平，愤然将这位“不解风情”的牧师告上法庭，指控他犯有“强奸（未遂）”罪。

  贝恩在文学史的地位，主要由她的17部戏剧奠定。1670年，贝恩的第一部戏剧《逼婚》（于次年出版）在伦敦上演，大获成功，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拾，终于成为堪与德莱顿比肩的著名剧作家。在当时的剧场，女演员和女剧作家同样不受待见——她们皆被视为可资利用的性对象。没有一名女演员能“有效地保护自己免受男性的挑逗”——很大程度上，她受欢迎程度并不取决于她的表演才能，而是取决于她的性能力。与女演员相比，女剧作家的境遇更为糟糕，因为她们侵入了男性的领域，竟敢在公共场合展示“自己的思想”，这本身就违背了道德规范。在正人君子眼中，体面的女人本不该抛头露面，尤其不该创作“色情剧本”，因此她们饱受攻讦——如贝恩便被指为“缺乏淑女风范”。

  对于上述指控，贝恩反驳道，由于戏剧不需要太多“高深学识”，女性也完全能够胜任——再说莎士比亚也没有多少高深的文化素养。正如她后来在《幸运的机会》（1686）一剧“序言”中所说：“如果他们发现其中有一个词会冒犯最纯洁的耳朵，那我将屈服于他们所有令人动怒的挖苦；但无论是对是错，他们都会指责这些我所创作的喜剧是有罪的，仅仅因为我是一名女性。”

  尽管如此，贝恩在她的第二部戏剧《多情王子》（1671）中仍大胆触碰雷区，在之前的基础之上，更暴露出权力的滥用——其思考的深度和批评的力度远超同时代一众男性作家。伍尔夫在《自己的一间房》中建议后世所有文学女性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向贝恩墓碑献花，正是对这位女性文学先驱的高度礼赞。

  《游荡者》（1677）是贝恩名气最大的戏剧，至今仍享有盛名。该剧颠覆了女性是男人的财产和附庸、以及女性代表自我贬抑和自我牺牲的传统观念，呈现出一种新型女性——女浪子海伦娜（或说为作者本人的化身）——的形象。海伦娜钟情于男主威尔默，女扮男装成为这位才子的贴身跟班，而海伦娜的姊妹弗罗琳达则爱上威尔默的好友贝尔瓦尔，最后两对情人终成眷属，各自琴瑟相合，意气相投——两对夫妇既确保经济上相互独立，又不要求对方保证百分百忠诚，绝不变心，真可谓是情投意合的“新式婚姻”。

  海伦娜一开始被认为是“贞洁的化身”，她哥哥的愿望是让她成为一名修女。她拒绝遁入空门，决心奋起反抗，于是利用狂欢节的机会与人调情——她希望找到一个男人，能“破坏她的贞洁”——前提是，必须由她选择这个男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由男人选择她。自古以来，男性安享寻欢作乐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往往以女性的屈从为条件。通过女浪子海伦娜这一人物形象，贝恩试图表明欲望不仅仅是男人独有的——女性也会设法满足自己的欲望。浪子可以随心所欲、毫无节制地追求性快感，女浪子为什么不可以？

  同样，贝恩在《都市女继承人》（1682）中也刻画了大胆表达自己身体欲望的女性形象。自始至终，佳丽亚德夫人清醒意识到浪子威尔第的顽劣本性，但是一旦独处，她还是身不由己地被他的甜言蜜语所蛊惑，屈从欲望的召唤，甘愿放下一切心理戒备，与之共度春宵。起初，她也曾痴情地希望通过纯洁的道德引领，拯救恋人的灵魂，让他摆脱肉欲，达到“超凡脱俗”，结果却发现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连她自己也落入陷阱，无力自拔。“……所以我倒下了，/像长期崇拜的偶像/最终发现是虚假、是欺骗、是泡沫”。她深自悔恨，然而等到二人再次会面，她又会故态复萌。

  和小说、戏剧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贝恩诗歌创作似乎“稍逊一筹”。尽管她很早便步入诗坛，且不乏技巧和优雅，但由于诗作中的情色意味过于浓厚，因而长期为人诟病——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起，人们对她的诗作才有了新的认识和解读。

  贝恩的诗歌作品主要收录于《爱岛之旅应景诗》(1684)和《利西达斯，或时尚情人》(1688)这两部诗集中。前者顾名思义，诗篇多与男欢女爱相关。如《映像》（The Reflection）一诗主题是爱情的背叛。诗作从一位顺服于恋人的女性视角出发。最初，男人想方设法得到女人，但得手之后，却变得兴味索然，最终移情别恋。女人伤心过度，郁郁而终。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贝恩暗示爱情背叛对女性的伤害远远大于男性——她的口吻却不无嘲讽，因为在她看来，这种“殉情”毫无意义，毫无必要，简直可悲又可笑。正如贝恩在《致亚历克西斯的颂歌》中所言，男人只对征服情有独钟——一旦他们从一个女人身上获得欲望的满足，他们就会继续寻找下一个猎物。

  贝恩在《致莱桑德》一诗里针对异性恋中双重标准的失效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案例分析。该诗采用商业和投资作隐喻来讽喻莱桑德的物质主义。诗中叙述者（女性）决心报复花心的莱桑德，因为她自己“苦苦从他身上得到的爱”，对他的情人来说却不费吹灰之力，他和“她”公开秀恩爱令她心痛欲碎。她要求在爱情中相互公平——既然他有在外寻花问柳的自由，那么她也有这样做的权利。在诗歌的结尾，她警告说，如果莱桑德继续欺瞒，死不悔改，那她将会以毒攻毒，加倍奉还。

  在名作《利西达斯》中，贝恩将目光转向男性性少数群体。诗中的弗兰德和利西达斯形影不离，弗兰德“从不为/任何女子叹息或流泪……他所有的爱意，/都倾注在利西达斯身上”。在本诗创作半个世纪前，贝恩仰慕的大诗人弥尔顿有同名诗作——田园挽歌《利西达斯》（1637），以之纪念一年前在爱尔兰一次海难不幸去世的剑桥同窗爱德华·金。贝恩借用这一诗名，其暗含之意旨也昭然若揭。

  事实上，无论生前身后，贝恩最受人指摘的诗作非《失望》莫属——不要说在三个多世纪前，即便放在今天，该诗亦属禁忌话题：它描摹了男性的性无能。根据文史学家的研究，无论从创作题材还是表现手法来看，贝恩这首诗皆受到罗切斯特伯爵的启发和影响。后者是著名诗人，尤擅讽刺诗，在查理二世宫廷以行为浪荡不羁闻名。伯爵机智敏捷，好酒好色，堪称复辟时期浪荡子的典范。他的诗作如《在她怀里度时光》《离了你我永憔悴》和《过去一切如烟云》等，单看题名，便不难推测其“行乐需及时”之立意。这样一种奢靡的风气推而广之，自然造就了复辟时代特有的优雅闲散和艳情生香的生活场景——贝恩只不过凭借诗人的直觉巧妙加以渲染和刻画而已。可见，贝恩成为一名“艳情作家”，既是她个人的艺术追求，也是时代风尚使然。

  吊诡的是，贝恩这位生前备受争议的“英国萨福”（The English Sappho），死后却得享荣名，安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不过她的坟墓并不在“诗人角”，而是位于教堂的东廊。墓碑上刻有一行诗句：“才智永远也敌不过道德，躺在此处之人便为明证。”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