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资华筠先生应邀到北京舞蹈学院做了题为《专业舞人的职业尊严和对“舞蹈研究”的思考》的讲座。资先生的讲座内容结合实际，观点鲜明，发人深省，在年轻学子中间引起了热烈反响。在教师节之际，本报特约请资先生将讲座内容修订成稿在此刊发，以期对舞蹈作者及研究人员有所启发，进一步繁荣发展我国的舞蹈艺术。——编者
无论从事舞蹈创作、表演，抑或是搞舞蹈理论研究、评论都须树立职业尊严，并通过教育和社会实践不断加强。
“舞人尊严 立身之本”，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目睹了太多令我们不爽的“舞蹈现象”。如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个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节日联欢，许多著名艺术家受邀参加表演，其中之一是著名歌唱家和最杰出的青年舞蹈家的合作演出。歌者在台前引吭高歌，舞蹈家却在舞台的角落里舞动着，甚至进入高潮时也在后区翻滚，艺术效果失衡。事后得知，晚会导演曾嘱咐他们“不能影响‘主要演员’（歌者）的发挥”。他们把这句话“执行”到了“极致”！这不禁使我们生发感慨：在“舞伴歌”泛滥的当今，人们已习惯于把舞蹈作为“陪衬”、“佐料”，即使优秀舞者在其他行业的艺术家面前也存在着自卑心理。眼见所及：当今，在理应具有经典意义的剧场艺术或执行国家交流任务的一些重要演出中，也不乏见舞蹈表演中缺少真功夫的敷衍和扭捏作态的媚俗气，有些甚至近乎“声色犬马”！舞蹈审美品位的滑落令人堪忧。由此不禁想到，舞人要想得到人们对舞蹈艺术的尊重，首先必须树立起自身的职业尊严和纯正的台风。
指出上述现象，并非想充当今不如昔的“九斤老太”。与过去相比，舞蹈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是有目共睹的。由于在选材和训练上越来越科学，当今舞蹈演员的专业技艺普遍超越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过，回顾自己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专业舞人的成长环境，那时舞蹈演员的地位确实比较高，不仅演出有大型交响乐队伴奏，歌唱家也欣然为舞蹈伴唱。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舞蹈往往成为国家形象的象征和民族文化的标志。如在一些尚未建交的国家演出《红绸舞》等，报刊评论：“这是解放了的人民心中的火焰在燃烧”；在抗美援朝前线给美国俘虏演出《荷花舞》等，他们看后不禁感叹：“这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民族，不然怎么会有如此圣洁、祥和的舞蹈！”（“中国是‘侵略者’”的反动宣传不攻自破）。我们的心中充满了职业自豪感、事业的崇高感。
时代前进了，环境变化了。今天，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反映在舞蹈的多层次、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中；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文艺体制也在不断地变革。但任何一门艺术的发展，都是分层次的，不同层次有不同的社会功能。高端的专业舞蹈人才，理应负有引领艺术发展的“主动脉”作用，在审美品位上更应起到示范作用。如果都以“适应市场”为借口，主流舞创作也趋同于低级歌舞厅，国家投入这样多的人力、财力培养我们有何意义？（这绝非否定艺术的娱乐功能，其实低级趣味的舞蹈并不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市场前景。）
之所以首先提出舞蹈表演问题，因为“舞风”很直观地反映出舞者的职业尊严，这样的事例不少。我们的一些年轻演员，往往误认为“表演”就是用眼睛、身体“勾引”观众。我辅导《飞天》，也遇到过类似的苦恼。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是佛教的“香音神”——圣洁、超凡，寄寓着人类向往自由飞翔的美好意愿。这个舞蹈要有一种空灵感，无须与观众直接对眼神。但学舞的青年人，却习惯性地（不由自主）以媚眼和扭动臀部去表演，令人哭笑不得！当然，不同题材、内容的舞蹈，应赋予其不同的风格、特色：活泼、俏丽、热情、豪迈、妖娆、妩媚……此外，根据角色的需要也可以赋予或性感、或丑陋的风格、特色……但那是艺术创造，不是自我矫饰、作态，更不应以不健康的情趣诱导观众。我们应扪心自问：如今专业舞人登台演出，有多少人自觉追求高超技艺与创造灵性的有机结合，以表达崇高情愫，体现国家气派、民族特色为己任？这一切都需要在树立职业尊严的基础上通过艺术锤炼方可实现。如果舞蹈演员已经到了不论舞蹈的题材、体裁，民族、地域，季节、习俗……大都以裸露腰身、耍弄技巧、扭捏作态为吸引观众的“法宝”，忽略精神气质、审美品位和艺术感染力，将对公众的舞蹈审美引发“劣性循环”，到头来受害的是我们心爱的舞蹈艺术和舞人自己。
我们或许可以找出各种客观因素来解释上述的现象，但更应从我们自身——专业舞人的文化品位——进行反思，树立起职业尊严。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提高自身的文化自觉和审美取向的“主心骨”，善于把握自己，从而不在盲目追求“华丽”——实则奢靡，鼓吹“首创”——实则雷同的浪潮下，忘却了朴素中蕴含的纯粹——艺术作为民族精神文化的本质意义。当然，正面引导也很重要，如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的主体就是舞蹈演员，他（她）们很好地呈现了整个演出的文化品位，非常敬业。我相信，这样的艺术实践对他们是一次重要的洗礼。
职业尊严的树立，涉及到全面提高专业舞人文化素质等问题。这似乎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从舞蹈学科的理论建设来检验，一方面，确实有显著进步，有堪与其他学科媲美的学术成果。但我在参与国家科研项目论证、评审时，仍感到我们存在相当的差距：不仅数量偏少，在申报文本和最后成果呈现上都不尽如人意。其中，可实施“政策倾斜”的青年学者的项目，高质量、有创新意义的更是凤毛麟角，以致让人不由得生发“自惭形秽”之感！
但我更想强调的是，学术研究领域的学风、文风问题，确实急待整肃。主要是套用、搬弄以至抄袭之风必须有效遏止，绝不能不以为耻！是的，甚至博士论文的抄袭现象也不乏见。遏止此类现象，是一个要花力气的工作，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深入分析，方能有据、有力地作出判断，予以严格把关。这绝不是要和任何个人过不去，而是为了维护学位教育的尊严，维护舞蹈学科的尊严，也为了教育学生，倡导好的学风、文风。当然，更多的问题属于“临界性”的，在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中，套用、生吞活剥，缺乏自己的独立思考与独到见地，不能一概扣上“抄袭”的帽子，需要准确判断。但其中体现出的懒惰、浮躁……却不能不引起注意。
此外，舞蹈批评中的“研讨公关化、评论广告化”问题，依然存在，侵扰着舞评人的生态环境和文化品格（这个问题我曾多次撰文呼吁，依然忧思难平）。
舞评人应当葆有对舞蹈作品的满腔热诚和与创作者的诤友关系，对舞蹈作品做出比较切合实际的价值评判。对公众的审美情趣和对创作者的自省，都负有一份责任。心口如一、实话实说，不过是“底线”。还应以自身的学养、见地，讲出他人所未知、未见，或不敢讲的话——力求揭示艺术的真谛。只有这样，才能使创作者、表演者感同身受、心悦诚服。如果能通过一系列表象，对一个时期的创作思潮进行舆情分析，则是文艺批评更高的境界。专业水准需要通过实践不断提高，而学风、品格的纯正是首要的。手中的笔杆子，趋从于某种“权”和“利”，那么舞评人将不幸被某些鄙视艺术批评的人所言中——成为附庸和“寄生虫”。那还有什么职业尊严？
所以，无论从事舞蹈创作、表演，抑或是搞舞蹈理论研究、评论，都需要树立职业尊严，并通过教育和社会实践来不断加强。
在树立职业尊严过程中，学习和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舞蹈的职业尊严，不仅靠个人努力，更重要的是群体的努力。它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非常具体的行为准则。
在树立职业尊严过程中，学习和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我就以自己的切身体验，谈谈以下几点：
首先，职业尊严源自信念。在南开中学初中毕业时，我毅然放弃了被保送本校高中的资格，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少年班，起因就是看了一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型歌舞晚会《人民胜利万岁》。这不仅因为有许多著名艺术家参加演出（如戴爱莲、王昆、郭兰英等），更重要的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如此激动人心、直接表达民众情感的舞台艺术。它与我从小学习的钢琴、芭蕾相比，具有非同反响的感染力！老师们认为考第一的学生一瞬间决定弃学从艺是“走火入魔”，甚至“大逆不道”！但我和老师辩论时却脱口而出“舞蹈可以点燃人的心灵，它比大烟囱冒烟（指“工业化”）更有意义”。对一个１４岁的“红领巾”来说，可能当时我并未对自己的话有深刻的理解，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我选择舞蹈的朴素动机并成为我一生的信念。这种信念支撑着我的职业尊严——无论何人胆敢轻视舞蹈，我都会以此反唇相讥。
其次，信念在学习中提升、充实。我坚持自学文化、理论，是出于对知识的饥渴和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再就是要在家里抬得起头。我的父亲是先后留学日、美的金融学家，姐姐、妹妹分别毕业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从事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母亲也受过高等教育。每每回家，母亲就说“只上过九年学的人回来了……”为了不让家里人失望，也为了破除人们对舞蹈演员固有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社会偏见，我暗下决心坚持自学，奋发进取。不过，当时存在着“读书无用论”的风气，尤其在文艺团体并不鼓励边工作、边进修，有时闷头读书还被批判为“脱离群众”、“个人奋斗”。所以，党的十六大文件提出“构建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使我备感亲切，也感慨唏嘘。你们生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时代，应该倍加珍惜才是。
学习不仅使我充实着原初的信念，也获得无穷的乐趣。越学越觉得未知世界的广阔，越感到自己的不足，逐渐变成一种需要和习惯。这样的学习不是为了文凭（当时也没有这种机遇），而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所以自主选择的主观能动性很强，也具有恒久的动力。当你的“肚子”里不那么“一穷二白”了，坚持信念的底气更足，职业尊严自然得到强化。
再次，学习要有科学的方法才得以坚持。在学习过程中，我以自己读书为主，订出长、短期读书计划，坚持记札记。“文革”前已经积累了十几本学习札记，可惜被“造反派”当作“毒草”毁掉了，但刻在脑子里的东西却不会被消灭。
舞蹈同行可能都有共同的体会：日复一日的形体训练十分艰苦，利用练功、排练、演出的缝隙坚持自学，一是容易打瞌睡，二是很难有理想的读书环境。但只要坚持，就会摸索到科学的、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我的方法是“见缝插针、零存整取、按计划推进、阶段性总结”，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再进行系统整合并予以“格式化”储存。要有效地利用每一分钟，不挑剔环境，培养闹中取静、在瞬间集中精力的本领。事实上，读书、舞台表演都需要精神集中，心无旁骛，二者是相通的。
最后，珍惜、感恩是奋发进取的不竭动力。学习当然不能只靠个人努力，必须向人请教，不放过任何拜师、听课的机会。比如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８年，我曾在童年朋友的帮助下，用两年的时间旁听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大部分课程，也尽最大努力按时交作业、做试题，目的是为了检验自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在此过程中，我得到著名教授和许多“同班”大学生的主动帮助。又如上世纪８０年代，我有幸在陈翰生教授门下学习英语，他为我突击补习之后插入他的大学后英语研修班，坚持３年多，不收分文……总之，在我的一生中，得到过许多有高尚人格和深厚学养的恩师益友的教诲和帮助。他们在我面前树起高高的标杆，令我无限向往，努力效尤。相信在你们成长的历程中，也有许多人起到重要作用，应懂得珍惜、感恩，它是奋发进取的不竭动力。
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学习方法，必须做一个“有心人”，随时发现学习对象，包括自己的学生。如我已带了９个博士生，各自的论文课题不同，研究领域比较广阔，在指导他们的过程中，我也必须与学生一同学习，可谓“一个学生一本书”——教学相长。
无论拜多少好老师，也替代不了自己认真读书。读书大体可分为浏览、精读、反复翻阅（咀嚼）、思考……在此过程中对学习内容做出判断、选择，形成自己“格式化”的储备库。此外，学习中调动“联想功能”很重要。记得在北师大听鲁迅作品分析时，对他论诗的一段话印象特别深刻：“呼唤血和火的，咏叹酒和女人的，赏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则一样是空洞。”我当时立即联想到：所有真正的艺术创造都需要“真的神往的心”……上世纪８０年代，应《文艺报》之约想以这句话作题旨写一篇艺术随笔，却忘了它在哪个集子里。于是打电话请教专家，对方却对这句话表示“置疑”。我坚持了自己的记忆，专家到底是专家，很快帮我查到是在鲁迅《〈十二个〉后记》（《集外集拾遗》）中。那位教授对我的记忆很惊讶，其实这就是“联想功能”所起的作用。
如果舞蹈是一座珠穆朗玛峰，即使我们只驻守大本营也很神圣；如果她只是个小土堆，你站在顶上又有何荣幸？舞蹈的职业尊严，不仅靠个人努力，更重要的是群体的努力。它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非常具体的行为准则。希望我们共同以自己的生命投入这个有价值的事业，在此过程中不断获得灵魂的铸炼和人生境界的升华。
对舞蹈理论而言，要有对于“困惑”的真实感受、追求艺术真谛的强烈愿望以及对自己思考的真切表达。心灵充斥着虚浮杂念，是难以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的。
上世纪８０年代，因偶然机会，我从表演实践领域进入到了学术研究领域——继吴晓邦先生后被任命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上任时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来上学的，不是来‘上任’的。我相信只要真的想学习，永远不会嫌太晚。”来所里之前，我已有一些散文、诗歌等在全国性报刊发表，还出版了报告文学集和《舞蹈和我》两本书。好心的前辈、同事劝我，搞自己熟悉的舞蹈家研究，撰写人物评论，短期可获得“科研成果”。也有人邀我参加已经立项的重点课题（把我也纳入主编之一），可顺风顺水获得“科研成果”，我却不甘心走捷径。当时舞蹈学科的基础理论薄弱，舞蹈学科缺少独立的、符合舞蹈本体的方法论研究，倘若长此以往，学科建设就很难成气候。可以说，加强舞蹈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成为了我选择“舞蹈生态学”研究的最初动因。在从事理论研究期间，也有一些感触与体会。
首先，因困惑而研究。回想起来，作为新手起步就啃硬骨头，真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但话说回来，这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只能从实践中来。”我的舞蹈研究课题，就是出于实践中的困惑。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舞蹈演员，我曾表演过中外各种风格的民族舞蹈。虽然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获得金奖的节目是西藏民族舞，但由于自己接触民间艺术非常少，在情感上有距离，更谈不上真正理解。那时没有正规教材，主要是向民间艺人学习民族舞蹈，他们比较即兴，不规范，全靠一遍一遍地模仿，我感到兴趣索然……后来，到民间采风多了，特别是逢年过节时，跟着农民的歌舞队走街串巷，一起奔腾雀跃，才体会到民间舞蹈的生命力——与人民的生活、情感密不可分。我联想到俄国作家、诗人莱蒙托夫《祖国》中的最后几行诗：“我愿在节日露重的黄昏/伴随着醉醺醺的农夫的闲谈/把那跺脚又吹哨的欢舞/尽情地饱看到深更夜半。”是啊！民族舞蹈是祖国的血脉和灵肉，我的心中顿时滋生了对她的挚爱。但有了兴趣，不等于就能学好。与许多同行相比，我对于民族舞蹈的乡土气息和动作风格的把握，存在不少差距。于是，我试图寻找其中的窍门——探寻形成其动作风格的缘由与规律，与此同时，也注意收集与此相关的文化背景资料。譬如：学习傣族“孔雀舞”，我除了了解其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也阅读傣族诗人的作品，从中体会其民族的审美意识……
现在回想起来，学习民族舞蹈中的困惑和克服困难的过程，似乎埋下了日后研究舞蹈生态学的“种子”。事实上，把生态学“研究‘核心物’与环境的关系”的原理引入“舞蹈生态学”作为研究民族舞蹈文化特异性的一把钥匙，以及对舞蹈外部形态分析总结出“因子分解、特征提取”的方法等，都与自己长期舞蹈实践中的困惑紧密相关。因此，理论研究并不“神秘”。这样说，绝非把科学研究简单化为一般性的“经验总结”。学科基础理论的建立，就是要从感受到的各种现象中求索其规律性，以期对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其次，拜师求教，拓展学术视野。我的幸运在于得到了良师益友的直接指导与帮助。其中最重要的，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语言学家王宁，大百科全书的总编委会顾问、生物学家全如瑊。他们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怎样从事学术研究、使科研课题没有走弯路的。
全先生特别强调“实证考察，反对想当然”，同时又以他丰厚的学养，给我推荐了许多经典性的参考书。在他的建议下，我阅读了《基础生态学》的英文原著，虽然很吃力（借助词典），但使我接触到了正宗的“生态学”原理，吃透才得以创造性地借喻，力避不求甚解地随手拈来些名词术语随意嫁接，从而不致脱离自身学科的特性，坠入其它学科的“槽厩”不能自拔。全先生倡导《导论》必须是“干货”，《舞蹈生态学导论》不过十万字（有人称其为“小册子”），却为舞蹈本体研究提供了可操作性的科学方法论。事实上废掉的稿子（先后九稿），是出版字数的十几倍。
在人文学科中，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是比较先进的，舞蹈形态分析中，提出“舞动”和“舞畴”的概念区分，就是直接得益于王宁教授的指导（受到语言学中“音素”与“音位”的启发）。此外，掌握外语对于拓展学术视野是很有好处的，它使我了解到关注“人类与艺术的关系”在当今艺术研究中具有前沿性，它不可能不涉及人类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问题，这就更坚定了我对“舞蹈生态学”原理的确信。掌握外语读原著的好处，还在于不会被“编译”式的读本牵着鼻子走，因为有些书可能不错，有些则可能存在讹误。
再次，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老实说，如果平日没有一定知识积累，随时随地做个“有心人”，即使大师就在你的身边，人家也不知怎样下手对你实施具体指导。我有两点体会比较深刻：一是要有阅读经典的基础，它涉及观察问题、思维方式的科学性。舞蹈生态学遵循了“唯物主义能动的反映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方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基础教育的结果。如果当初不是真读、真学——“种”在脑子里，仅仅背诵教条，它不会在自己的研究中得以运用。二是要带着问题继续学习，否则很难从困惑中找寻出路，使研究走向深入。这一切必须与切身实践相结合，譬如：联想曾经跳过的各种风格的民族舞蹈的丰富积累，否则也难以触类旁通地汲取其他学科的真谛。
最后，要经受实践检验。《舞蹈生态学导论》的包装很寒碜，其内容（成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未引起同行、学界的重视，甚至还有置疑。但我坚信，只要它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就一定会随着舞蹈学科的发展得到应用和认可。２００２年，我指导冯双白的博士论文《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羌姆舞蹈和民间祭礼舞蹈研究》，初步运用了舞蹈生态学的方法分析“羌姆”的民族文化特异性，学位委员会认为论文“有学术创见和亮点”，被评为优秀（主要是他本人努力的结果）。这时“舞蹈生态学”才引起了其他学科专家们的关注，有人甚至问：“什么时候冒出个‘舞蹈生态学’？”随着我的更多博士生在不同研究领域运用了舞蹈生态学并取得收获，它的原理、方法逐渐被同行运用；同时，由于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舞蹈生态学可以比较直接地在这个领域付诸实践，它又逐渐得到了更多学者、专家的承认。
总之，学术研究要有比较广阔的视野，需要了解国际学术研究前沿的动向和世界文化思潮。同时，吸收相关学术成果必须有独立的创见，纵览全局后，最终要回归本学科。要想形成自身研究思想的体系化，达到更高的学术境界，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会有很多坎坷、失败，承认失败、及时修正才能继续前进。
我曾在不同场合倡导“三真”精神。对舞蹈理论而言，要有对于“困惑”的真实感受、追求艺术真谛的强烈愿望以及对自己思考的真切表达。心灵充斥着虚浮杂念，是难以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的。眼界所及，在学术领域（尤其是青年学子）中，诸如：“大”题“小”作——空而无当；崇“洋”媚“新”、“名词爆炸”——自己未解析真意，就拿来唬人；以偏概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走向错误结论。究其原因，还是人风、学风、文风问题，这又回到了开头我们所提出的“职业尊严”问题。那么，就让我们以“提高职业尊严”共勉，并以此作为结束语吧。
（编辑：王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