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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偷走了中国编舞人的创意?

2016-10-29 14:39:54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

   
创作是芭蕾的核心,编舞是芭蕾呈现的载体,这两个元素决定着一部舞蹈作品的优劣,可谓“芭蕾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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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国际芭蕾创作与编舞:现状与未来”论坛的国内外舞团艺术总监、编导、专家。


  创作是芭蕾的核心,编舞是芭蕾呈现的载体,这两个元素决定着一部舞蹈作品的优劣,可谓“芭蕾之魂”。


  当前,中国芭蕾舞坛与国际芭蕾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与世界优秀芭蕾舞团相比,中国芭蕾在创新与编舞方面也有待提升。


  10月26日,上海国际艺术节召开舞蹈论坛“国际芭蕾创作与编舞:现状与未来”,以“创意,卓越芭蕾舞团的灵魂”为主旨,召集一众舞团艺术总监、编导、专家开讲,针对创新/编舞这一薄弱环节,为当下中国芭蕾发展的瓶颈问题寻找药方。


  承担风险是创新的一部分


  瑞德·安德森担任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艺术总监二十年了。1969年,19岁的他进入斯图加特,在时任艺术总监约翰·克兰科的培养下一路成长。


  谈起芭蕾创作,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克兰科。在克兰科掌团的12年(1961-1973)时间里,国际舆论曾用“斯图加特奇迹”形容该团的崛起和如日中天的盛名。


  安德森说,克兰科非常关注年轻舞者,很早就成立了“青年编舞工作坊”,鼓励有编舞欲望的舞者独立创作,并为他们提供表演者、表演场地等协助。克兰科为了保护青年编舞的创作个性和发挥空间,他会为他们提供点拨,但绝不动手改他们的作品。“青年编舞工作坊”至今已有50年历史,依利·基利安、约翰·诺伊梅尔、威廉·福赛斯等编舞大师,都是从这里脱颖而出,走向国际舞台。


  和斯图加特一样,荷兰舞蹈剧场在青年编舞的培养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其对编舞的重视,和斯图加特渊源颇深——一手将荷兰舞蹈剧场推上当代芭蕾之巅的依利·基利安,就是从斯图加特“青年编舞工作坊”走出来的,深得克兰科真传。


  1975年,基利安出任荷兰舞蹈剧场艺术总监。除了固定的驻团编舞,荷兰舞蹈剧场还会从世界各地广招签约编舞、客席编舞,每年出产9部左右的新作。同时,舞团还成立了一个名为“Switch Choreografen:From dancer to Choreografer”(转变)的工作坊,向每个试图一展编舞之才的年轻舞者开放。


  在论坛上发言的马蒂·维尔斯基,便是荷兰舞蹈剧场的签约编舞之一。


  2001年,维尔斯基以舞者身份进入荷兰舞蹈剧场,2006年首次受邀为舞团“未来编舞家”计划创作,“编舞计划给我的未来打开了一扇门,让我感到自己还能进步。”维尔斯基说。


  编舞时,维尔斯基强调自己要编的始终是当下的所思所想,“我是什么,我此时此刻的情感,或者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而并不局限于我所在国家(法国)的现状和历史。这样你才能获得极大的创作空间,如果只局限于本地的主题和特质,会非常受限。”


  “舞蹈的未来就是要把不同元素结合在一起,最好的作品常常是‘混血儿’。”创作过程中,他不怕风险,因为承担风险本身就是创新的一部分,“如果你不愿承担风险,害怕犯错,那你就不可能有原创的东西出来。”


  那么,谁才是青年编舞“犯错”的坚强后盾呢?维尔斯基认为,舞团或者相关艺术机构,都应该有助力青年编舞成长的平台和制度,“通过承担风险,激励年轻人发挥自己的创意潜能。舞蹈需要创意,甚至是超过了技术本身。”


  没有痛苦,何来创作


  在维尔斯基看来,创意是人类想象力的一种本原和天分,无处不在,无人不有,每天都会不断成长。然而,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却说,中国编舞,特别是年轻编舞,常常为这个问题苦恼,“好像我们没有创意。”


  “创意会不会被我们的舞蹈教育给偷走了?”冯双白坦言,国内舞蹈教育常常把老师的示范动作,当作至高无上的标准,每个学生都觉得一定要和老师一样。舞蹈学院的编导系也有这个问题。


  冯双白说:“如果依靠道具来做一段接触即兴,你会发现全班学生编出的作品——你用衣服、我用裤子、你用头巾、我用袜子、你用伞、我用扁担——所有人跳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跳出来的作品质感、形象是一样的,这不是很可怕吗?”


  再者,“我们的创意会不会被迅速变幻的、兴高采烈的、成长着的中国经济大潮给偷走了?”冯双白深深体会到经济变化给中国编舞人带来的巨大影响,“我们的编舞有时太过重视创作过程当中的经济回报。”


  中国舞蹈界每三年举办一届的“桃李杯”,是检验国内舞蹈院校教学成果、创作水平的大赛,历来参加院校多,影响力大,“比赛期间也正是中国编导、编舞们还房贷的最佳时期”。


  冯双白感慨道:“我们的创作者在迅速的经济变化中,还能安静下来,将心聚焦在人性深处,聚焦到人和人的情感上吗?”他追问:“我们的创意会不会被手机偷走了?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手机上面,无时无刻不在微信上面,手机、微信让我们的生活变成碎片,心不能安静,很要命。”


  冯双白还注意到了手机里的“美颜”功能:“我们用手机拍照,拍的常常是美颜的部分,是我们生活美妙的部分,看到了美景,吃了什么……对不起,你生活当中的痛苦呢?莎士比亚没有痛苦,哪来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驯悍记》?我们的生活被虚伪化了,变成了虚伪的美妙生活的传递和再现,编舞还能感受到痛苦吗?”


  当天的论坛上,前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谢尔盖·菲林、芬兰当代编舞家约马·伊罗、旧金山芭蕾舞团首席谭元元等,也分别就论坛议题做了发言。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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