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战争中没有女性》一书后，很长一段时间，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敢正视由于磕碰而流鼻血的孩子，因为那会让她想起流血的往事，那些因战争而永久留下创伤的人们。为此，她曾说自己以后不再书写战争。
但她食言了。哪怕需要克服生理和心理上“防痛储备力”的日益匮乏。写作，是一个作家直面自己情绪的本能选择。对于阿列克谢耶维奇，苦痛折磨她的神经、战争的压抑令她不适，但作家和记者的双重身份令她难以回避苦痛和压抑。
于是有了纪实文学作品《锌皮娃娃兵》。
显然，这一次她又不得不直面记忆中的“悲剧”，个人的，群体的，时代的，有关一场战争，有关一次失败。官方记录依然将失败看成过程中的小风小浪，无论战事如何，他们高明的书写者总能将结果化为胜利，毕竟“胜利是唯一的，伟大的体制不会有失败”。但阿列克谢耶维奇清楚，这种虚伪的做法，其实际不过是对悲剧的二次亵渎，文学没有理由夸张悲剧，也不应该以崇高之名玩弄悲剧，悲剧就是痛苦，书写悲剧首先应严肃对待悲剧。
《锌皮娃娃兵》中，阿列克谢耶维奇是记录者而非创造者，她记录阿富汗战争中前苏联一方的军官、士兵、护士、妻子情人、父母、孩子的血泪记忆，或是讲话，或是信件，或是个人的倾诉，而很少掺杂她个人的论述。
阿列克谢耶维奇带着怀疑的目光走进战场，她的笔触也流露无法抹去的怀疑情绪。这一点，从小标题就可见一斑：
《我们好像已经是死人了》《为什么逼我回忆》《如今我什么也不信了》《人死的时候完全不像电影里那样》《我在那边杀过人吗》《人身上能有多少人味》《难道我能说“我怀疑”》《什么是真理》《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么大的痛苦》……
或者，与其说这是作者一人之怀疑，不如说，这是她整理所见所闻，在刻画一个群体的怀疑、一个时代充斥于人心的怀疑情绪。这种情绪在从阿富汗战场归来的人们心中挥之不去，但他们又难以痛陈直言。而对阿列克谢耶维奇，她愿意为沉默者发声，纪实文学是她最好的载体。
前言中，她就引用了萧伯纳的名句——历史会说谎。细化来说，是价值灌输会说谎、前苏联官方记录会说谎。于前者，是维护前苏联官方价值判定者对参战的鼓动，将其冠之以崇高的帽子，以至于混淆侵略战争和自卫战争、反侵略战争之分。对公众一遍遍开着喇叭：“为信仰而战、为了完成自己的国际主义任务，士兵在战争中自我升华……”于后者，是报纸上“高奏凯歌”的文字，是多么强调发动战争者修复和新建了多少学校、医院、马路、住宅，对当地百姓给予何等关怀，以至于将血肉模糊的郊野枯骨图偷天换日成箪食壶浆的盛况。
阿列克谢耶维奇所在做的，是通过作品告诉读者一件直接明了的事——战争的实质是毁灭。毁灭物质财富，毁灭精神堤坝，毁灭崇高的价值判断，毁灭扭捏作态的意识形态话语，血淋淋地将人们滋长的绝望、矛盾甚至于行尸走肉般的情绪像一条条肠子般撕扯出来，然后面不改色地将肠子放在战场上供装甲车碾压。
例如，士兵们选择开枪的心境。宣传会不吝笔墨渲染它们在那一瞬的心理话语，信仰打败苟且、正义感斥退恐惧……英雄存于世，但到底是很少很少的，焉论那些被“逼”上战场的“小人物”，有时候他们才是大多数，未必崇高，但足够平凡，而历史的主体恰是平凡的大多数构成。遗憾的是，出于种种原因，这类人在战场上的心境却被刻意隐去，或者拔高扭曲入英雄情怀的语境。
“你得先开枪，然后再查明情况，被打死的是妇女还是婴儿……人人都有自己的噩梦……”
“军官很年轻，当他得知他的一条腿被截时，便哭了。他长得像个大姑娘，皮肤粉红白皙。起初我害怕见死人，特别是没有胳膊没有腿的死人……后来习惯了……”
“若当了俘虏，他们先砍掉他的四肢，然后又把砍断四肢的地方用止血带包扎起来，免得流血过多死了。他们就这样把人扔下，我们的人把他们找回来时，是一堆一堆的肉。那些人想死，可是硬是被治疗。”
类似的话语，在书中处处可寻，几乎是大多数回忆者共同“体验”，尽管并不崇高但却真实的体验。这种体验带来的心灵创伤，是不会因为战争结束就瞬间治愈的，他可能会伴随亲历者一生。
“战争留给人的‘精神遗症’远比战争本身可怕。”
别尔嘉耶夫说：“我从来不属于任何人，我仅仅是自己的我。”当置身于狂热的群体当中，被集体话语所笼罩的个体，很多时候往往无法仅仅是“自己的我”，困于人潮而被迫跟随人潮。甚至于，有的时候他认为是自我选择的，恰是群体话语长时间内对他的潜移默化。“个体习惯了充当群体的工具”。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创作《锌皮娃娃兵》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着平视的视角，她执着于为“被靠边站”的群体书写，基于个体而非群体的立场上，发表自己的怀疑。故而她的作品并不让人感觉盛气凌人、高不可攀，读者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如邻人般的亲切善意。
她以及她的许多勇敢的“前辈”，他们未必知晓答案，他们不提供真理。但他们能够怀疑外部世界、怀疑自身，对待悲剧，他们虔诚地像一个教会里的信徒，以至于他们万不敢动以轻浮的念头，也不愿意仅仅将悲剧一厢情愿地归咎于一两个所谓代表。
就像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所说：“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她的勇气，绝不只是奋笔疾书所能囊括，为完成《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核灾难口述史》一书，她花了三年时间采访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救援人员的妻子、现场摄影师、教师、医生、农夫、政府官员、历史学家、科学家…………一如很多伟大的事业，总需要当事人处于不间断的精神高压之下，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每一次书写，都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
如今，切尔诺贝利事件已不需赘述，近400万人受到辐射影响，超过336000名居民被迫撤离。关于此事为何发生、危害为何如此深重，学术界已有大量分析。在《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核灾难口述史》中，口述者们为我们展现了现场的真相。
当工程师克哈诺夫去到隔离区，他发现切尔诺贝利的农民依然在种地，妇女依旧在哺乳，孩子们一如既往地坐在沙坑里玩耍。食物被放置在露天环境里，它们已经称不上是食物了，而是辐射污染的副产品。
学者胡泳在阅读此书时注意到一个细节：“在切尔诺贝利，一些工作人员在工厂死去，因为他们没有被下令离开。一个救治切尔诺贝利儿童项目的负责人说：‘那个伟大的帝国瓦解了，四分五裂。首先是阿富汗，然后是切尔诺贝利。当这个帝国倒下后，我们发现自己一直都是一个人。’”
抵抗谎言，学会记住，这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留给读者的启示。当灾难发生时，这位女作家以身作则，告诉她的同行们应对灾难的方式：当灾难来临，身为作家，不要躲进岁月静好，远离生活艰巨、复杂乃至不那么美好的一面。作家不是一个高人一等的身份，他是常人，是农民，是工人，是正在承担生活重量的一员。因此，作家介入现实，关心公共议题，是关心别人，亦是关心自己，因为作家无法置身事外，那些突然降临他人的悲剧，作家也会承受，区别只是概率和时间顺序。如果作家不把人们当回事，人们也不会把作家当回事，作家要躲进岁月静好，在小楼里做自己的画，人们就会遗忘作家，由他做自己的艺术。可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并不在于它纤尘不染、远离现实，而是作家亲自参与剧烈的生活后，从中提炼出永恒的特质。
因此，去参与，去记录，去成为抵抗谎言的共同体的一部分。或许，生为凡人，的确虚弱、无力，如蝼蚁一样渺小，但是也请不要忘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降生，我们活着，我们掌握言说与行动的权利，这本身就是一种高贵，是生而为人的尊严，因此要捍卫这份尊严，履行个人的责任。加缪在《鼠疫》里写道：“同鼠疫做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诚挚。”这句话的后面是：“我不知道诚挚通常指什么。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诚挚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曾经有人问及阿列克谢耶维奇，为什么她总是写悲剧？她回答道：“为什么总是写悲剧？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们住在不同的国家，但是前苏联遗民无处不在。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曾拥有相同的生活，有着相同的记忆。”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