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半年前，契诃夫给在法国尼斯度假的作家蒲宁写信，最后的问候语是：“请代我向可爱的、温暖的太阳问好，向宁静的大海问好。”
翻译家、剧作评论家童道明多年前第一次读到这里，心里不断感慨：“契诃夫真可爱啊。”童道明从大学三年级开始研究契诃夫，然而直到读完这名小说家、剧作家的全部书信，他才觉得，对作家有了一些“真切的了解”。
以这样的感情，童道明将自己翻译、赏析的契诃夫书信精选集，命名为《可爱的契诃夫》，在契诃夫诞辰155周年之际推出。3月14日晚，《可爱的契诃夫：契诃夫书信赏读》举行新书发布会，除童道明外，人艺副院长濮存昕、导演李六乙也出席并介绍了契诃夫于他们的意义，人艺演员伊春德现场朗诵了契诃夫的部分书信。
书信里的契诃夫
契诃夫一生创作的七八百部短篇小说，使他跻身“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列；他创作的17个剧本，在他身后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被看作启发了戏剧史上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然而在他短暂的44年的生命里，他只写过一篇散文，用以纪念一位俄国探险家。作家直接的见闻、经历、感受、思考，更多地集中在书信里。在对作家心灵的展露意义上，契诃夫的书信与托尔斯泰日记一起，被并称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两大奇观”。
这位作家几乎每天与亲友通信，在1982年苏联出版的30册的《契诃夫全集》里，以12册的容量收录了他留下的4000多封书信。在这些私人书信中，这位作家佳句迭出：谈写作，“简洁是天才的姐妹”；谈人生，“对待命运应该像对待天气一样……根据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使命”。同时，信札里折射了一个当时俄国的名人朋友圈：在写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契诃夫希望能得到允许，让他将最新的小说献给令他崇拜的音乐家，并请求能得到一张照片；而在给高尔基的回信里，他鼓励了青年作家的写作，却也毫不留情地批评其“缺乏克制、缺乏优雅”。
而在与初恋、妻子的情书，以及家人、好友的通信中，更可见到契诃夫不拘一格、机灵有趣的性情：学医出身的他吐槽托翁《战争与和平》里安德烈的伤重难愈，“我就能治好他的伤病”；说起一个朋友不给他写信，他表示要在下部作品给人安排一个坏角色；信末的祝福语往往不仅惠及全家，还会问候家里的鸭儿、鹅儿，乃至祝他哥哥的爱犬“狗运亨通”；而他去世前三天，给他妹妹写生命中最后一封信时，交代病情后还要顺便批评“没有一个穿着得体的德国女
人，没有格调，真让人沮丧
十年前第一次读完这些信，做了几十年契诃夫翻译、研究的童道明才敢说：“我对契诃夫多少有了真切的认识。”
2013年，76岁的童道明重读并翻译了其中的200多封书简。当时他受赠一本既厚且美的本子，令老教授产生了一个想法：做一个关于契诃夫书信的手抄本。从当年8月开始，他将初读时曾备注的重要篇目进行翻译与批注，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满了整本本子，“在这三个月里，我天天徜徉于契诃夫的情感世界里，我自己觉得，我更了解契诃夫了，也更爱契诃夫了。”
手抄本已送给友人作纪念，而童道明的翻译赏读，则结集《可爱的契诃夫》出版，“希望能以一本别开生面地展示契诃夫精神史的书，让大家更加理解与喜爱‘可爱的契诃夫’。”
戏剧里的契诃夫
1959年，童道明在莫斯科大学文学系念大三，学年论文写的是《论契诃夫戏剧的现实主义象征》，直接拿了优。老师对这个中国留学生说，希望今后不要放弃对契诃夫和戏剧的研究。
“如果没有那次和契诃夫的相遇，今天我会是什么样的人？也许还是研究员、博导，但我应该不会这么高兴，生命的光会暗淡很多。我很高兴我把契诃夫这样一个性情、善良的人，作为我一生的研究对象。”童道明说。
契诃夫28岁就得了普希金奖，被视为俄国文坛新星；在我们的语文教育中，他位列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一。但相比小说，契诃夫的剧作并非令所有人都欣赏。托尔斯泰就很不客气地说过：“我也喜欢他。但我不懂他为什么要写剧本。”
因为强调非戏剧化，契诃夫被视为自然主义剧作家中最自然的剧作家，看不下去的人觉得冗长无聊不知所云，而爱之者则觉得含蓄蕴藉大师手笔。曹禺读过《三姐妹》恨不能求契诃夫收下他的膝盖：“我想再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一个低劣的学徒。”而他的《北京人》被看作深受契诃夫影响。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则直接将契诃夫与莎翁并举，且认为前者更胜一筹，“功夫深处却平夷”。
而童道明与契诃夫相遇的1950年代，契诃夫的戏剧价值开始被重新评估：“此前，即便在苏联，也只有莫斯科艺术剧院一家上演契诃夫的戏剧。但到了1950年代，现代主义思潮兴起，契诃夫所开拓的戏剧冲突模式越来越被接受，世界各国演出契诃夫的团体越来越多。同时，契诃夫注重描写人的精神痛苦，令越来越多现代人感同身受。”
童道明介绍，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戏剧界对契诃夫戏剧的研究、理解愈深。而中国观众普遍知道契诃夫的剧作家身份，是在契诃夫去世100周年的2004年，当时国家话剧院举行“永远的契诃夫”国际戏剧节，世界各国剧团来到中国演出契诃夫作品，不仅包括剧作，也有根据其小说改编的作品。“之前有媒体质疑为什么要用戏剧节纪念一个小说家，举办之后，再也没有异议了，中国观众也接受了契诃夫是个伟大的剧作家。”童道明说。
可贵的契诃夫
很多中国人首次接触契诃夫是小学课本中的《凡卡》：9岁的小学徒在鞋匠铺受尽虐待，写信百般求爷爷带他回家，然而最后落在信封上的“乡下，爷爷收”，令每个读者都明白他的愿望终将落空。
在我们习惯的中心思想式的语文教育中，这篇文章大抵“刻画了19世纪末俄国农村和城市贫民的生存状态，揭露了剥削阶级的凶残和暴虐，写出了底层人民贫穷但却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态度”。
但这显然不是这篇小说带给人的全部感受。“过去我们强调契诃夫的批判现实主义，推崇比如《官员之死》、《变色龙》这样的小说。但契诃夫最重要的意义，像他在《凡卡》中体现的，是他的善良，是他对普通人的理解、悲悯与爱。”童道明对早报记者说。
善良是很多同时代人对契诃夫的评价。爱伦堡认为如果契诃夫没有那样少有的善良，就写不出他后来写出的那些作品。帕乌斯托夫斯基则在《金蔷薇》里评论，苏联作家们缺乏契诃夫的善良，而对文学家、作家来说，善良是一种生产力。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往往普通乃至卑微，没有波澜壮阔的命运与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作家却给予尽量的尊重，尽管不乏批判，但仍饱含深情地呈现他们的性格弱点与精神痛苦——而在很多人眼里，那是不值一提的。
人艺话剧《万尼亚舅舅》导演李六乙表示，“契诃夫的爱与善良，是一个剧作家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类的看法，对我们当今时代与社会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代不能再错过契诃夫，否则真的会是我们的遗憾。”
濮存昕是国内演出契诃夫话剧最多的演员，而李六乙认为，契诃夫式的慈悲与善良，在濮存昕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对王学兵吸毒事件，濮存昕在剧组开会时曾有过评论，固然批评了其对个人、家庭、社会的负面作用，更令李六乙印象深刻的是，濮存昕平实地说了一句话：“还是要留给他们一口饭吃。”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关爱，犯了再大的错误，要接受处罚，也要给他们机会，相信他们能够改好。其实这就是非常崇高的悲悯的情怀，这就是对世界的爱、对所有人的爱。”李六乙回忆。
而濮存昕认为，契诃夫一直是一个有自我的作家，不管外界怎么评判，他却忠实于自己的直觉，将自己对每个瞬间的直觉在笔端表达出来，“我们同代的中国人，在谁也不承认你埋到土里的理想的时候，在谁也不看重你的个人的感受的时候，在很多瞬间被蹂躏、煎熬没了的时候，就应该在这些大师的作品里焕发自己对生活的直觉。”
或许是曾经历过不被尊重的年代，濮存昕格外强调要尊重别人的瞬间，哪怕是有问题的人。多年前他还在空政的时候，坐公共汽车碰巧看到一个同事婚外恋的场景，当时他的感受是“发愁”，因为可想而知，接下来她会面对在单位里的飞短流长。“我特别同情她，觉得不应该这么对待她，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存在的合理性和出发点，不管结果如何，结果错了可以批评，甚至可以法律制裁，但不要侮辱人格。我们缺少《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因为我们缺少尊重、关爱，缺少契诃夫那样的情怀，也就是基本的悲悯情怀。”
（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