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听到过的歌曲，或一切“经历过的”忠诚的爱，或最美的生活插曲，或水手们、士兵们在海洋或陆地上遭遇过的艰险场面，其中最好者也许是它们的梗概，或其中任何能在事后许久重温的那些已经过去并丧失了原有刺激性的所经历的东西。灵魂是多么喜爱在这样的回忆中漂浮啊！
所以我如今在老年的黄昏时刻——我和我的书——坐下来闲谈——回顾一下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仿佛是走完了旅程——（一种历时多年的各式各样和时断时续的旅途游览——或某种漫长的航海旅行，其中不止一次好像到了最后的时刻，好像我肯定要下沉了——可是我们穿过一切险阻，终于胜任地到达了港口）——在完成了我的诗篇之后，我非常想按照它们（在当时是无意识或多半无意识）的意图再来看看它们，并对它们所致力体现的那三十年岁月作某些说明。因此，这篇序言可能要把最初的目的和想法同后来常常引起奇怪结果的经历像经纬一般交织起来谈谈。
在经历了七八个阶段和不断的斗争，为时长达三十年之后，（如今我已年近七旬，主要是在回忆中生活，）我把这部殚精竭虑得以完成的《草叶集》当作我自己的认证的名片，留给新世界未来的世世代代，如果我可以贸然这样说的话。至于我没有赢得我所在的这个时代的承认，却退而转向对于未来的心爱的梦想——预期——（雷格纳死了，但歌曲还活着）——至于从世俗的商业观点来看，《草叶集》还不只是失败而已——公众对于这部书和我这个作者的批评首先是流露了明显的恼怒和轻蔑——（我发现到处有你的敌人，1884 年5 月28 日一封由波士顿的W.S.K.写来的信中说）——而且单单为了出版这本书我就成了两三次相当严厉的官方特别打击的对象——所有这些也许并没有超出我应该有的预料。我一开始就作了这个抉择。我既不要求悦耳的颂扬、巨额的酬金，也不要求现在各种学派和组织的赞许。如已经实现或部分实现了的，整个事业给我的最大安慰（通过少数世所罕有的最亲爱的朋友和支持者——由于为数这么少就更加显得忠实而不屈不挠——这个小小的方阵哟！）就是我没有为自身灵魂之外的任何势力所阻止和歪曲，完全凭我自己的意愿说了我要说的话，并且把它无误地记录了下来——至于其中的价值就只有让时间去评断了。
对于这个评断的估计，威廉·奥康纳和勃克博士比我自己要有把握得多。不管怎么说，我把《草叶集》和它的理论看作试验性的——就如在最深的意义上我对我们美利坚共和政体本身及其理论的看法一样。（我想我至少有足够的哲学知识而不会对什么事物或结局绝对地确信无疑。）其次，一本书就是一次出击，是否能获胜，并在目标、退路和工事等方面制约对手，这得由今后至少一百年的时间来提供圆满的答案。我着重考虑的一点是我已经确实赢得了自己的听众，这足以弥补一切别的缺陷和阻难而有余了。实质上，这是一开始就有了并且坚持下来了的主要目标。现在好像这个目标已经达到，我确实已心满意足地不再考虑那些本来十分重要的缺陷，因为现在显得不重要了。公正而冷静地回顾我的全部意图，我觉得它们那时都是可信的——无论有什么后果我都接受。
以坚持不渝的个人雄心和努力奋斗，作为一个年青小伙子与旁人一道进入争取奖赏和政治、文学等方面效益的竞赛——参加伟大的混战，既为荣誉本身也为了做出一些贡献——为那些理想而追求和斗争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在三十一岁到三十三岁时仍然醉心于一个特别的热望和信念。或者，十分确切他说，那个一直在我从前的生活中飞掠着或者在两旁翱翔的始终不很明确的热望已经坚定地进入前列，确定了它自己，并且最后统治了其余的一切。这就是想要发愤以文学或诗歌的形式将我的身体的、情感的、道德的、智力的和美学的个性坚定不移地、清楚地说出并忠实地表现出来，表现在它所处时代和当今美国的根本精神和事实之中并与之保持一致——并且在一种远比迄今所有诗歌和著作更坦率而丰富的意义上开拓这个与时间地点相吻合的个性。
简单地说，也许这就是或者意味着我所努力要做的一切。时当十九世纪，地处美利坚合众国，以及它们所提供的领域和观点，《草叶集》本来只是或力求成为纯属一个忠实无讹而固执己见的记录。它在一切之中提供一个作家个人的本性、热情、观察、信念，以及思想，这些都几乎毫未受到任何来自别的信念或别的本性的固定色彩的渲染的。人们唱过大量的歌曲，美丽无比的歌曲，不适合这里而适合别的属于另一种精神和历史阶段的国家的歌曲；但是我只根据美国和今天的情况来歌唱，并进行取舍。现代科学和民主好像在向诗歌挑战，要它在表现中把它们置于与过去的歌曲和神话相对照的地位。据我现在看来（也许太晚了），我曾无意中接受了这个挑战并企图作这样的表现——这是今天我肯定不会做的，因为更加懂得它的含义了。
为了给《草叶集》这部诗作提供基础，我抛弃了旧世界诗歌中的传统主题，使之在作品中没有出现：没有那种陈腐的装饰和关于爱情或战争的精彩情节，或者旧世界赞歌中的高大突出的人物；我可以说没有任何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没有传说或神话，或传奇故事，没有婉词雅语，也没有脚韵。只有在今天日趋成熟的十九世纪、特别是在今天美国的无数的事例和实际职业中的最广大的普通人和人的个性。
与过去的诗相比较，我的诗每一页背后的思想所构成的一个主要对照是它们对上帝、对客观世界的不同态度，更多的是那个正在歌唱和谈论着的自我（通过反省、坦白、假定等等）对他自己及其同类的起了很大变化的态度。现在肯定是美国首先在诗歌的范围和基本观点上开始进行这种调整的时候了；因为别的每个方面都已经改变。我写这篇文章时，就从一本流行的英国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华兹华斯的论文，其中有这样的话：几个星期前一位法国批评家说，由于明显地倾向于科学及其囊括一切的威力的趋势，诗在五十年之后就会没有人读了。但是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一个更加坚定、更加大大开阔、更加新颖的领域才刚刚开始出现——不，应当说已经形成——而这个领域是天才的诗人必须迁入的。不管过去多年的情况怎样，现代世界的想象功能的真实用途是给事实、给科学、给普通人类以最终的生动表现，赋予它们以属于每一真实事物和仅仅属于那些真实事物的光辉、荣誉和最高的显赫形象。没有那种唯独诗人和别的艺术家才能给予的最终的生动表现，现实就会显得不完整，而科学、民主以及生活本身也会终于落空的。
很少有人欣赏我们时代的道德革命，而这种革命比起物质的、发明创造的和战争所引起的革命来要深刻得多。如今十九世纪行将结束（前两个世纪的种子正在结出果实来）——各国人民大众的兴起和疆界线的变迁——美国的历史性的和其他突出的事实——蓄意脱离联邦的战争——那些状若星云的部队的暴风雨般的冲击和突袭——这样的激动和骚扰将来再也看不到了——不可能有整个军事战线上、整个文明世界中更加全面的变化了。因为所有这些新的和进化的事实、意义、目的，新的诗歌信息、新的形式和表达，都是不可避免的。我的书和我自己——我们硬是跨越了一个什么样的时期啊！从1850 到1880整整三十年以及这些年的美国！我们大概真正会是骄傲而又骄傲的，如果我们按照那个时期的精神从它采集了够多的东西来将它的一些生气吹入未来的话！
就允许我为了我自己的目的或任何别的目的不敢在此或任何地方试图提出诗的定义，或解答什么叫诗这样的问题吧。像宗教、爱和自然一样，既然这些字眼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就都给它们各自一个充分准确的含义，但是我觉得没有哪个现成的定义能够充分概括诗这个词的含义；也没有任何规律和惯例能够这样绝对地通行，总有某些重大的例外会起而蔑视和推翻它。
还必须认真记住，第一流的文学并不是单凭它本身的光辉发光；诗歌也不是。它们是在客观环境中成长，是在演变的。那真正的生命之光常常很奇怪地来自别处——出于不可解说的来源，故充其量也只是像月光似的和相对的。我知道，有一些仿佛永远适宜于诗人的带支配性的主题，如过去的战争，《圣经》里的宗教狂热和崇拜，经常是爱、美、巧妙的故事情节或沉思的激情等等。但是，初听之下觉得奇怪的是，我想说还有某种远比这些主题扎得更深、耸得更高的东西能作为现代诗歌的最佳因素。
一切旧的富于想象力的作品按其性质都有赖于一系列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往往自己不加说明而为作品提供重要的基础，因而对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草叶集》也是这样，在它诞生之前就预先确定了某些不同于任何别的作品的东西，并且事实上就是这种先决条件的产物。的确，我应当说，如果不能首先使这一预备的背景和心理特性相印证的话，要想读懂这本书将是徒劳的。
想想今天的美国——这合为一体的三十八个或四十个独立帝国的事实——六七千万彼此平等而有其自己的生活、感情和未来的人民——这些数不清的现代的、美国的、在我周围沸腾着的大众，而我们就是其中不可分离的部分！再比较起来想想过去或现今欧洲诗人们的小小的环境和局促的领域，无论他们有多大的天才。想想至今为止在一切情况下都缺少或没有认识到的像今天此地所有的群众性、活力和空前的激动人心的事物。看来仿佛是，一种带有适合于人类灵魂的伟大性和无限性的宇宙与动力特征的诗在过去是从来不可能的。肯定地说，一种能为民主群众所用的具有绝对信心和平等的诗歌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评价第一流诗歌时，一种充分的民族性，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否定或缺乏民族性，（在我看来如某些时候歌德的情况，）往往（如果并非常常的话）是第一个要素。只要你有一点点洞察力就能在一定的距离外看到他们国家或环境的实际情况，连同当代人类精神状态及其暗淡或光明前景的色彩，这些都躲在每个诗人背后，并构成他们的特征。我深深知道，我的《草叶集》是不可能从任何别的时代、别的国家，而只能从十九世纪后半叶，从民主的美国，以及从全国联邦武装的绝对胜利中产生、形成和完整起来。不论我的朋友们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反正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在描绘的才能上，在戏剧性的安排上，特别是在语言的旋律以及所有传统的诗歌技巧上，不仅那些今天居于世界读物前列的天才作品，而且还有许多别的作品都超过了（其中有些是不可估量地超过了）我已经或能够达到的全部成就。不过，在我看来，像自然诸物一样，美学的主题以及所有思想与灵魂的特殊开拓，都不仅与它们自己固有的品质有关，而且与它们的观点的同样重要的性质有关；现在是时候了，应当将一切主题和事物按照美国和民主的出现所显示的情形来加以反映——以一个不仅仅是过去的感恩而虔诚的继承人而且是伴随新世界诞生的孩子的声调来歌唱这些主题——通过今天的创始和合奏来描绘一切，而且这样的描绘和合奏是美国前景中富于想象的文学所首先要求的。不是要以一种大家都赞许的风格来表达某些精选的幸运或悲惨的故事情节，或者幻想，或者美好的想法，或者事变，或者礼仪——所有这些都已经大量而精致地写过，大概再也不能超越了——但是以这种美学形式表现的物象、感情、故事情节、思想等等，尽管我们的国家和时代并不需要，而且恐怕永远也不再需要比它们已经从历史遗产中获得的更好的东西了，可是还得说明，就在对待这些东西上也有一种主观的和当代的观点，唯独这种观点适合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不同于以往一切的新的天才和环境；同时，这样一种关于现今和过去生活与艺术的观念，对于我们来说是它们的与西方世界相适应的唯一同化手段。
的确，而且不管怎样，用一个特别的说法，难道时候还没到来，（如果有必要直说，即使不为别的也是为了民主美国的缘故，）还不十分需要对诗歌的全部理论和性质来一次重新调整吗？问题是重要的，我可以把我的论点翻过来重说一遍：难道我们时代和共和国的最好思想没有在孕育一种超越古今的诗歌的诞生和精神吗？有效地加强并在道德上巩固我们的国家（就物资建设而言已经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因素，并且由于它们所要引起和促成的一切，以及到了将来，还要更加伟大得多）——与科学所提供的宇宙学说和具体现实相一致，并以它们为基础，为今后包括诗歌在内的一切的唯一无法驳倒的基础——将二者的影响都植根于现代情感与想象活动之中，并支配一切先于它们和反对它们的东西——难道这不是一个急剧的发展和向前迈进的一步、或者是最好诗歌的一根不可缺少的新的脊柱吗？
新世界高兴地接受古代诗歌，连同欧洲封建时代的丰富的史诗、戏剧、民谣——一点也不想让那些声音从我们耳边和生活中消失，或者取代它们——而是将它们真正当作不可缺少的研究对象和影响、记录与比较。但是，尽管那些诗歌对于今天的我们有着文学黎明时期曙光的意义——尽管今天旧世界或新世界各个国家、社会集团或任何男人和女人的个性的最好部分也许都来自它们——尽管，如果有人叫我举出当前美国文明从各个历史时期继承的最宝贵遗产，我说不定只会举出那些从东方和西方输入的古老或不那么古老的诗歌——但是还有些严肃的话和账目保留在这里；有些尖锐的看法必须讲一讲。那些从外国或历史上接收过来并且今天包围和渗透着美国的伟大诗歌中，有哪一种同这个合众国相一致或基本上能为它今天或将来所应用呢？有哪一种诗歌不是以对民主的否定和侮辱为立足的基点呢？对于我们这个拥有科学昌明和历史新生的文学新纪元，它所作的竟是这样一个评论，说我们主要的宗教和诗歌作品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也不是与我们的情形相适合的，而是由遥远的历史时期从它们的落后和黑暗处或者至多是朦胧的微光中提供给我们的！那些作品中究竟有什么东西这样专横而轻蔑地统治着我们全部的进步文明和文化呢？
即使莎士比亚，像他那样普遍影响着当代文学艺术，（它们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他那里来的，）也主要是属于被埋葬的过去了。不过他占有着从那个过去的某些重要方面说来值得骄傲的显著地位，成了人类历史上至今出现过的最崇高的歌手。不管怎样，（莎士比亚笔下的）一切都关系到并且有赖于环境、标准、政治、社会学和种种信念，而这些是从东半球完全消失了并且在西半球从来没有过的。它们作为诗歌的权威类型，在美国也只如它们所描写的人物和习俗那样还有某种意义。的确可以说，人类的感情、道德和美学在本性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这些方面，旧的诗歌，无论其产生年代，仍适用于我们的时代和一切时代；它们作为过去的写照仍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愿意最大限度地承认这些看法，然后在这里把一些严肃的乃至极为重要的观点说出来。我的确在别的场合表示过我对于那些永远不可胜过的诗歌遗产的尊敬和颂扬，把它们那些难以形容的珍贵之处看作美国的传家宝。现在必须坦率地谈谈另外一点。要是我不曾在那些诗歌面前表示过敬意，充分明白它们从形式到思想的伟大壮丽之处，我就不可能写出《草叶集》来。我在书中阐明的那些判断和结论，是通过这些古老作品的陶冶和教诲如通过任何旁的东西那样而得出来的。犹如美国被充分而公正地看作过去的合法成果和进化的收获那样，我也敢于这样看待我的诗。毋需停下来加以证实，可以断言旧世界创造了神话式的诗歌、小说、封建主义、征战、等级制、改朝换代的战争，以及一些美妙非凡的人物和事件，而这些都是伟大的了；可是新世界需要更加伟大的吟咏现实和科学、吟咏民主的平常而根本的平等原则的诗歌。在这一切的核心，作为一切的对象的，是人，他那崇高的精神发展就是旧世界或新世界的诗歌和其他一切所直接间接地倾向之处。
继续这个题目，如朋友们不只一次建议的——或许是我上了年纪喜欢罗嗦——进一步谈谈《草叶集》孕育的过程，尤其是我怎样开始写作。勃克博士已经在他的书中详细而公允地描绘了我在诗歌领域的准备工作，包括特殊和一般的耕耘、栽培、播种以及占领场地，直到一切都充实了，扎根了，并准备好不顾成败着手自己的职业。直到这以后我才认真探索诗歌艺术。我从十六岁那年开始就拥有一个结实的写了满满一千页的八开本笔记簿，（至今还在，）里面是瓦尔特·司各特的全部诗作——一座取之不尽的诗歌矿山和宝库（尤其是那些丰富无边的笔记）——五十年来它对我一直是这样，至今还是如此。
后来，每隔些时候，夏天和秋天，我常常外出，有时长达一个星期，深入乡村，或者到长岛海滨在那儿面对野外的风光，我从头通读《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并专心钻研（这或许比在图书馆或室内读书对我更有利，读书因地点不同而大有区别）莎士比亚、莪相，凡能得到的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古老的德国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古代印度诗歌以及另一两种包括但丁作品在内的最好译本。碰巧，后几种书我当时是在一片古老的森林中阅读的。我头一次通读《伊利昂纪》（勃克莱的散文译本）是在长岛东北端的东方半岛上，在一个两边是海的荫蔽着的沙石凹地里。（我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居然没有为那些声威赫赫的大师们所吓倒。可能因为我是在大自然面前，在太阳底下，面对辽阔的风光和远景或滚滚涌来的大海在读它们的。）
到最后，连同许多别的作品，我读了爱伦·坡的诗——但我并非这些诗的赞赏者，尽管我常常看到在那狭窄的旋律领域之外（那旋律像一种永恒的和谐悦耳的铃声，从降b 调上升到g 调），它们是些表现人类某些病态的优美动听得也许无人超过的词句。（诗歌领域是非常宽广的，它容得下一切，拥有那么多的大厦啊！）但是我从坡的散文中作为回报得到了这样一个想法（至少就我们的情况、我们的时代而言）；不能有长诗这样的东西。同样的想法我以前一直在琢磨，但是坡的论点，尽管很短，却为我提供了总结和证据。另一个问题早已得到了解决，大大清除了场地。在我的事业和探索积极形成的时候（我怎样才能最好地表现我自己的特殊的时代和环境、美国、民主呢？）我就看到，那个提供答案并让一切事物无论走失多远都得回到它那里去的主干和中心，必然是一个彼此同一的身体与灵魂，一个个性——这个个性，我经过多次考虑和沉思以后，审慎地断定应当是我自己——的确，不能是任何别的一个。我还强烈地感到（无论我是否说明过），为了充分而真实地估价现在，过去和将来两者都是必须着重考虑的。
可是，这些以及许多别的想法都可能终归落空（几乎一定会落空），如果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巨大而可怕的、直接与间接的刺激促使了我进而面向全国发言的话。确实，我说，尽管我早先已经开始，但只有从南北战争的爆发，以及它像闪电般地让我看到的一切，连同它所探测和唤起的内心震动，（当然，我指的不仅仅是我自己的内心，我也从别人以及千百万人身上明显地看到了同样的情况）——我是说只有看到战争的情景和场面那种强烈的火焰和刺激之后，一种原始而热烈的诗歌的合理必要性才明确地显露出来。
我深入弗吉尼亚战场（1862 年底），以后即住在军营里，眼见过一些大的战役及以后的日日夜夜分享过所有的动摇，失利，绝望，重新燃起的希望，鼓起的勇气随时准备着舍生冒死——这也是事业——这样痛苦可怖的岁月延续了几年，从1863年 到1865 年，那个从此才真正统一的联邦的实际分娩的岁月（有甚于1776年到1783 年那几年）。要是没有那三四年以及它们给我的经验，《草叶集》如今也不会存在了。
然而，我也是有意要指出或者暗示某些尖端特征的，这些我后来看出（尽管当初并没有看见，至少是没有明确看见）从一开始就是《草叶集》中那些作品的基础和冲动的对象。我自己原先用以描绘如现在终于确立了的这些特征的字眼就是“暗示性”这个词。我很少作过什么整饰和最后加工的事，即使有一点的话；而且按照我的计划也不能这样做。读者总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像我发挥了我的作用那样。我并不怎样力求说明和展示自己的主题或思想，而主要是引导读者进入那个主题或思想的气氛中——让你去自己飞翔。另一个动力性的词是“伙伴之爱”，它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并且比以往的用法带有更加庄重而肯定的意思。其他带暗号性的词要算“鼓舞”、“满意”和“期望”了。任何某一位诗人的主要特征永远是他所赋予对人类和自然的观察的精神——即他琢磨他的对象时所居的心境。这些东西传达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多大的信念呢？这诗歌给带到了多新近的年代呢？歌唱者具备有哪样的资质和特殊风味——他的风格的特色是什么呢？古今艺术家——如希腊美学家、莎士比亚或者我们当代的丁尼生、雨果、卡莱尔、爱默生——肯定与这样的问题有关。我说诗歌或任何别的文学作品能够为读者作出的最有深远意义的事不是仅仅满足其智力的需要或提供一些精美有趣的东西，甚至也不是描绘伟大的激情或者人物和事件，而是给他注满刚强而高尚的男子气概和虔诚，把一副好心肠作为一宗基本财产和习惯传给他。那个有教养的世界长期以来在变得愈来愈厌烦无聊，并在把这笔财产全部留给我们这个时代。幸喜人类身上总是有一种原始的取之不尽的快活精神，我们永远可以求助于它，依靠于它。
至于本地的美国个性，尽管一定会到来，而且会是大规模的，但鲜明而理想的西方性格典型（与十九世纪美国人情的实用政治乃至赚钱的特点相符合，就像标准的骑士、绅士和战士是欧洲封建时代的理想人物那样）至今还没有出现。我自始至终让我的诗歌着重表现美国的个性并加以扶持——这不仅因为那是大自然所有普遍化的法则中一门伟大的功课，而且是作为与民主的平均倾向相抗衡的力量——还有别的理由。我蔑视那些冒名文学的和其他的常规，公然讴歌人类自身的巨大骄傲，并容许它或多或少成为我的几乎全部诗歌的一个主题。我想这份骄傲对于一个美国人是必不可少的。我想这并非与服从、谦卑、尊敬和反省等品质不一致。
民主已经被那些有权有势的大人物阻挠和坑害到这种地步，以致它的最初的本性快要去拥抱、适应和产生落伍者了，从而把一切贬低到一条僵死的水平线上。我的诗歌的雄心勃勃的理想是要帮助形成一个伟大的集合体国家，也许那只有首先形成无数充分发展的全面的个人方能做到。尽管平等博爱的原则和普及教育很受欢迎，但我们也看到了一种与它们相伴而来的不良倾向。人类身上，他的灵魂深处，有某种影响着一切并以其特殊成就最后完成他的尊严的根本的内在因素——一种为封建主义的古代诗歌和民谣所不断涉及和达到并且常常成为它们的基础的东西——而现代科学和民主却好像正在威胁着它；也许要根除它。不过那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际完全不同，从整体上说，新的势力的确在为前所未有的伟大个性开辟道路。今天在这里完全一样，个人力量是一切事物的决定因素。包括从《伊利昂纪》到莎士比亚的那些时代和描写，好在再也不能实现了——但是那些勇敢而高尚的人性因素并没有改变。
劳动的男人和劳动的女人始终寸步不让地存在于我的每一页作品中。我要用古希腊和封建时代的诗人们所赋予他们笔下的神一般的或贵族出身的人物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境界，来赋予美国普通的民主个人——的确，他们要比那些古人更骄傲，更有现实基础，也更加丰满。我是要说明，我们今天在这里是有资格达到最高最好的地步的——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具备这样的资格。我还要使我的言辞（在开始之前我就这样对自己说）在精神上成为富有朝气的诗篇。（它们主要是在我生命中阳光灿烂的早晨和午前奠基和写出的。）我要使它们完全像属于男人那样也属于女人。我愿意不带任何私好和偏颇地把美国整个地写进我的诗中。今后，如果这些诗还在流传（并有人阅读），那一定要既在北方也在南方，既在大西洋沿岸也在太平洋沿岸，在密西西比流域，在加拿大，在上缅因州，在得克萨斯，以及在普格特海峡的两岸。
从另一个观点看，《草叶集》公开承认是写性和色欲，甚至是写兽性的——尽管那些意思并没有在字面上出现而是隐藏在背后，要到适当的时候才会冒出来；并且一切都被力求提高到一种不同的光景和气氛之中。至于这个特征之所以在少数诗行中给故意写得露骨一些，我只想说明，那是因为这些诗行只有这样才能给我的整个计划增添生活气息，如果加以省略就会使大部分作品都等于白写了。虽然会有困难，但我看还是迫切需要让高等的男人和女人在思想上和实际上改变一下对于性感的思想和行为的态度，因为性感是作为性格、个性、激情的一个因素以及文学中的一个主题而存在的。我不想对问题本身进行辩论；它不是孤立的。它的活力完全在于它的种种关联、地位和重要意义——像一部交响乐中的谱号那样。从根本上说，我上面所指的那些诗行，以及用以谈论它们的那种精神，是渗透于全部《草叶集》的，作品必然与它们共命运，犹如人的身体和灵魂必然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一样。
尽管社会与个人的某些事实和征候永远是普遍的，但在现代习惯和诗歌中对它们的正常承认却极为罕见。文学在经常请医生进来诊察和听取病情，同时又常常在应当大胆裸露的地方加以回避和设法隐瞒，而这种裸露是对严重病情作出认真诊断的基础。关于今后《草叶集》的版本（如果还应当出的话），我趁此机会以三十年来所确定的信念和审慎的修订肯定那些诗行，并为此尽我的言语之所能禁止对它们作任何的删削。
还有最后一个目的，那是包罗一切和有关全局的。自从那个可以称之为思想或思想萌芽的东西在我年青的心中正式开始时，我就有了一个渴望，想为那个奠定美国道德基础的完整信仰和认可（用弥尔顿那一著名的夸耀的话说，是认可上帝对人类的作法）作一个很好的纪录。我那时在青年时代就像如今老年时一样对这一点感到十分必要：要创作一首诗，其每个思想或事实都直接间接地等同于默认一个明确的信念，即相信每种程序、每个具体对象、每一个人或别的存在物的智慧、健康、奥秘和美，不仅从整体而且从个别观点来看都是如此。
虽然我不能理解或加以澄清，但我仍然充分相信自然界的整体或个别中的一个暗示和目的：我相信，无形的精神成果恰如有形之物那样真实而明确，会通过时间最终归于一切实际生活和完全的唯物主义。我的书理应充分正当地散发欢愉和喜悦，因为它是从这些因素中成长起来的，并且从最初开始时就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慰藉。
《草叶集》的一个原始动机是我确信（至今仍如当初那样坚定）美国的登峰造极的成长是神圣而壮丽的。要帮助推动和爱护这种成长——或者唤起人们对它或其必要性的注意——这就是这些诗篇初始、中期和最后的目的。（事实上，当你认真计算并统计到最后时，会发现只有忠诚地翻耕人性的绵亘无边的普通休闲地——而不止于一般意义上的“好政府”——才是这个合众国成立的理由和主要目的。）
据我看，任何地位、文化或财产——过去诗歌的直接或间接的脉络——的孤立的优势对于共和主义的天才都是可厌的，也不能为他的适宜的诗作提供基础。我明白，凡是已被确认的诗歌都在歌颂过去的光荣业绩和为人们所缅怀的往事上有其突出的优越性。然而我的诗集是一个未来的候选人。不管怎样，如泰纳说的，一切独创性的艺术都是自我调整的，没有任何独创性艺术能够从外部加以调整；它自己带有平衡力，不必向别处去要——它靠自己的血液生存。——这对我经常遇到的挫伤和郁郁不得志的自负之心是一个安慰。
既然现在主要是企图作个人的陈述或论证，我不妨从我年青时精读的《古代画家纪事》中借用下述轶事作进一步的说明：佛兰德斯画家鲁本斯有一次在古修道院画廊闲逛，遇到一幅出色的画，他沉思地看了好一会，并且听了跟随他的那批学生的评论，然后回答学生们的问题（这幅作品属于或接近什么流派），说道：我想这位无名的也许已经不在人世了的画家，虽然给世界留下了这份遗产，但不见得属于哪个流派，甚至可能除了这一幅之外没有画过别的东西，而这是一件个人创作——一个人的毕生之作。
《草叶集》当真（我不妨经常重申）主要是我自己的激情和其他个人本性的流露，自始至终是一种尝试，想把一个人，一个个人（十九世纪下半叶在美国的我自己），坦白地、完满地、真实地纪录下来。在当代文学中我找不到类似这样使我满足的个人纪录，但是我并非想把《草叶集》特别当做文学或这方面的一个标本来详加讨论，或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有人坚持要把它看成文学作品，或看成是试图写这样的作品，或者是志在艺术或唯美主义，那他是不会了解我的诗的。
我说，历史上从没有哪个国家或民族或环境如此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完全属于它们自己的诗人和诗歌，像我们美国这个国家和民族及其环境，今天和未来需要这样的诗人和诗歌似的。再说，只要美国继续吸收旧世界的诗歌并受它支配，又得不到本国诗歌来表达、描写、渲染和解释它的政治上的成功并给它以特别帮助，它就不能发展为第一流的国家，并仍然残缺不全。在我此生悠闲的黄昏时刻，我向读者作了如上的一番罗嗦、思索和回忆：
懒懒地随着退潮向下流荡，
这样的微波，略带梗塞的声音，从岸上引起回响。
作为结束，这里向正在应时兴起的西方艺术天才指出两点：第一，赫尔德给青年歌德的教导说，真正伟大的诗歌永远（有如荷马或《圣经》的赞美诗）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产物，而不是少数有教养的卓越人物的特权；第二，最强有力和最美妙的诗歌还有待人们去吟唱。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