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繁华褪尽，上世纪80年代的著名诗人代表接受采访，叩问时代到底还需不需要诗？

　　随着文学的被边缘化，如今，文学皇冠上的钻石—诗歌，历经八十年代的辉煌后似乎也繁华褪尽。但在这个夏天，诗歌活动突如这天气般火热起来。“青海湖诗歌节”、“珠江国际诗歌节”、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现场”第六期等活动，似乎迎来一场盛夏里的诗歌风暴。

　　“第三代诗歌运动”后，诗歌是否真的已经死亡？这是不是一个已经不需要诗歌的时代？全球化导致诗歌的同质化有哪些隐忧？网络时代的诗歌命运又会怎样改变？记者采访了30年来多名著名诗人，追问文学皇冠上钻石光芒不再的缘由。

　　诗人曾比摇滚，明星更辉煌，大街上随便丢块石子，就可以砸到一个诗人。

　　翟永明曾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30年前，诗人堪比摇滚明星，那时候，诗歌是受人尊敬的艺术，随便在大街上丢一块石子，就可以砸到一个诗人，20年后即使下一场大雨，也不知能不能淋到一个诗人。现在，如与一些企业界的人聚会，朋友介绍她是诗人的时候，往往会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笑"。”

　　诗歌黄金时代的碎片

　　诗人西川的创作和诗歌理念在当代中国诗歌界影响广泛。针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诗歌现状，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上世纪80年代，他与海子、骆一禾并称为北大三大吟诵诗人。伴随海子等著名诗人的离去，诗歌辗转于热闹与萧条。

　　关于第三代诗人中坚的头衔，西川认为，他并不算典型的第三代诗人。“我参加了1986年那一次《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稀里糊涂地我就成了"第三代"。”他认为，“韩东-于坚”的《他们》群落、周伦佑等人的《非非》群落、四川的莽汉主义、“翟永明-唐亚平”的女性诗歌、上海的“孟浪-默默”一帮、杭州的“梁晓明-余刚”一帮，还有东北的几帮人及分布在各高校的一些大学生诗人，他们才是构成“第三代”的主体。

　　西川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诗歌的黄金年代，“那时，大家都写诗都读诗，因为那个时代可玩的东西比较少，不像今天还有很多电视、电影，闲暇时可以旅行，可以干好多事情。当时刚刚开始思想解放，所以大家的注意力全集中到诗歌这种最便捷的表达形式上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大家开始忙的事儿就很多了。也不是说诗歌的黄金时代就过去了，或者应该说黄金时代曾经到来过。中国的诗歌一直都在，诗人们一直都在写，而且老一辈的即使不写了或写得少了，新一辈的青年也会起来写。只不过这个声音不像上世纪80年代传得那么远，不像80年代那么受关注而已。

　　对于当下诗歌的困境，西川表示，“不论中外，文学史上的每一次形式主义回潮，都是以"托古改制"为模式的，但中国"新诗"无古可托。它只能往前走，走到它自己的巅峰时刻，后辈人就可以"托古"了。”

　　从先锋到日常的诗歌之路

　　杨克是中国第三代实力派诗人，民间立场写作的代表诗人之一。他是1980年“中国当代诗歌讨论会”、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赵野等发起的“第三代诗歌运动”、1999年“盘峰论战”这几个当代诗歌重要场域唯一的“都在场者”。世纪之交至今又编选了15年《中国新诗年鉴》，可以说亲历了中国这30年来的诗歌现场。今年的7月7日，杨克、骆英、罗执廷三大诗人的巅峰对话，将诗歌的辉煌记忆昔日重现。其中的骆英，可能是所有“文学·现场”嘉宾中经历和视野最丰富的。他是一个20多年创作不断的诗人，也是登上福布斯排行榜的富翁，还攀登过世界七大高峰、远征南北两极。

　　两位各种诗歌运动的见证者—杨克和骆英分别谈到他们坚持了20多年的诗歌之路。

　　骆英表示，“诗歌像一个有魔力的背囊，随着一个人在走，你背着它，你到海洋里，它就装进海水，背在荒山里，就装着荒野。”

　　他说，“我早期的写作，是浪漫抒情的青春期写作、学院派写作，尤其插队及从北大出来后到中宣部工作那段时间，生活很平稳，有很多幻想。后来，我从中宣部出来，做企业，所有的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当你来到社会的顶层，上了福布斯富豪榜之后，就像登上珠峰回看山底下的人的时候，你对社会的理解会更深刻，你的心里会有一种对自己以及对别人的深深同情感。”

　　骆英讲了一个故事：我在中宣部工作的时候，整天写不出诗，因为那时候工作时间严格，按部就班。下班以后有点时间就苦思冥想憋几句出来。当我经商以后，尤其登山、探险及全世界走的时候，我看到了人类的一些现状。比如我到乞力马扎罗，看到当地人千方百计地想跟你拿一些小钱，并告诉你他有七个人要养；到尼泊尔登山，搜集到很多废氧气瓶，那对登山者来讲都是至宝，在当地人眼里却是破铁，但是听我说愿意花几百美金买一个时，他们会漫山遍野地给我找。找到了以后我要运回北京，要走七天才能到大本营，所有的人都抢着背，背一趟也就挣50美金。我看到一个十五六岁的夏尔巴男孩，让他背，他背不起来，我心疼得眼泪都下来了。他告诉我，他这个夏天在珠峰帮登山客背东西，可以养全家一年，但对于我来说，这只是一张小钞票。你在走了这么多地方的时候，发现很多底层人的悲惨生活，但我要天天在福布斯富豪群里，不会有这个感觉，大家都很儒雅，这个圈子跟社会脱离。当你发现这种对比，你又是一个诗人，你就开始分裂了，这个时候诗歌就出来了。

　　如果没有这些场景，没有这些生活和经历，我绝对写不出《小兔子》、《第九夜》；如果不全世界走，我也写不了《7+2登山日记》；作为一个所谓的成功富豪再回顾往事，如果没有插队，没有痛苦酸楚，我的诗歌不会带有那种辛酸。我所有的诗都跟我的生活和经历的变化有关系。

　　杨克则表示，“在我的写作立场里，文学的标杆不仅仅是现代主义，而是几千年的人类文学。上世纪80年代的写作，跟整个时代背景有关，那时候年青一代人的写作和前辈作家是一种断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老一辈作家、诗人写作都比较传统，而我们那时开始了解一部分西方文学，接触了现代派的作品，所以当时非常迫切地在我们的写作中进行现代主义的实验。当时整个文化艺术界，都有这个背景和氛围，包括小说家，比如莫言一方面从《聊斋》里吸收养分，但是他的写作肯定也受过马尔克斯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写了很多关于商品时代与消费社会中人的当下生存作品，使用了许多中国已有的诗歌中少见的意象，像石油、玻璃等。”

　　全盘西化、个性消失、关注兴趣的转变令诗歌陷困境

　　个性在现代社会被消解

　　对于当代诗歌创作的问题，杨克指出，上世纪80年代，我们把自己扮成一个学生，不断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就叫先锋。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应该跟西方有比较平等的对话姿态，我们的诗歌里，应该要有东方的元素或者汉语言的元素，要回头和我们的文化对话，寻找汉语的节奏和中国的状态。

　　骆英则表示，迅速的全球化，个人被消解了。人变成标签、变成数字、变成物的一部分，一切个性的东西、本土化的东西都变成虚无。我们每天都是为了挣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子而活。社会越进步，人就越虚无，我们个体的思想没有了，我们的文化价值没有了，这就是现代性的悲剧。比如现在科学发达了，我们却变成了科学的奴隶；要驱除迷信愚昧，却把童话、图腾都消灭掉了；要回到个体化，家族观念没有了……

　　“梨花体”等给诗歌带来不好名声

　　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文艺学博导蒋述卓先生刚刚出版一本研究诗歌的专著《诗词小札》。针对当下诗歌发展的一些现状，他表示，当代校园的80后、90后阅读方式和关注的兴趣已经被现代科技所占据。诗歌作为文学皇冠上的钻石，在文学史课本上已没有一席之地。

　　同时，网路上“梨花体”、“羊羔体”等诗歌突然爆红，引来了很多批评。现在诗歌不被大众关注，也许有些诗歌真的带来了不好的名声。

    （注：有删减）

　　　（实习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