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尼斯与莫言在北师大对话“文学在古老东方的使命”。
莫言称诗歌、小说不能与意识形态等量齐观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日前第四次来到北京。昨日,阿多尼斯与莫言等中国作家在北师大展开对谈。谈及文学的使命,这位被誉为“当今阿拉伯世界的精神脊梁”的老诗人说,自己以探索而非传达使命为己任,“写作对我来说意味着提问和探寻”。
阿多尼斯:反对意识形态,更倾向于“人”
已经83岁高龄的阿多尼斯精神矍铄,满头银发的他身着黑西装、粉红色衬衫,显得俏皮、鲜艳。不过,对谈的题目在他看来却并不新鲜。关于文学使命、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他更倾向于从个人体验来谈。
阿多尼斯说经历让自己养成了批判的态度,“有人提及人民,我就会思考何为人民,有人提及祖国,我就会思考何为祖国,有人谈论诗歌对于人民、祖国的使命,我又会考虑究竟什么是使命,我一直向自己提这样的问题。”
阿多尼斯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并不存在预先设定的使命,“使命是后来生成的,是读者从文本中得出的”;二是他更看重诗歌和人的关系,“人民、使命这种说法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我本人反对意识形态,所以不愿用这样的字眼,我倾向于人这样的字眼。诗人不是传教士,最重要的是诗人与读者的相会。”
对于阿多尼斯的观点,莫言表示赞同,他觉得从人的角度来写作是必须遵循的原则,诗歌、小说如果和意识形态等量齐观,便失去了超脱现实的意义。他认为阿多尼斯的语言便是一个诗人站在人类立场上进行反思、顿悟的诗歌语言,“是超越了具体政治、宗教派系超然的象征性语言。”
莫言:思想者不应将目光只局限于权势者
随后,阿多尼斯讲述了阿拉伯世界的诗歌传统,他说在阿拉伯的诗歌历史上没有一位伟大的诗人是讴歌人民的,他们往往会对人民代表的主流文化持批判态度。阿多尼斯认为伊斯兰文明的历史用一句话来浓缩便是“权势和权势的附庸者与伟大的创作者如哲学家、思想家、诗人、文学家之间较量的历史”。他问莫言不知中国的历史可否这样概括。
莫言则觉得这不能概括历史的全部,“在每一个时代,思想者和权力者都会存在矛盾。”莫言提到阿多尼斯的诗句“给老鼠一根皮鞭它会像暴君那样趾高气扬”。“不管在哪个时代,清朝、民国还是现代,我们常常能看到各种皮鞭。”
莫言认为伟大的思想者也不应该把目光只局限于权势者身上,“我们的诗人屈原和权势即存在矛盾,但他后来在诗歌中问天问地,已经超出了对权势的对抗。”
阿多尼斯深表赞同,他说进入20世纪以来,人们往往将政治史视为人类的历史,“但一个国家不能仅仅局限于批判权势,还应该对社会、文化提出质疑”。
诗人发问
阿多尼斯 当今美欧没有伟大诗人
王家新:我知道你反对文化原教旨主义。你从西方学到的是什么?你最认同的西方作家是哪些?
阿多尼斯:我最喜欢的是对西方的政治、文化体系持批判态度的诗人、思想家,我受他们的影响很大,比如兰波、尼采。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对西方文化身份进行反思的诗人、思想家。我认为他们的立场之所以重要,是可以让我们摆脱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不仅在阿拉伯世界有所体现,在中国也存在。对西方中心论进行批判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会在某种程度上沦为西方的附庸。
我认为当今美国没有特别伟大的诗人,因为美国诗歌就整体而言是对现实的再现,但诗歌应该创作更好的现实。欧洲也没有特别让人难忘的诗人,因为他们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过去的再现。
(实习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