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继平
过去100多年来的欧洲诗歌，五光十色、精彩纷呈，形成了不同手法、不同风格、不同审美主张。
欧洲诗歌的发展与繁荣，其实是与处在历史大背景下的人的境遇息息相关的。换句话说，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发生在欧洲土地上的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成了推进诗歌发展的原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苏俄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及铁幕……而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为诗歌开启了一个新的创作时代，提供新的创作元素，一批新的优秀诗人也自然应运而生，试想，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可能出现翁加雷蒂、阿波利奈、特拉克尔等诗人；如果没有苏俄十月革命，就没有阿赫玛托瓦、曼捷尔斯塔姆等诗人；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没有布莱希特、狄兰·托马斯、艾吕雅、夏尔等众多我们熟悉的欧洲诗人；而没有希腊的两度军事政变，就没有里索斯；如果没有冷战的持续和铁幕的降临，就没有米沃什、塞弗尔特、辛博尔斯卡以及科奇贝克、赫伯特、霍卢伯、波帕、索列斯库、扎加耶夫斯基等人。
同时，欧洲现代文艺思潮的兴起，文艺流派的诞生，也成为诗人们积极创作的一大推动力。在那100多年中，从巴黎蒙巴纳斯的咖啡馆到莫斯科的广场，从柏林的学院到罗马的林荫大道，各种文艺主张、审美情趣在重大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逐渐形成了或长或短、或大或小的文艺团体：达达主义、阿克梅派、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隐逸派……诗人们因为相同或相似的创作理想而聚集在一起，这样的情况促进了欧洲诗歌的繁荣。熟悉的我们就不说，举个我们不太熟悉的例子：在上世纪50年代的芬兰，几个年轻诗人高举诗歌创新的旗帜，推动了现代主义诗歌在芬兰的发展，形成了自索德格朗以来芬兰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力量。这些年轻诗人中，最重要的就是伊娃－丽莎·曼纳、托马斯·安哈瓦和帕沃·哈维科，或许他们并没建立过什么正式的诗歌团体，可能也没发表过什么正式宣言，甚至可能相互往来不多，但是他们在相同的诗歌理想下创作，开辟诗歌新途径，大大影响了当时芬兰诗歌的发展进程，因此被评论家列为同道。
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欧洲诗歌精彩纷呈，风格各异，也与欧洲各国的民族、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因素息息相关。因此在阅读欧洲诗歌时，请不要忘记这样的因素和事实：文化与地理的背景也造就了优秀诗人。如果说重大历史事件是诗人诞生和诗歌创作的大背景和推动力，那么文化与地理则成了诗人诞生的摇篮。从欧洲诗人的作品里，我们可以频频读到这样的文化与地理背景：赫尔辛基林荫道上秋天的落叶、亚平宁山中的春天、法兰西诺曼底乡间的农妇、波罗的海闪烁的波光……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西班牙安达卢西亚民间的“深歌”、橘子树、碧血黄沙的斗牛士，就没有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如果没有爱琴海明媚的阳光，就没有希腊诗人埃利蒂斯；如果没有挪威峡湾、小渔村和苹果园，就没有挪威诗人豪格。
在豪格生活的北欧，诗歌一直是文学传统。斯堪的纳维亚的皑皑雪山、连绵的峡湾和茂密的森林，造就了这个地区与众不同的诗歌风格，让它仿佛置身于欧洲诗歌主流之外。北欧诗歌的典型特征是抒情，但北欧的抒情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张扬，而是一种“冷抒情”，这样的抒情中包含着诗人心目中的自然和个人情感，多数引而不发，实则另有深意。出人意料的是，许多经典和传统欧洲诗歌选本都没有将北欧诗歌纳入其中，比如，威利斯·巴恩斯通编选的《现代欧洲诗选》，北欧诗歌往往是单独的选本。
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很容易把我们带进北欧诗歌。现代北欧诗坛貌似波澜不惊，却深藏着壮阔的暗流：上世纪，瑞典在20年代以后出现的“五青年”，芬兰在50年代出现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丹麦在60年代出现的“反诗歌”，冰岛在50年代出现的“原子诗人”、70年代出现的“坏诗人”等诗歌流派，都让北欧诗坛呈现出繁荣景象。
而相隔不远的东欧地域辽阔，从乌拉尔山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从北冰洋一直延伸到黑海。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我们印象中的东欧主要是作为一个对抗西方的政治集团而存在。现在说到东欧诗歌，很多中国读者会想到波兰的米沃什、辛博尔斯卡和捷克的塞弗尔特等诗人及其作品，这是因为他们在上世纪后半叶陆续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在布拉格的春天里，在铁幕降临之后，东欧诗坛上出现的优秀诗人又岂止这几位呢？！东欧在与西方对峙的那些岁月里，铁幕后面悄然生长着一批野草般的、以反讽风格见长的诗人，他们多半在中国籍籍无名，却在国际诗坛上颇有声誉。[NextPage]
东欧是反讽的天下，反讽是东欧诗歌的最大特征之一。由于铁幕紧绷，体制僵化，自然就催生了反讽在东欧各国的诞生与发展，东欧自然也就成了反讽的策源地。东欧诗人的反讽或来自神话，或来自历史事件，或来自科学技术——但不管来自何种途径，归根结底都是对现实的影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严密的铁幕，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些反讽诗人。在东欧那片无险可守的大平原上，在布加勒斯特有灰色鸽子飞翔的广场上，在布拉格的金色塔尖下，当然还有坚硬的柏林墙边，始终都有诗歌的奇迹在发生。不过在那几十年间，流逝了千百年的涅瓦河水和维斯拉瓦河水，也悄然带走了一批可能成为最优秀诗人的青年，剩下来的就是“幸存者”——我手头就有一部英文版的现代东欧诗选，题名就直接叫做《幸存的诗》。
对于西欧诗歌，中国读者是比较熟悉的。20世纪的法国是西欧诗歌大国。巴黎是欧洲文艺和诗歌的中心，诞生过很多诗歌流派。几百年来，法兰西大地一直是欧洲诗歌的创新、探索和实验之地。波德莱尔和魏尔伦、马拉美、兰波等象征主义诗人自不待言，到了20世纪初，巴黎一下子成了世界的文化艺术之都，大批欧洲诗人、艺术家从各地纷纷赶来，云集巴黎，汇入时代的潮流，在蒙马特或蒙巴纳斯的咖啡馆里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时常为捍卫自己的文学理念而争得面红耳赤。一时间，各种文艺思潮、文学理念、文学流派在埃菲尔铁塔下面风起云涌：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就这样成了那个时代的经典，其中以超现实主义最为重要，至今还影响世界诗坛。
虽然超现实主义诗歌诞生于法国，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若干次“超现实主义展览”，诗人们在国际间流转，这种诗歌手法也逐渐扩展到法国以外甚至欧洲以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在英国，超现实主义就有一定力量，聚集了一批诗人。虽然隔着英吉利海峡，英伦三岛的诗歌与欧洲大陆并不是分割的，两者的联系一直不曾中断。20世纪的英国诗歌很繁荣，它一方面有着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却随着世纪初欧洲大陆各种文艺思潮的兴起而显得热火朝天，先后出现了一些诗歌流派——运动派、集团派……
在法国以南，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大地后，诗歌则是另一番景象。当年正是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过现代主义诗歌团体“98年一代”和“27年一代”，这两大集团的诗人颇具实力，在世界诗歌史上为现代西班牙诗歌赢得了一席之地。他们一方面坚持着西班牙的民族传统，另一方面又把法国象征主义等现代派元素引入诗歌。其中一些诗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西班牙本土，扩展到了广袤的南美大地上。而西班牙的邻国葡萄牙，自从“卡蒙斯以来最伟大的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亚在20世纪初出现以来，后来的诗人们一直呈现出旺盛的创作状态。
20世纪上半叶的德语诗坛，跟表现主义诗歌密不可分，且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里尔克、特拉克尔、贝恩、布莱希特、策兰、巴赫曼、格拉斯等名字，宛若点缀在诗歌宇宙中的明星。这些诗人先后经历过两次苦难的世界大战，备受磨砺，有些诗人（如特拉克尔）在战争中倒下之后，另外一些诗人则在战争中诞生。但无论是里尔克在城堡中的孤独沉思，还是特拉克尔在秋风里的颓废吟唱，都为德语诗坛赢得了掌声。二战后，德国一分为二，西德与东德诗人的风格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但两者都还多少保持着康德、黑格尔的哲理，歌德、荷尔德林、诺瓦利斯以来的抒情诗意。
在南欧的亚平宁半岛上，诗歌自从古罗马时期就成了文学传统。进入20世纪后，“隐逸派三杰”——翁加雷蒂、夸西莫多和蒙塔莱把意大利诗歌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他们之后，又出现了一大批“第三代诗人”，成了20世纪意大利诗坛的中坚力量。在20世纪的意大利诗歌中，你可以读到人与自然交融的情景：款款絮语的和风、不绝于耳的教堂钟声、满天闪烁的星辰……
而在同处于南欧的巴尔干半岛上，诗歌也是绝不容忽视的传统。只要你翻开20世纪的希腊文学史，几乎看不见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小说家，而大名鼎鼎的诗人却为数不少：帕拉马斯、塞菲里斯、埃利蒂斯、里索斯……诗歌是他们自荷马以来的传统。克里特、迈锡尼、爱琴海和雅典卫城，诞生过他们光辉的文明，也孕育了现代希腊诗歌——他们的诗歌是从湛蓝的海面上“初升的太阳”。而在巴尔干半岛北部前南斯拉夫联盟的几个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等国，诗人们向世界展现了自己非凡的想象力，“小国大诗人”的现象在这里体现得非常完美：无论是塞尔维亚诗人波帕的超现实与塞尔维亚民间文学的融合，还是斯洛文尼亚诗人的科奇贝克在黑暗中的反讽叙述，都让国际诗歌界刮目。[NextPage]
欧洲土地上，到处都能听见缪斯的声音。
美洲的现代诗歌，虽然根在欧洲，但在被嫁到美洲之后，吸取了当地独特的文化养分，茁壮成长了起来，最后开出了奇异的花朵，结出了奇异的果实。美洲的诗人们在将欧洲诗歌文化与当地的美洲文化元素融合之后，用自己的诗歌理论和实践，种植出了世界诗坛上的奇花异果。
同时，20世纪初以来的美洲诗歌，具有很强的地理特色。从北美到南美，从落基山到安第斯山，从密西西比河到亚马逊河，从北美大平原到南美雨林，从尤卡坦半岛到玻利维亚高原，诗坛气象万千，都产生过许多发出不同声音的诗歌群体和优秀诗人——地理元素使他们的作品充满了个性。比如在美国诗人威廉·斯塔福德的诗里，就蕴含着美国西部的风景，不过，经过这位诗人的加工创造，那种美国西部风景已然上升到一个“世界的西部”：例如他站在沿加拿大边界的纪念碑前所作的沉思，他对美国西部印第安人文化的深入探索与借鉴等，都说明了地理元素造就了独特的诗歌；又如墨西哥诗人们深入散发着神秘气息的尤卡坦半岛，对奥尔梅克、玛雅人遗址进行文化上的沉思与挖掘，创作出了一系列在特殊地理背景下的佳作；再如厄瓜多尔诗人豪尔赫·卡雷拉·安德拉德对自己祖国的乡村集市、乡野风景、印第安部族的生活细节的描写，都呈现出浓郁的南美风情。凡此种种，表现了地理元素在美洲诗歌中的重要性以及因此而形成的诗歌特质。
如今，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有许多文学史家把美国大诗人华尔特·惠特曼尊为北美第一个现代大诗人，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惠特曼把自己的诗种植在美利坚的大地上，用美利坚的养分来滋养自己的作品，因此他的诗成了从那片土地上长出来的一片片“草叶”，散发着地地道道的北美泥土味儿。
而在拉丁美洲，人们则把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尊为第一个现代大诗人。自从这位诗人把现代主义从欧洲引入拉丁美洲，并使之与本土文化结合，就改变了当地一直盛行的诗歌传统，引发了新诗潮的诞生与发展，因而被尊为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
在这两位大诗人之后，尤其是在过去的100多年间，在美洲现代诗坛上，无论是北美还是南美，一股股文学潮流涌动，诗坛上一派风起云涌的景象，一些诗人因为相同或相似的创作理想而聚集到一起，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很多诗歌流派或群体。组成这些诗歌流派或群体的诗人们，或因文学主张相同而聚集在一起，或以地域特色形成了独特的诗人群落，发出了相同或相似的声音。但是，即使是在同一个流派或群体的不同诗人之间，其所采用的手法和风格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比如，在美国“新超现实主义”（又称“深度意象”）这一诗歌流派中，两位主将——罗伯特·勃莱和W·S·默温的诗风就有很大不同：勃莱的语感质朴、深沉，而默温的语感则像蜻蜓点水似的闪忽、迷幻。
20世纪的北美大陆诗坛上，尤其是在美国诗坛上可谓风起云涌，从世纪初以来形成了诸多诗人群体：“意象派”对东方意象的追寻、“芝加哥诗派”对普通人与民主的歌唱、“黑山派”的简短精悍的语句、“垮掉派”的豪放与张狂、“自白派”对人类心灵的深入挖掘、“新超现实主义”对“深度意象”使用和延展、“纽约派”对松散的城市生活的扩张……这些诗歌群体的形成与发展，用自己的诗歌理论和实践，把不同的诗歌主张留在美国诗坛上，从而占有了一席之地，同时还把时代烙印深深地留在了文学史上。
而在美国以南辽阔的拉丁美洲，情况似乎更为复杂。拉美诗坛上的诗潮堪称一波接一波，有点“前赴后继”的感觉，在它们的历史进程中，构成了不同特色：“现代主义”、“绝对主义”、“简朴主义”、“创造主义”、“极端主义”、“45年一代”、“具体主义”、“热带主义”……这些群体的规模或大或小，存在的时间或长或短，但在诗歌发展史上都留下了自己或深或浅的足迹。在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广大地区和讲葡萄牙语的巴西，现代诗歌的发展几乎是平行的，只是诗人们所采用的语言不一样，以及文化传统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而已，但大致还是相同的。在这些流派中，常常是“后浪推前浪”，比如巴西的“45年一代”，其实就是对之前的现代主义诗人的一种反动——这个群体的诗人大力反对现代主义诗人们过分滥用口语。
在这些群体中，诗人辈出，他们的声音盘桓在大地上空。即使时光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但他们的名字依然回响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
（编辑：郭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