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然
内容提要：当代词学文化学研究在８０年代之“文化热”、“宏观研究”以及词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基础上，近２０年来趋于兴盛，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深化了对词体本质属性的认识，确立了文化学研究的方法，极大地拓展了词学研究的领域，提升了词学研究的价值。但在理论建设上尚显薄弱，有明显的方法论崇拜意识，偏重于“词学文化学之研究”，而缺乏“词学之文化学研究”，重横向扩展而忽视本体深入。当代词学文化学研究应在“文化转向”阶段完成后，以“词学文化学之研究”为基础，以“文学转向”为旨归，由文化本位转向文学本位，迈向“词学之文化学研究”。
当代词学研究领域中的突出现象是词学文化学的兴盛。近２０年来，词学文化学在方法论和理论体系等诸多方面，创获良多，推动了当代词学的横向拓展和纵向深入，促进了词学研究新局面的形成，厥功甚伟，足称显学。词学文化学反映了当代词学试图在前人所奠定的文献整理、历史考索和作品感悟等不同层面的词学研究基础上，开拓词学发展新方向的努力。作为当代词学的新走向，词学文化学的繁盛局面，为回顾与反思提供了可能，因此，对其形成原因与过程、价值与意义进行体认，尤其是对其得失进行理论总结和反省，不仅有助于词学文化学的成熟与完善，更可引发对当代词学发展方向的深入思考，同时还可为其他可能的词学研究视域提供参照和范例。
一、文化转向
２０世纪的词学研究，至８０年代前后，通过数辈学者的努力，以《全宋词》为标志，词学文献基本完备；以《唐宋词人年谱》为标志，词人词作的历史还原基本完成；以《唐宋词通论》、《唐宋词史》等著作为标志，词学研究体系基本建立；以《唐宋词鉴赏辞典》为标志，作品鉴赏思路基本成型。寻找新的发展方向是９０年代词学研究的内在焦虑，词学文化学的兴起，正是这种内在焦虑所导致的转型与“突围”方向之一，其根基则是８０年代学术环境与研究思路的“文化转向”。
８０年代的思想界可以用喧嚣而躁动来形容。人们从“文革”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却发现当下社会无法提供能够满足“饥渴”的思想资源，强烈的危机感迫使当时的思想界一方面选择回归“五四”，重拾启蒙的旗帜，向历史寻求精神资源；另一方面，与经济开放政策相类似，在思想和文化上对以西方为代表的世界完全敞开，向外部寻求精神资源。由此西方的人文思潮、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各种不同流派的不同观念，几乎被同时引入中国的学术界与思想界。一时之间，洛阳纸贵，“文化热”潮，由此形成。诚然，当时所谓“文化”是一种“大文化”的概念，其价值并不在于理性而科学地辨析“文化”的内涵与实质，而更多地在于对各种所谓“主义”的兴趣、对精神现象与文化活动的渴求。但是从二十余年之后来看，在当时那般喧嚣浮华的后面，８０年代“文化热”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文化视域，使学术界认识到除了传统的社会、经济视域之外，从文化视域看待和研究人类精神成果的可能性。并且这种视域通过８０年代的“显学”——美学，逐渐渗透进入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文化视域的出现和普及，使词学研究的触角有了新的延展维度，开阔了研究者的思路。事实上，从当代词学文化学的若干“领军人物”的年龄层次和知识结构来看，他们大多经历了８０年代“文化热”的洗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场“文化热”是词学文化学兴起的外部基础。
８０年代关于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讨论”是词学文化学兴起的内在动力。在８０年代中期的方法论潮流中，宏观研究逐渐成为当时受到重视的一种观念与方法。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从理论和研究实践上，开始有意识地在古代文学领域提倡和运用宏观研究。如陈伯海自１９８５年发表于《文学遗产》的《宏观的世界与宏观的研究》一文始，至１９９５年其《中国文学史之宏观》出版，十年间几乎不余遗力地推广宏观文学史观；又徐公持在《关于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及其现状》（《文学遗产》１９８７年第４期）一文中，从宏观的角度对当时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影响极大；１９８７年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对宏观研究尤其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场“宏观研究”潮流虽已逐渐消歇，但它反映了８０年代的学术界试图通过方法论的创新，开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局面的渴望。词学文化学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兴起，其内在驱动力是宏观研究在词学领域的具体实践。宏观研究对词学文化学兴起产生的推动作用表现为方法论优先与体系化追求；在思维方式上，词学文化学引入文化视域，力图超越传统的词学研究观念，拓展和深化词学领域，而其突破点正选择了方法论创新。另一方面，在理论建构模式上，词学文化学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体系化、系统化的追求，同样打上了宏观研究的深刻烙印。
８０年代的词学研究对于词体和词作的文化特征已有较清晰体认，这是词学文化学兴起的直接导向。如吴熊和在《唐宋词通论·重印后记》中已明确指出：“词在唐宋两代并非仅仅作为文学现象而存在。词的产生不但需要燕乐风行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它同时还关涉到当时的社会风习，人们的社交方式，以歌舞侑酒的歌妓制度，以及文人同乐工歌妓交往中的特殊心态等一系列问题。词的社交功能与娱乐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不妨说，词是在综合上述复杂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这一论断的提出，不仅明确将词体视作文学与文化的复合现象，根据功能理论，确立了词体本身所具备的文化属性，而且具体指出了与词体相关的音乐文化、社会风习、社交方式、歌妓制度、文人心态等众多文化视域，为词学文化学研究起到了直接的导向作用。事实上，词学文化学在９０年代以后的展开方向，基本上没有超出上述视域。又如杨海明的《唐宋词史》一书已自觉引入地域文化的范畴，认为“唐宋词在其整体上表现出了相当明显的‘南方文学’特色，它所呈现的主体风格是属于‘柔美’类型的”。很明显，在该书的理念中，“南方”这一文化地域，为解释作为文学风格范畴的“柔美”提供了资源。又该书在对北宋词坛展开分析时，指出正统文化与市民文化这“两个层次的文化，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貌”。从思维模式上看，这是典型的借助文化层级观念来观照与考察词作风格而得出的结论。种种迹象表明，至８０年代末，词学研究领域已经表现出一定的“文化转向”趋势，随后词学文化学由此展开，自是顺理成章。
[NextPage] 二、体系建构
词学文化学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说是与“文化”这一概念的广泛性、包容性乃至模糊性紧密相联的。至少在８０至９０年代学术界的视野中，文化是一个缺乏明确定义、言人人殊的概念：精神与物质、生活与心理、观念与方式、价值与现象、制度与习俗……似乎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一切，莫不与文化相联系。因此在词学研究领域，但凡是“非纯文本的”研究，都不妨说是一种文化学研究，都可以归属于词学文化学的范畴。故词学文化学的展开与兴盛，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在从理论上对于词学文化学进行清晰地界定与言说之前，从文化心理、文化现象、文化体制、文化领域等方面展开词学研究的相关论著，自９０年代初至新世纪前后已大量涌现：如词与音乐之研究，涉及音乐文化；词与佛道之研究，则涉及宗教文化；词与歌妓制度之研究，则涉及制度文化；词与风俗之研究，则涉及民俗文化；词与政治之研究，则涉及政治文化；词与经济之研究，则涉及商业文化；词与思想学术之研究，则涉及思想文化；词与文人心理之研究，则涉及精神文化；词与人生之研究，则涉及生活文化，词与审美之研究，则涉及审美文化，词与传播之研究，则涉及传播文化；词与地域环境之研究，则涉及地域文化等等。
９０年代以来的这些重要成果，从深度和广度上大大推进了当代词学的研究，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它们既是词学研究之“文化转向”的结果，又为词学文化学的体系建构起了促进作用。这一批实践性的研究基础和宋词文化学的体系建构存在着互动联系。９０年代后期，两部几乎同时推出的著作遂不约而同地显现出比较自觉的建构词学文化学体系的意识。
蔡镇楚的《宋词文化学研究》是第一部标举“宋词文化学”概念的著作。该书试图“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宋词，有别于前此从政治社会学去研究宋词的传统，通过对宋词作文化学的总体思考”，“获得一种新的学术视野和理论突破，从而建立起宋词文化学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体系”。在该书绪论中，以专节对宋词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属性、涉及领域、研究目的、任务及前景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认为“宋词文化学，以其研究对象为一代宋词，故属于文学史之一分支；以其研究方法为文化学，故又隶属于文化学的学科领域。它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一门新的学问”，“涉及多种门类的学科领域，诸如文学、哲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文体学、文献学、宗教学、音乐学、民俗学、神话学、地理学、妇女学、传播学，等等”。其研究目的“在于科学地揭示宋词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性”，主要任务包括“揭示一代宋词的学术价值及宋词文化学的学科地位”、“研究词体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性”、“探索并完善宋词独特的词学体系”。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历史性”、“强调系统性”、“加强比较性”。总之，“宋词文化学者，是对宋词作文化学研究的一切之学”。从体例来看，该书分章专门探讨了宋词与文学传统、经济之策、学术文化、地域文化、文人生活、女性之恋、音乐文化、文化传播等各方面的关系，从而构建了比较完整的宋词文化学体系。这一体系规模庞大，几乎涵盖了词学文化学的所有层面。尽管其研究实际所能展开的深度不足，不乏空疏之弊和新瓶旧酒之嫌，但空诸依傍、建立新的研究体系的这种雄心和气魄，对词学文化学研究而言，却是颇有助益且必不可缺的。
沈松勤的《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则由相对“中观”的层面切入，侧重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将词视作唐宋时代“社会文化生活的产物，是某一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活的载体”，“一方面与当时其他样式的文学艺术，以及哲学、宗教、制度、机构等领域，都是构成社会文化的方式和层面；一方面在构成和维护社会文化的总体形态，并为社会化的人服务的过程中，既与其他领域网状交错，又有自身特有的地位与作用”。由此出发，从发生学的视域，以风俗这一社会文化表征，作为使词化合成为“文学一文化现象”的动力，并进而从歌妓制度、风俗行为、雅俗观念三个方面，分别论述唐宋词社会文化的因缘、功能与层次，建构起一个新的社会文化学维度的词学研究体系。这一体系虽然看似不如前述“宋词文化学”体系那样广阔和宏观，一些具体论述亦不乏可商之处，但在逻辑的严密程度上更为内在自足，在深度上的推进也是空前的。
９０年代以来直至新世纪前１０年的词学文化学研究，研究领域有广狭之分，研究深度有厚薄之别，研究的具体手段与展开方式亦富于变化，但对构建完整自足的体系和框架的追求，却往往相似。由词学文化学研究方法的尝试，发展到完整体系的建构，反映了学术界在整体上对于这一方法论的认同以及学科演进的日渐成熟，以此为标志，词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基本完成。
三、价值体认
从近２０年来词学文化学研究的状况来看，这一新的观念和方法的引入，凭借其广阔的包容性、发散性和涵盖面，在诸多方面对于新时期的词学研究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相对于其他词学研究领域而言，取得的成果最为引人瞩目，达到了百年以来词学领域的一个新高度。
词学文化学研究深化了对词体本质属性的认识。词学文化学未将词体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文学范畴之中，亦不仅仅将词体视作一种通俗音乐文艺形式，而是从更高的维度上将词体作为唐宋时代文化的表征和组成部分。在词学文化学看来，词既是特定时代文化的产物，词体的发生、演进乃至衰歇，都和唐宋时代的文化发展与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联。同时词本身又是唐宋时代文化的一个层面，词的创作、传播、功能和价值构成了文化的主要部分之一。词体本质既具有文学属性，更具有文化属性。正是由于词学文化学研究的兴盛，才使得学术界对词体的这一本质属性逐渐形成共识。
[NextPage] 词学文化学研究确立了新的方法论。方法论的创新，往往会令一个传统学科焕发出新的生机。从上世纪３０年代开始，词学发展相继经历了文学体认、史学还原与文献考索等方法论上的新变，从而奠定了现代词学建立的基础，推动了当代词学的发展。而事实上５０－１６０年代间以社会经济视角来研究古代文学及词学的观念，也未尝不可视作一种方法论上的新变，只是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思想禁锢，往往影响了研究者的结论及其客观性。新时期以来的词学文化学研究，引入并确立了文化学研究的新方法论，在学界的不断尝试之中渐趋成熟和完善，从而证明了文化学研究方法在词学领域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这使得文化学方法与文献学方法、史学方法鼎足而三，成为当今词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三种方法论。
词学文化学研究拓展了词学的领域和空间。词学文化学研究不仅仅在纵向上深化了对词体、词人、词作的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横向上拓展出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文化本身的复合性、交叉性、跨学科性，使得词学与其他学科领域的综合研究成为可能。这不仅包括词与唐宋时代文化领域的其他方面的综合与交叉，文化视域的引入、研究者视野的开阔，还导致了若干新的研究空间被发现和发掘，由此激发了词学研究的新活力，至少９０年代以来词学论著在数量上的“爆发式”涌现，就是明显的表征。这对于当代词学的发展，无疑也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词学文化学研究对于提升词学研究的地位与价值亦不乏助益。“词为小道”、“词为诗馀”的传统看法，不仅反映于唐宋时代的创作层面，事实上也反映在后代的研究层面。如直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时，已有相当词学成就的夏承焘先生，在一面推进词学研究的现代化的同时，仍屡屡感叹疲心力于此颇为不值，而更希望从事经学、史学的研究，任中敏先生亦有“悔昔年费心力於词曲”的心态。８０年代以来，与其他文学领域如楚辞研究、唐诗研究相比，词学研究所达到的高度仍有一定差距。但词学文化学的兴盛却异军突起地起到了扭转局面之功。如果说８０年代的词学研究重心在于词学的科学化、规范化、学理化，９０年代以来的词学文化学研究，则通过理论发展和体系整合，进一步将词学提升到了颇可与诗学相媲美的高度，并进而促进了整个宋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新世纪初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的成立和迅速壮大，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趋势。
对于词学文化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尽管尚需要更长远的时间从远距离来加以评判，但至少从目前所取得的成果来考察，这一研究趋势与潮流，应当承认是词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由“词学文化学之研究”走向
“词学之文化学研究”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１０年这个立足点上，反观２０年来的词学文化学研究，对其理论与研究实践上的不足亦亟需思索，而且更重要的是思考以词学文化学研究为代表的当代词学的发展方向。
词学文化学研究的发展与演进，其基本途径应该由两个“转向”阶段构成，其中第一阶段“文化转向”，自９０年代以来，在词学界的努力下，可谓已经大体完成。这一转向意味着词学研究跨越了传统藩篱的局限，创造出了一片新的天地。正是这一转向步骤和过程，促成了当代词学的繁盛局面。而第二阶段，应该是由“词学文化学之研究”走向“词学之文化学研究”，由文化本位走向文学本位，在更高层面和意义上完成“文学转向”。
所谓词学文化学研究，从理论上来说，应从两个相互联系的维度上展开。一者可以称之为“词学文化学之研究”，一者可以称之为“词学之文化学研究”。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引入了文化学视域，以此作为考察与分析唐宋词的新方法，因此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但在基本立场上，两者又有根本性的差别。“词学文化学之研究”的实质是从文学出发的文化研究，在这一范畴中，唐宋词人、词作以及与词有关的文学现象，成为研究文化的样本和材料，其基本指向是文化本位。而“词学之文化学研究”的实质是从文化出发的文学研究，在这一范畴中，文化分析、功能体认和价值判断，是指向文学研究的，采取的是文学本位的立场。当代词学文化学研究偏重于“词学文化学之研究”的维度，而比较缺乏“词学之文化学研究”。前述“宋词文化学”和“唐宋词社会文化学”之体系，虽然从其自身来说是完整自足的理论体系，但其本质仍然都属于文化本位的“词学文化学之研究”。“词学文化学之研究”与“词学之文化学研究”本应是相辅相成的，以互为借鉴与补充，如偏于一隅，便易造成重文化而轻文学的后果，这在当代词学研究中已有较为明显的表现。另一方面，“词学文化学之研究”又往往构成“词学之文化学研究”的基础，在经历了文化本位的思考后，转入文学本位思考也是自然的延伸。这种“文学转向”在部分学者的研究思路中已渐有体现。因此，以“词学文化学之研究”为基础，迈向“词学之文化学研究”，应是当代词学的重要发展方向。
“文学转向”的完成，还需要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和推动。尽管９０年代以来词学文化学研究盛极一时，但是对于究竟何谓词学文化学，对于其概念与范畴、内涵与外延、方法与手段、目的与效果，还缺乏足够明晰而全面的理论界定。如前所述，正因为文化这一概念的模糊性，词学文化学研究事实上也同样存在着相当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词学文化学得以成立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其研究的边界在何处？它在理论上由哪些要素组成？它究竟是一个新的学科还是新的研究角度？什么叫做文化学研究方法与视域？其具体内涵是什么？哪些文化因素可以引入词学研究？哪些因素又不能引入？依据何在？词学文化学研究的指向究竟是文化学还是词学？它与传统的词学研究及文化研究的差别是什么？这一系列追问，都亟需从理论上加以更为深入的探索，做出解答。否则，词学文化学研究就如同建构起华丽的“七宝楼台”，却难以避免“碎拆下来，不成片段”之讥，更无法得到进一步深化的内在驱动力。这是当代词学文化学研究的瓶颈所在。
[NextPage] “文学转向”，意味着对方法论崇拜意识的否定。词学文化学研究是当代词学的热点，但文化学方法毕竟只是可能的词学研究的众多方法之一，它虽然有非常广阔的包容度和涵盖面，但自然不可能是万能的。与词体或词史相关的文学现象，并非全都可以借助文化学方法论而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当代词学要拒绝贴标签式的文化学研究，要避免对文化学研究方法的崇拜。当然，崇拜的力量往往来源于崇拜主体对崇拜意识和行为的不自觉，在这方面，词学文化学还需要一场艰难的“转身”。
由“词学文化学之研究”迈向“词学之文化学研究”，还意味着由注重横向拓展，转向本体深入。词学文化学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词学研究的领域和空间，但在横向扩展的同时，现有的不少研究成果却显现出对本体深入的忽视，具体而言就是对词的文学感悟与判断力的下降。和前代词学相比，当代词学文化学至少在形式上构建了现代理论研究的体系，理论水准得到强化和提高，在众多的论著中，科学思维、逻辑分析、理性精神得到极大的张扬。然而另一方面，那种直证本心、深抉词隐、一针见血式的文学评论能力反而渐趋薄弱甚至消失。这可能是８０、９０年代渐趋俗滥的“鉴赏风”和学术界强调“学术回归”的反、正两方面刺激的结果。但文学研究最终仍然是要依靠对文学本体的敏感的，而词又是古代文学中一种最为“细微”、“敏感”的样式。词学文化学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在“外围”绕圈子，而应该有直入本体的学术能力与勇气，否则纵然说得天花乱坠，毕竟中心无物。同时，横向拓展的理论空间较大，容易产生引人瞩目的新观点与成果，而文学的体悟与判断能力则往往依赖经验、天赋，相对排斥理性，这需要研究者的长期沉潜、浸淫和涵泳。当代词学文化学研究中，尚缺少那种截断众流式的、重量级的标志性成果，与这种重横向拓展、轻本体深入的状况有一定的关系。
以“文学转向”为旨归的“词学之文化学研究”，并不是单纯地回归传统，而是以深厚的文学体悟力为基础，以丰富的文化研究为参照，融合“词学文化学之研究”和“词学之文化学研究”两个维度，提升当代词学的理论建构水准，创造出超迈前修的词学研究新局面，这应是当代词学文化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所在。
（实习编辑：季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