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璘、葛睿

　　摘要：“异化”和“陌生化”两个概念有类似之处，但“异化”绝不等同于“陌生化”。“陌生化”作为“文学性”的表征之一，应当成为文学翻译的目标。“异化”翻译可能让译文产生“陌生化”的效果，但是却不能就此认为“异化”翻译就一定能够产生“陌生化”的效果，更不能认为译文产生的“陌生化”效果就是原文的“陌生化”手法造成的。

　　关键词：文学翻译；文学理论；陌生化；异化
　　
　　徐剑平、梁金花在《文学翻译中审美的‘陌生化’取向——以赛珍珠英译（水浒）为例》一文的摘要中指出：“赛珍珠的《水浒传》英译本采用了能够保留异国情调的异化或‘陌生化’翻译手段，”…显然这里是把“陌生化”等同于“异化”了。我们认为这是对“陌生化”和“异化”概念的误读，而这种误读也不仅仅限于徐、梁二位”，因此有必要正本清源，厘清这两个概念。
　　
　　一、“异化”和“陌生化”的来源
　　
　　“异化”和“陌生化”原本分属于翻译研究和文学理论两个不同领域，但是却有类似之处，从而导致对它们的误读。
　　追根溯源，“异化”的概念最初是由施莱尔马赫提出的。施氏在1813年的名为“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中指出：“In my opinion there are onlytwo，Either 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author in peace，as much　as　possible，and moves the reader towardhim，Or he leaves the reader in peace，a8 much aspossible，and moves the author toward him，”（我认为只有两种方法：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向读者靠拢。）这前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异化”的翻译方法，也是施氏推崇的方法。不过也正如孙致礼所言，施莱尔马赫并没有给这两种方法命名。1995年，韦努蒂在《读者的隐身》一书中，将施氏所说的前一种方法称为“异化（for-eignizing）”翻译方法，并推崇这种“异化”。不过仔细品味一下，我们却不难发现施莱尔马赫推崇“异化”的缘由却与韦努蒂不尽相同，在施氏看来，当时的德语及德语文化都处于弱势，不够发达，需要“异化”翻译来加以改造和丰富，而在韦努蒂看来，英语及英语文化太过强势，外来作品在被译入英语时，都被“归化”了，所以他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出发，提倡“异化”翻译，因为“异化”能够为英语国家翻译界树立榜样，提供“文化抵抗模式（modes of cultural re，sistance）”。

　　国内较早提出“异化”翻译概念的是鲁迅，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提出：“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而所谓的“保存洋气”，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宁可译得不顺口”。1964年，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一文发表时，并没有提到施莱尔马赫的两种翻译方法，1985年修改后，提到了希莱尔马诃（施莱尔马赫）的两种翻译方法，不过把这两种方法叫做“欧化”和“汉化”。1987年，刘英凯在《现代外语》发表“归化一翻译的歧路”一文中明确主张“异化”翻译。不过“异化”翻译概念真正为国人所熟知并广泛应用还是在1995年韦努蒂出版《读者的隐身》一书之后，从此以后对翻译“归化”、“异化”策略的讨论连篇累牍，直至令人生厌。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是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1925年，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指出，“动作一旦成为习惯，就会自动完成”。“事物似乎是被包装着从我们面前经过，我们从它所占据的位置知道它的存在，但我们只见其表面。在这种感受的影响下，事物会枯萎，起先是作为感受，后来这也在它自身的制作中表现出来。……生活就是这样化为乌有。……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提供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而不是可认可知之物。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实践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陌生化”概念和其他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一样，起初都是用俄文表述的，由于语言的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为西方所知。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被译介，“陌生化”才为西方所熟知，而在我国，人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了解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和“陌生化”概念。随着对“陌生化”概念了解的加深，人们尝试将“陌生化”概念应用于文学领域之外，将“陌生化”概念应用于翻译研究中，比如郑海凌、陈琳、李静、徐剑平等。
　　
　　二、“异化”和“陌生化”的异同
　　
　　正如前文所说，“异化”概念和“陌生化”概念分属于两个不同领域，但两者在一定程度的相似却使得部分学者把它们等同起来，徐剑平、梁金花认为“异化”和“陌生化”是相同的…，李静认为“陌生化并不完全等于异化，但异化应该是一种更广泛意义的陌生化”，郑海凌也指出“我国有学者认为只有译语异化才是‘陌生’的”。那么究竟是何种相似使得人们将“异化”和“陌生化”等同起来呢?“异化”是向原文靠拢，所以一般来说，会给译文读者以“奇异”、“陌生”的感觉，而“陌生化”也是通过语言手段使得读者对耳熟能详的事物有种“陌生”的感觉，从而达到延长审美体验的目的。所以，两者的相似之处就是都能在语言上给读者以“陌生”的感觉。除此之外，两者是不同的。 [NextPage]

　　其实，两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异化”仅限于语言层面，而“陌生化”则不限于语言层面。“异化”作为翻译方法，翻译本身作为一种语言转换的特性决定了其“异”只能是语言层面上的“异”，是相对于译文而言的“异”，而产生“异”的原因更在于和原文“求同”；而作为文学手法，“陌生化”是相对于日常生活和文学传统而言的，其最重要的就是语言上的“陌生!’和对文学传统的“背叛”。“异化”涉及两种语言和文化，“陌生化”只涉及一种语言和文化，用汤水辉的话来说，…陌生化’是在同一种语言中进行考察，而‘异化’却是在双语之间进行操作”。人们之所以认为“异化”的翻译会在译文读者中产生“陌生化”的效果，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源语及源语文学在各方面都和译人语及译人语文学不同，这样只要把源语按照其本来的结构和表达方式移植到译入语当中，就必然会让译入语读者感到“陌生”，从而延长审美过程。然而这种假设是有问题的。每一种语言及其文学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过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语言及其文学在各个方面都独一无二，和其他语言及其文学毫无共通之处。况且除非是封闭的语言及其文学系统，否则该系统必然会和其他系统互动，相互学习和借鉴。这样，某一系统中的某些“陌生”要素本来就是从其他系统中借鉴得来的，当这些被借鉴来的“陌生”要素被译介回“源系统”时，“陌生”要素也许会变得熟悉。以20世纪初英美意象派诗歌为例，这一派受汉诗白描手法影响，主张不事修饰，用最简洁的语言将意象呈现给读者。当白描式的意象派诗歌被翻译成汉语时，熟悉“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读者对其手法并不会感到陌生。可见“异化”并不一定产生“陌生化”效果，而主张“异化”等同于“陌生化”恰恰是忘记了前者涉及两个独立的系统，而后者只涉及一个。

　　什克洛夫斯基之所以提出“陌生化”的概念，实际上是为了解决“文学性”这一难题，亦即文学究竟为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他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首先批判了“艺术即形象思维”这一论断，指出“形象思维至少不是一切门类的艺术，或者甚至也不是一切种类语言艺术的共同点。”。既然如此，那么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究竟和书信、技术报告、产品说明书等有什么根本性差别呢?显然不是表达的内容。文学所表达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是真正使文学成为文学而区别于其他应用文体的是技巧和手法，换言之，文学不在于表现什么，而在于怎样表现。文学所表现的和我们日常所习见的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不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那些事物已经习以为常，视而不见，而文学就是要通过一定的技巧，让我们对那些事物感到陌生，从而引起我们的兴趣。为达到这一目的，艺术家会采取反常的视角、叙事方式、修辞等。所以，我们会发现艺术家摒弃普通人的视角，从儿童、白痴甚至非人类的视角观察我们所熟悉的生活，会发现艺术家打破常规的叙事方式，采用倒叙、插叙、补叙等反常的叙事方式，还会发现艺术家抛弃日常语言的说话方式，或言不尽意，或夸大其词，将简单的人际交流变成破解谜题的游戏。这是因为文学语言是诗性语言，其审美取向决定了它与日常语言的差异，决定它是不透明的，不以信息传递作为唯一目的”。
　　
　　三、文学翻译中的“陌生化”
　　
　　王东风在《译家和作家的意识冲突：文学翻译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一文中指出：“既然在文学中语言媒介前景化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我们日常感知的世界‘变得陌生’，用不同寻常的表达方式给读者一种新鲜、奇异的感觉享受，那么以文学性或变异、陌生化、前景化、反成规化（dehaJ）ituli—zation）为特征的文学形式或媒介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学文本内容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文学的这一性质对归化式翻译方法的出发点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是怎样的挑战呢?王东风在随后的文字中指出，这种挑战是针对那些主张归化翻译的译者而言的。他认为归化式翻译背后隐含一种理念，亦即“形式与内容可分，且内容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至于原文的形式不必看得太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当“内容”与“形式”发生冲突时，很多译者尽管声称“只要形式不影响内容的表达，形式还是值得保留的，但实际情况却是，一遇到‘陌生的’或保留难度较大的形式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用归化的方式强行将其征服。接下来王东风通过ulysses中一段“近乎梦呓的言语”展示了形式的重要，说明形式和内容不可分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互依存，甚至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形式就是内容。
 
　　我们对王东风关于文学内容与形式的认识，对文学翻译的一些主张“文学翻译家既然翻译的是文学就应该要译出文学的精神。为此，他就应该与文学家的语言意识或语言策略取向保持一致”是十分认同的。文学翻译的结果必须是文学，必须具有“文学性”，而作为“文学性”的表征之一的“陌生化”，也是文学翻译必须考虑的因素。很多人认为通过“异化”翻译就能够使译文起到“陌生化”的效果。王东风通过自己的译例证明他是主张“异化”翻译的，不过他的见解却更高一筹，“并不要求变异的形式要与原文一模一样，关键是变异的模式及其效果”。但是我们对他“文学翻译针对变异与常规的翻译策略应该是以变异对变异，以常规对常规”的主张却不能认同。

　　我们不否认“异化”翻译能够起到“陌生化”的效果，但并不是一定能够起到这样的效果。王东风等的错误在于他们把文学作品所处的环境和传统割裂开来。成功的作家之所以“陌生”，是因为他对所处的时代和传统的背离。什克洛夫斯基就曾指出：“普希金的同时代人习惯于杰尔查文那种文体高昂的诗歌语言，而普希金那种（在当时看来）低俗的文体倒是显得出乎意料地难以理解。”相对于古典主义诗歌语言的陈词滥调，华兹华斯主张用日常语言书写日常事物，于是乎掀起了一场诗歌革命。所以，“常规”和“变异”都是相对于某一语言和文学系统的，脱离了环境，在另一系统中，“常规”也许就是“变异”，“变异”也许就是“常规”。所以，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我们不妨通过“异化”翻译来达到“陌生化”的效果，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知道“异化”翻译的局限性，知道“异化”翻译并不能保证译文产生“陌生化”的效果，而且译文所产生的“陌生化”效果并不等于原文“陌生化”手法所产生的“陌生化”效果。 [NextPage]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异化”和“陌生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属于翻译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陌生化”作为“文学性”的表征之一，应该是文学翻译的追求目标之一。由于翻译涉及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所以“异化”的译文往往令读者感到陌生，从而也导致部分人对“异化”和“陌生化”的误解，以为“陌生化”就相当于“异化”。“异化”不是“陌生化”，“异化”翻译即使产生“陌生化”效果，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这种效果就是原文“陌生化”手法所产生的。文学作品的“陌生”是相对于其所在系统的，割裂其所在的系统而谈“陌生化”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在翻译研究中谈论“陌生化”时，必须牢记其局限性。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