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德明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长篇小说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大文体，也是作家们最重视的看家文体，在创作领域扮演着领跑的角色，彰显着某种时代表征。从数量而言，长篇小说的不断升温原因是多方面的：１９９４年，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讲话中就号召要重点抓好“三大件”的创作，即长篇小说、影视文学、儿童文学。极大地推动了文学创作的总体进展，刺激了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热情；十余年来，作家队伍结构特别是年龄梯队的重要变化形成了表达方式的巨大转变：市场经济的深层介入使长篇小说的商业价值被榨取到最大化以及网络文学的勃兴，等等，全方位的社会文化格局的调整促使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状貌发生彻底改变。
随着我国政治条件、文化氛围的进一步宽松化、开放化。文坛进入了一个充分个性化的时代，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先后出现但不成气候的主要思潮和流派，基本都聚集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文坛上，并具体在小说、诗歌、散文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中得到集中表现，这种绚丽之景持续至今。转眼又到年底，回望２００９年的长篇小说。它依然保持了百花齐放式的创作多样化局面和相对较高的思想艺术含量水准，产生了一批艺术品质可圈可点的佳作。
２００９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艺术形态多元化的深层探索与表现，作家的创作主体性突出，重要作家都有自己的切入视点，他们都在寻找适合自己又的确有所体悟、有所发现的生活对象，长篇小说题材空前丰富，社会各个阶层的经验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书写和表达。我们关注２００９年的长篇小说，虽然某种原因是出自文学内部的规律：长篇是作家创作实力的展现，也是构成文学宏观面貌的最重要的部分，它的发展自然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更重要的是。２００９年的长篇小说在写作难度、叙事说服力和歌吟真情等文体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方面得到了普遍的扩展与张扬，重获了表意的从容，发现人并极度地展开人生的无限可能性、使精神性重新回到长篇小说，使它获得了难得的写作尊严和精神气度。如果说，用浮躁、苍白、粗糙、远离经典、逃避疼痛……这些危机四伏的词语概括前些年的长篇小说总体态势具有无可辩驳的准确性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毫不饰伪地说，２００９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是近年来的一个变数，很多优秀的一线主流作家拿出了好作品，一定程度上拉回了社会对文学的关注。他们激情四射，勤勉异常，显示着强劲的自我超越的艺术潜能。表现出强烈而执著的探索勇气和独立自治的内省空间，人们喜悦地读到了可贵的突破和拓展，也能体悟其中殷殷可感的新意与锐气。尽管相对于庞大的数量而言，２００９年的长篇小说依然有太多的不成熟甚至平庸之作，但无论如何它在内容方面极大丰富了人们的阅读视野，让读者以最快的速度感觉到了时代与文学的变化，以此为出发点，本文具体扫描２００９年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些基本情况，虽然限于阅读范围与评说能力，它也许是偏颇而不全面的，但不失为本人的一点感受和体验。
厚重生活的深沉触摸
选择丰赡的现实生活作为自己的创作依托，在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早已蔚然成风，２００９年长篇小说显然是对这一状态的加强和凸显。许多作家对复杂的社会人生不约而同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对现实社会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保持了浓厚的兴趣和书写的热情，作家们依照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寻找自己的表意方向。传达着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与人生意义的探讨，并以此阻挡技术理性对人文精神的强力侵袭。仅我个人的阅读感觉而论。２００９年这方面的长篇小说中，至少出现了如下一些优秀之作：《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福布斯咒语》（王刚）、《灵魂是用来流浪的》（张洁）、《大地雅歌》（范稳）、《空山》（阿来）、《长街行》（王小鹰）、《天行者》（刘醒龙）、《梦想与疯狂》（周梅森）、《对面是何人》（张欣）、《大漠祭》（雪漠）、《所谓大学》（史生荣）、《大码头》（谢向全）、《枭雄》（沈乔生）、《中国式燃烧》（谢望新）、《命运》（陆天明）、《炼狱之花》（徐小斌）、《半个月亮，半个太阳》（达江复）、《月色撩人》（王安忆）等等。
《一句顶一万句》获得２００９年“人民文学奖”年度长篇小说奖，小说以强劲的原创性书写中国之人之心，是一部深刻表达中国经验、具有鲜明中国气派的重要作品。是今年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刘震云创作进入成熟期以后，一直想在整体关照生活、自己、文学三个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这部小说应该是他超越自我的异常坚韧的探索结果。小说的叙事风格类似明清的野稗日记，其中友人间的隔阂、父子间的嫌隙，状写了普通人之间难以“过心”的症结：杨百顺诸人无定的命运暗通了人们乖张的人生际遇。小说充分发掘民间日常生活中话语的重要作用，辨析偶然与必然之间的荒诞暧昧的命运感，更以扎实可靠的细节推演人生图景的必然结局。从民国至今，百余年卑微、琐碎、滞重的生活在作家笔下徐徐展开。特别是小说中展开的话语思考，使之成为一部关于声音和话语的作品，一部关于民间、个体的命运与回归的小说，也是一部表现现代人精神追求与精神漂泊的作家最成熟的大气之作。《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并不复杂，但刘震云借过去与当下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故事所渗透的思想意蕴却相当深刻。作品保持了作家奔放的想象和不羁的风格，讲述的人生“出走”与“回归”的大主题实际就是中国从古至今的大历史，这部小说在语言运用的美学阐释方面绝对算得上是经典型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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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曾经打动过无数无法忍受生命失重状态的读者。张洁《灵魂是用来流浪的》以无限悲悯的目光注视着那些在人生欲望之海中苦苦挣扎的人们。告别了《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的辛酸悲壮，告别了《无字》的尖锐磅礴，张洁似乎又获得了再生般的超越。《灵魂是用来流浪的》是张洁生命的泣血之作，和很多流水写作相比，她似乎写得太慢，然而正是这种泣血的写作，才成就了今天的张洁和别样的“茅奖”。雨果曾说。比天空和海洋更广大的是人的内心世界。伟大抑或卑微的心灵注定都是流浪的，也是真正自由的，无论你是否关注它、关怀它，它都将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永恒的命题。《灵魂是用来流浪的》中墨非对现实敬谢不敏，被有钱的姐姐打发到地中海去晒太阳，不意偶得一根奇异的羽毛，这让对数字极为敏感的他由此开始了对古玛雅文明尤其是对一个有关世界末日计算公式的苦苦追寻。古代文明、宗教与信仰、野蛮与神秘等原本对人物而言不可琢磨的物象逐一显现。其中涉及到的五百年前陌生的异域文化，触目惊心。墨非邂逅满世界追杀继父的神秘女子，两人意味深长的人生故事令人慨叹不已。小说将背景置于跨文化的异域文明之中，视野闳阔，故事跌宕，咏叹之间表述着张洁诚挚凝重的人文情怀，传达出作家对传统史观的质疑和不同人生态度的理解包容。张洁独有的精彩人生描述，带给人们对生活、对生命乃至对人类文明新的思量视角，精妙的布局和丰盈的笔法，在质疑与寻觅之旅中展现跨越千年的古文明之美。演绎了关于人性的无限可能性，会心的读者顿然了悟。
刘醒龙是一位公认的社会责任感极强的作家，他的作品所关注的总是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命运遭际，充满诗性和感动，更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准。《天行者》以大山深处的界岭小学为背景，讲述民办教师经历的三次转正的故事，展现中国民办教师的一段悲壮历史与沉重现实，展现转型期中国的艰难和复杂社会矛盾，同时弘扬了自强不息洁身自好的人文精神。《天行者》是刘醒龙继《凤凰琴》之后又一部书写民办教师命运的力作。也是当代文学中对基础教育进行精细描写的第一部长篇。因其厚重的历史与现实含量荣获中宣部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小说被评论界认为是对中国民办教师心灵与命运有着独到发现与阐释的“史诗性”作品。作家以其熟悉的乡村经验，举重若轻地书写一群扎根于偏远角落里的民办教师的铮铮傲骨与君子之风。“民办教师是当代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刘醒龙语）。以此为旨归，小说沿着人生横断面转换时空。作品的底蕴是悲剧的，历尽坎坷和渴盼，三位老民办终于可以同时转正，但最后却是：邓有来流落他乡，孙四海退出讲台，夏雪自杀……给政府的普照阳光涂上了悲伤的色彩。它在界岭似乎来得太迟了，而且附加的条件是生命的代价。当年写《凤凰琴》刘醒龙只是因为心存感动，“事隔１７年，当我写完长篇小说《天行者》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里充满感恩。因为，我看得见，如果没有那些被后人认为水平不高的乡村教师的哺育。那个时代的孩童心灵只能是一片荒漠”。《天行者》的成就就在于它以真实得令人心悸的笔墨立体性地呈现了众多底层民办教师形象，对他们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和灵魂景观进行了深入细腻的剖析。虽然《天行者》借民办教师悲剧命运对现实予以严厉的拷问，但作家表现这一庄严情愫时并没有忘记对自然神秘、生活诗意和人性美丽的发现与出示，在更大的时空中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现实思考和审美理想，令人如痴如醉又欷歔感慨，不论是小说语言还是细节描写和情节设置，处处藏着智慧和玄机。充满艺术感染力。
当代作家中，王小鹰是颇为勤奋且成就不凡的一位，曾以《你为谁辩护》、《丹青引》等作品产生广泛影响。经过“日思夜想、心力交瘁”（王小鹰语）的五年精心打磨，她推出了６０万字的《长街行》。这部作品是中国作协首批重点创作项目，也是上海作协扶持的专业作家重点项目，荣获中宣部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在王小鹰已有的作品中，该小说篇幅最长，准备时间也最长。小说以一条小街的历史变迁、改造发展为线索，叙述生长于这条街上的女人许飞红悲欢离合的一生。全景式展现了在小街上生活成长起来的几代人的生活轨迹与命运遭际。以此探索城市的变化发展和人的生活状态、精神面貌、心灵嬗变之间的微妙关系，挖掘出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积淀，成为一幅当之无愧的上海城市生活的风情画卷。小说不仅写出了人与空间的关系，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并在作品中反映了上海阶层的轮替，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意识的打量，深入思考了城市发展与人的成长的主题关系。王小鹰试图向读者讲述上海这座超级大都市的城市变迁。说明它不仅仅是个人的历史，也不仅仅是城市的历史，而是从城市的发展来观照上海居民的人生历史。小街大世界，起落盈虚间，王小鹰将视线瞄准纷繁杂沓五方混处却生机蓬勃的老街盈虚坊，用细腻隽永的笔触描绘富家冯家、书香门第常家、佣工许家和平民陆家等家庭故事，但小说没有陷入家长里短的窠臼，而是由点及面，以严谨的网状结构铺展推进故事情节，艺术地呈现上海的巨变沧桑，以典雅之笔写出了一个新政权的上海。故事没有正面讲述国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但所揭示的市民命运却与其有着必然的联系。种种生活波澜只能在当时的背景下产生。上海的异常故事和代表这种文化的上海方言，在今天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了，《长街行》却在呼唤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在我看来，民间的道德和仁义可贵，所以我想写一个盈虚坊这样的街区，写这样的一些普通人的人生……我只是通过小说来表达我认同的世界和我不认同的世界”。王小鹰以其对上海街巷生活的异常熟稔和浓郁沪上文化色彩的构筑，完成了对都市变迁史诗向度的叙写。《长街行》与王小鹰许多小说以女性为主角并在她们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磨难中表达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不同，这部小说显示了强烈的城市关怀和对社会公共事业参与的热情与积极态度，使作品气象宏大而高远，的确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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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人们知道，自古以来，社会就一直在给商人画像，形象都不太正面。王刚的《福布斯咒语》描绘了新时代地产商的鲜活形象，无疑给当代文学史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王刚选择以人物的视角和感受展开叙述，以冯石的商业遭遇推进故事，显得渡澜起伏。小说的中心话语是资本，作品勾勒的新时代的背景。给人们掀开了资本社会舞台上帷幕的一角，暴露了资本运作的凶险，正如冯石所说：“福布斯是一个咒语”，同时真实地揭示了当代资本家富贵背后的无奈。王刚在当代文学史中首次将地产商形象定位为主角进行血肉丰满的描述，描写资本家，正是王刚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冯石在多重角色之间穿梭，多层面的刻画将人物全面剖开，读者见识到“地产商”光鲜背后的凄凉。富贵背后的丑陋。《福布斯咒语》在给读者带来新颖大气的阅读体验的同时也面临诸多质疑之声，有点几面不讨好的难堪，但小说从剧变的社会生活中汲取创作资源，强烈地关注现实、关注民生，以此对现代社会进行历史考量，显示了小说本身的个性与价值。作品中有阴谋和攻讦、温情和仗义，也有私欲和公理、鄙俗和崇高。对于王刚这种创作上的变化，或许人们有不同的评估，但他在努力寻找把握和表现生活的新方式，却是不争的事实。“我就生活在这类被文学称之为题材的现实场景中，和老巴尔扎克当年在巴黎碰到的场景颇为相似。一个资本时代来临了，已经在以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量改造中国，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命运。资本在低迷与泡沫两极之间喧嚣不已，人性在贪婪和绝望中时沉时浮，各类人物粉墨登场。我作为一名投资者置身其中，既体会到了这种惊心动魄，又看了个眼花缭乱。因此，有感而发写点东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文坛“炒股大王”周梅森在他的长篇《梦想与疯狂》的序言中如此写道。他以自己一贯的磅礴大气和充沛激情推出了这样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完美融合的典范作品。作品三个人物形象代表不同资本市场的人物在股市的沉浮。聚焦当今股市改革过程中的热点事件，其中蕴含着他对当代经济体制改革风云变幻的敏锐洞察与深刻思索，体现出他对股市变革现状的独特判断。作品涉及的当下股市改革的众多侧面，激发起人们对于目前股市的深层认知，引申出对道德、信仰以及情感的深入思考。眼下，中国股市俨然成为人们经济生活的主角，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大众的生活，但它同时又是个怪胎，一个黑洞，随时准备吞噬狂想发财的中小投资人的有限财富，作为深谙其详的作家，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代表弱势群体讲话。许多年来，他一直关注着资本市场，并作为一个投资人身不由己地卷了进去，深深扎在市场中，徘徊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和这个市场共存亡。
作品紧扣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与股市、国家发展与社会正义这些核心矛盾，呈现给人们一个既熟悉又陌生、既勾心斗角又波澜壮阔的深度现实，令人叹为观止。可贵的还在于，他以独特锐利的眼光在字里行间通过笔下诱人的故事对这个光怪陆离的经济社会作着精彩的点评，不断善意地提醒人们慎行资本市场。在金融海啸搞得人们头脑发胀之际，在一个资本时代呼啸而至并以其排山倒海的力量改变人们生活与命运的时刻，《梦想与疯狂》的出现是必然的，周梅森作为一位有极度敏感嗅觉的作家，他具有这种魄力，也具有驾驭这些文字的能力，我们对作品的阅读，所获得的不仅仅是小说的趣味。更多的是成功的现实思考与文学经验。
智慧悠远的历史演绎
新时期以来。历史题材受到越来越多的作家的重视，成为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成分，硕果累累。２００９年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同样表现非凡。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不少作家纷纷突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叙述模式，而在叙述本文、叙述聚焦和叙述形态等方面进行执著且卓有绩效的探索，形成了新的创作图式：既从文化变迁的角度，重新观照、审视和评说历史，又关注文化、人性与生存范畴中的历史，希望以客观的民间史观颠覆或拆解传统主流历史观，演示了在主流历史之外生存的种种细微图景，展现民族顽强的生命史和温热的心灵史。由于阐述和重构了历史的隐秘存在与复活了被湮灭的历史记忆，既给当代社会提供经验和借鉴，又提升了我们对人生、现实与世界进行有比较的审美观照与反思。我以为，代表性作品有：《格萨尔王》（阿来）、《金山》（张翎）、《四面八方》（徐贵祥）、《女贞汤》（刘索拉）、《茶道青红》（成一）、《康巴》（达真）、《风尘误：朱熹和严蕊》（刘湘如）、《棋殇》（王从地）、《票儿》（谈歌），等等。
阿来的《格萨尔王》实现了他以自己的笔触重新讲述《格萨尔王传》的夙愿。这是一部真正让读者读懂西藏人眼神的小说。也是一次深入西藏文化腹地的寻根之旅！小说以其恢弘的叙事、丰厚的想象和对民族神话、历史的深沉的开掘与反思，在“重述神话”中可谓独标高格。格萨尔作为天神之子降生人间、降妖除魔、安定三界，到返归天界，小说遵循了这个故事框架，涵盖了藏民族独特的文化精髓。作品两条线索交错，将格萨尔王的传说娓娓道来：格萨尔王的经历故事，《格萨尔》说唱艺人晋美流浪苦吟的经历与感受，两条线索奇妙地形成了互为生成推演的关系。晋美的存在，读者便有了一个用今人的视角与格萨尔“当面交流”的机会。小说讲故事的形式，除了固定下来的故事框架不变外，作家还在故事中加入自己对格萨尔王以及某些事件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虚构出一些原著中不曾有的细节，同时，小说又对故事本身进行还原，格萨尔王的故事最初就是一个纯粹的民间传说，但到了后来，越传越被意识形态化，宗教意识被过分强化，在小说创作中，阿来将故事还原为本来的面目，补充了人们想象中英雄的真实成分。他在向历史记忆表达某种充满激情与理性的敬意的同时，着力以现代人的视角诠释英雄的性格和命运，赋予神话新的涵义和价值。阿来十多年前就开始搜集资料，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数十次深入藏区做田野调查，亲临每一个传说中故事的发生点。网罗了许多奇人奇事，使这部史诗性巨著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又具有扎实的现实根基。小说在《格萨尔王传》即将人选联合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际在全球２０个国家以１２种语言同步出版，是“重述神话”全球出版工程继苏童《碧奴》之后，又一次向全世界推出的中国题材重点图书。不能不说是２００９年的一个重大文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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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是张翎酝酿二十余年的心血力作，赢得了学界与读者一致好评，荣获首届华侨文学奖。小说反映海外华侨一个家族四代人从清末到新世纪１５０年的奋斗史，其中融合了鸦片战争之后的屈辱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兴盛，它将一个家族的起承转合融入历史的框架，将宏大的时代叙述融入人物的悲欢离合。将民族对开放的艰辛摸索与体认，融入笔力千钧又细微动人的情节与细节。作品以个体和家族命运为视点。把国族兴衰熔炼为叙述重点。它不仅是将赴加华工的命运首次引入当代文学视野的叙述实践，同时也是一次探讨国际大背景下国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的史诗性书写。小说在尘封多年且被人遮掩涂抹的历史里寻找突破口，以近于痴迷的严谨，勾勒中华民族的坚韧性格，抒写对祖国的思乡情怀，它关乎中国经验中深层无声的层面，关乎现代中国的认同形式。小说激越的励志吟唱与读者互为镜像，共鸣飘升，堪称现实主义历史书写的经典，代表了海外华语文学写作的新高度，是近年来我国当代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张翎的不俗和难得在于她把小说着力点定于一个在贫穷和坚硬生态中，抵力击穿一条活路的方姓家族，使人看到旅居海外几代人的血泪奋斗与觉醒，对个体命运与历史的深刻体察和还原。这是最令读者充满敬意和感动的。这部抒写中华民族的传奇和史诗的作品，其叙写生活的宏大气象的确能给大陆作家以不少促进和砥砺。
徐贵祥推出的《四面八方》让人多少有些意外，作品表面从军旅生活人手。却由四位医校同学的人生纠葛和荣军医院的发展变化在更大的背景与环境上书写了３０年的时代动荡和社会变迁。其意蕴大大超越了军旅题材的范围，而是在回溯当代国史、反省历史国情的宏阔层面上，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与深刻的启示。小说荣获中宣部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尽管小说是以故乡为背景的，但从结构和内容上，渗透了“城堡情结”和作家自身的很多生活经验，甚至包括梦境与记忆，于是，作者心中的故乡不完全是现实的故乡，它是已经被岁月诗化了的梦境，作家在如此景色中书写自己的梦想。用一支怀旧的笔描述了一段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小说里的人物所历经的苦难、曲折、悲伤、希望、成功都被那幢以梦想为栋梁、以文字为砖瓦构筑的象征人民意愿的白色大楼承载其中，昭示四面八方，洋洋五十余万字的作品，犹如长河奔泻，一气呵成。容量巨大的历史、地域、文化、心理的内容。都随人物性格的发展款款流淌，在他笔下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和展示，应该说，《四面八方》直抵了民族的精神层面和人物的心理深度，因而使小说兼具历史的厚重和时代的鲜活，达到了赏心悦目的境界，趋合了大众的审美趣味，又具独立的文学品格，读者在与历史人物共呼吸中得到了一种想象性的满足。
和谐澄明的乡村纪事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农村生活为场景的长篇小说成为当代文学最为活跃的一支，不管是从主题的深化、题材的开掘，还是从表现方法的拓展等方面来看，都愈发走向成熟、丰富、多样和深厚。２００９年乡村题材的长篇创作，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大现实背景，出现了一些优秀之作，如：《蛙》（莫言）、《村选》（杨少衡）、《绿逝》（张洪兴）、《皇粮钟》（秦岭）、《猎人峰》（陈应松）等，这些作品由于生活内容的真切细致和价值、情感态度契合当下国情，得到普遍肯定。它们回到生活本色的创作选择，是对私人化、技术化、形而上学化、历史化等创作倾向的反拨，同时，小说穿破具体而富有现实性的生活实感层面，使我们看到更加深邃的时代精神底脉。
作为当代最具活力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莫言的创作一直吸引着读者的目光。继２００６年出版《生死疲劳》后，莫言鲜有新作问世。时隔三年，莫言推出了新作《蛙》。小说以“姑姑”的一生经历为主线，讲述施行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民间的影响。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计划生育成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为我国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对于这项长期影响中国当代人的基本国策，很少有文学作品加以反映，《蛙》具有开拓的意义。“姑姑”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孕妇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她在乡亲们心目中成为魔鬼似的人物，但她始终毫不动摇。步入中年的姑姑和捏泥娃娃的手工艺人郝大手结婚。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或忏悔指向：这时她已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孩子。但她对孩子充满从未有过的企盼，于是，她几乎不择手段地让自己的侄儿和徒弟得到了一个孩子。莫言长期致力于突破自我，对小说文本进行各种探索，《蛙》的探索发挥到了极致，作品共分五部，分别以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五封信作引线，牵出的内容是蝌蚪受杉谷义人的鼓励创作的以姑姑的经历为素材的小说。从这一角度看，《蛙》似乎是书信体，而且在创作中谈创作，有“原小说”的意味，此外，小说第五部竟然是戏剧，人物依然是前四部中的人物，性格却有微妙变化。信件、小说、戏剧构成了小说内部极具张力的三个意义层次，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叙事空间。《蛙》的面世，无疑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一次突破性进展，让读者再次领略莫言语言魅力的同时，还将引起社会对中国当下乡土现状的思考。曾以真切描摹西北农民生活和深刻把握农民命运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秦岭，今年推出的《皇粮钟》是一部有别于当下普通乡村叙事的小说。作品站在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期的时代高度，截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到刚跨入新世纪全社会热切关注的“三农”问题的特殊历史阶段，以延续２６００年的种地纳粮制度的终结为背景，揭示了中国农民深入骨髓的精神传统和永难割舍的历史印记，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眼光，诠释了农民与皇粮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深刻揭示了种地纳粮习惯与“三农”问题对中国农民意志、价值观和国民性特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小说在艺术上跳出了传统的叙事模式，采取交叉叙事、现实与历史相映衬的方法，把宏大主题编织在民间生活的皱褶之中。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历史纵深感，很好地把文学和社会的双重价值凸现出来。小说讲述的山区农民因缴公粮而引发的关于爱情、亲情、乡情、民情、世情的故事，使我们看到了一部反映中国农业重大的根本性变革的情系农民的史诗。为了创作《皇粮钟》。秦岭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多次回到老家甘肃农村体验生活，他凭借对底层生活的深刻了解记录了沉甸甸的历史，写出了农民的精神内核、道德圭臬与言行尺度。与众多农村题材小说缺乏鲜活人物的状况相比，《皇粮钟》可以真切地看到中国农民的性格与命运，看到他们过去的艰辛和当下的欢悦。浓郁的乡村气息和生动扑面的农民具像是它的重大贡献，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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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逝》用寓言般的梦幻笔触，描述了一个叫桃花村的北方农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不注重环境保护，逐渐走向衰败，最终遭受灭顶之灾的故事。作品所描述的是人们熟悉的当代北方农村，传递整体意象的是由开放的叙事形式展现的当代农村全貌的真实性、复杂性和潜隐性，读者据此对当代农村精神层面有所感知、把握和体察。作品所关注的农民的精神气质和灵魂状态，没有停留在现实的浅表层面，而是以乡土寓言的形式对农村生活进行的一次重构，向读者展现了潜隐在现实状态下的真实农民与农村。小说里幻想和寓言编织出浓重的忧患意识，对农村社会变革、环保命题以及新农村建设等重大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索，极具启迪意义。这是一部融入了作家自身人文历史价值观与理性且激情的心态理念以及独具匠心的写作方式的艺术结晶体，打破了时空方位，既有变现实为幻想而不失其真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又有新印象主义小说等场景描写的明显特点。小说跳出传统思维模式，在情节塑造中，不沿袭、不守旧、大手笔、大跨度构建章回，勾勒出来的人物、场景栩栩如生。小说抓住农村具有普遍性的老大难问题，用坦诚而充满体谅的笔调，揭示了处于矛盾网络中的芸芸众生的社会状态，肯定了农村于群在艰窘无奈中勉力前行的人生姿态，这种以作家对历史人生的精神体验为底蕴的价值向度非常难得。
红色记忆的深情叙说
在“唤醒记忆”的军事文学作品中，自然包含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艰苦卓绝斗争为题材的英雄主义创作。在建国６０周年的大背景下。今年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少军旅作家不负时代，不负众望，以高亢向上的格调、激越昂扬的旋律，创作了一批备受社会关注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在更为宽阔的文化背景下审视过去的辉煌岁月，在题材取舍、叙事结构、思考力度上做出了较大的突破，以强烈的主流文化意识与创作精神培养了广大读者的健康审美情趣，以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影响着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创作，在保持相对稳定的题材范围和审美风范的基础上，兼容并蓄，推陈出新，以更加开放的气度、更加平和的心态，汇入当代中国文学的大潮之中。《太阳最红》（何存中）、《预警》（周大新）、《血色黎明》（张惟）、《地平线》（阎欣宁）、《西征记》（宗璞）、《解放战争》（纪实长篇，王树增）、《天下姐妹》（石钟山）等作品无疑显示了２００９年军事题材创作的新走势。
《太阳最红》是何存中历经五年创作完成的一部向共和国６０周年献礼作品，也是第一部以“黄麻起义”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再现了红四方面军早期十年组建过程中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革命奋斗历史，这是一部思考中国革命历程中政治与经济、伦理与道德、破坏与建设的长篇小说，是当代军事文学的重要收获。作品中王幼勇一家兄弟姐妹与亲舅舅傅立松一家的斗争主线，展现了爱恨情仇、可歌可泣、错综复杂的故事，众多鲜活的人物交织一起，血与火、生与死、道与义构成厚重多重的生命主题。小说以太阳为象征，统领全篇，写出了信仰与理想的力量、人性与伦理的深度，具有很强的美学意蕴。小说既写了革命的艰巨性和战争的残酷性，又特别以生命的目光重新打量逝去不久的血雨腥风的历史，在革命的崇高与生命的沉痛的比照中，突出了生命的意义，力求站在新的历史与人性的角度，全方位思考当年那场革命的意义。表达对革命历史的深情叙说。
阳光崛升的官场视域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官场小说已成为当代文坛一个突出而重要的文学史现象和文化现象。它对急剧转型社会中政治领域的基本状况和政治伦理变迁作了生动真实的反映，并对当代政治权力建构的正当性和权力基础的合法性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探讨，给政治伦理的现代性重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以其独特的时代性和深刻性受到媒体和读者的青睐。官场小说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权力镜像。是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涵括了诸多复杂的话语系统。是个多重暧昧的话语场域，具有丰富的言语空间和特殊的研究价值。需要注意的是，从广义角度而论，反腐文学固然包括官场文学，但官场文学绝不只限于反腐。近年来，官场文学中出现了一些格调不高、层次不高、品位不高的作品，个别的甚至借着政治的容忍撒野，以胡乱暴露、极度猎奇为乐事，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成其极尽描写的素材，这些作品成了玩弄权术手段的格斗场。矛盾制造了不少，肤浅却成为共性。２００９年。很多作家继续对官场文学创作进行方向性探索，但多以阳光正面的心态客观描写现实，切住当今政治脉象，在诘疑的同时，唱出了正声，优秀作家对官场与现实惟妙惟肖的刻画、精辟入理的分析，展示了中国社会独特的政治画卷，引发智者痛思，为后人留下厚实的史料，实现官场文学对艺术责任和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官员生活》（关仁山）、《苍黄》（王跃文）、《升迁》（王刚）、《党校同学》（杨少衡）、《公务员笔记》（王晓方）、《长天秋水》（张国华）等作品负载深刻而鲜明的主题，血肉丰满，形象具体，颇具代表意义。
《官员生活》以我国北方某钢铁城市市委书记吕展为主人公，以国际性金融危机导致钢铁行业生死转型为背景。展开４０万字曲折动人的故事，写出了一位政界新星面对严峻低迷的经济形势。面对复杂的官场风云，经历着的沧桑多变的政治生活与私人生活，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激情，为官场文学添加了新的理解和想象。《官员生活》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人们熟悉的形形色色的权力演绎。而是发展与环境的冲突、国家规划与民企发展的冲突、理想主义与世俗生活的冲突等等，这是多元共生的现代性冲突。吕展在此情形下上任，面对巨大的人事网络与玫瑰利益陷阱，他的个人操守、高远抱负、理想主义精神魅力与从政才华使他没有受到威胁，他的个人身份及内心向往，都与２０世纪建构起来的革命话语有关，但作为共产党员，他不是保守主义者，事实上，节能减排、治污减排、实现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城市恰恰是最具现代性意义的行为，他坚持的信仰和高尚道德，是将个体与新世纪公共社会有机联系的，他的一系列举措形象地阐释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含义，文学作品表现它，关仁山是首创，因此，吕展是一个有突破的人物形象。与此同时，作家透过事件本身寻找其精神力量，建设理想思考中的道德理想，以精神的阳光和雨露之笔写出时代的强烈响应。品质高贵，独标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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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国画》至今整整十年，王跃文将这十年对诸多现实问题的观察思考凝结成《苍黄》，显示着一贯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小说通过一名县委办公室主任的视角，以紧凑的节奏、辛辣的笔调讲述了在县委大院发生的一幕幕滑稽闹剧，喧闹之中，老谋深算、不择手段的“刘半间”，老实本分又因升官梦而发癫的“刘差配”，刚直清廉却屡遭暗算的舒泽光等鲜明人物次第登场，借助官场中人李济运的视野。真实地展示出当代基层官场的世俗世界。《苍黄》和当下流行的官场小说颇为不同，其中也写官场，但官场在小说中不过是人物活动的舞台，以“换届”为线索，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观照他们的生存处境，表现他们沉浮其中的挣扎与无奈。《苍黄》以冷静客观的眼光记录下各式人物（特别是李济运）的行为、情绪、思考、困惑，向读者提供官场的另一种真实，提升了官场小说正面价值的力量。特别是作品所暗含的活着就一定要有所敬畏的题旨，表现出王跃文崭新的与众与己都不同的现实体认与文学修炼，惟其如此。才使作品韵味绵长。
成长故事的鲜活片影
２００９年的成长小说不仅在逼迫现实、真切鲜活地呈现当下社会纷繁复杂的生存状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且在揭示人类的精神状态、关注心理成长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深入的探索，作家们没有浮光掠影地记录青春故事的表象。迎合市场趣味，以虚伪的叛逆、缺少人性的疯狂和不可想象的残酷来吸引眼球，放弃行动和主观理性，也未局限于引导者的视野界限夸夸布道，而是以观念对撞与互补为突破口进行描写，糅合了对青春的怀旧和不可破灭的期待，摆脱对巨型历史时段和事件的依傍。日常生活的既定程序对成长的磨蚀与改写成为这类小说集中关注的问题。反射出奇异的光亮。《河岸》（苏童）、《一九八〇的情人》（于晓丹）、《等待青春消失》（黄梵）、《上海，不哭》（吴瑜）、《兜比脸干净》（蓝石）等作品都有着积极的表现。
《河岸》是苏童自三年前完成重述神话作品《碧奴》之后的首部长篇，是他最长篇幅的作品，也是他第一部近距离考量时代和政治话语中关于成长故事的长篇小说。小说呈现的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残酷青春。故事展现了库文轩、库东亮父子的荒诞命运。演示了生命的卑微与顽强、青春成长的烦恼与历史的荒诞不经。作品围绕一条流放船在河上和岸上的故事。以少年的视角。讲述成长主题和历史沉浮，书写特定历史时期人的生存境遇，注重表现人性的变异及变异后的舒展（如李铁梅）。库东亮在那个特定时代所度过的残酷青春岁月。既是小说浓墨重彩的部分，也是小说最为精彩的艺术华章，其父库文轩社会政治遭遇的描写。实际只是库东亮成长历程的必要背景，在河流上漂泊十三年的库东亮。不仅在河与岸的分割线上体味着特殊年代成长的残酷、初恋的懵懂与狂热、疼痛和挫折，而且也真切体会着自己与母亲之间某种既对立又眷恋的情感。作品无意图解那个特殊的岁月，他想追寻的是历史与生命的真谛，因此，小说文本的叙事理想、精神品质、经验的处理和想象力等艺术维度愈益开阔和丰盈，境界透出。库东亮的残酷青春与灰色记忆的书写，具有浓厚现代主义意味，“空屁”，既是库东亮侮辱性的绰号，又是某种人生虚无的象征。意象不仅在所指和能指中传递象征意义，同时也承载着重要的叙事功能。
淌泪滴血的生命祭礼
５·１２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地震写作（灾难文学）在哀伤和悲威中出现了一种气势恢弘的“井喷”现象，人们在灾难中感动。在悲哀中奋起，在灾难中超越。２００５年是这场大灾难一周年纪念。讨论２００９年的长篇小说，是不能迈过地震题材创作的。２００９年以５·１２地震灾难场景演绎复杂人生况味的灾难长篇作品，或凄婉哀伤，或崇高激昂，或慷慨雄壮，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的悲情，表现了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既实现了灾难体验的审美超越。又有效地完成了抗灾动员和民族国家的社会认同和身份认同。比较优秀的长篇有《救赎》（李西闽）、《与世隔绝》（骆平）、《生死不离》（罗宗福）等。
《救赎》是李西闽继《幸存者》后根据发自灵魂内部的声音创作的一部描写汶川大地震幸存者精神救赎经历的长篇小说。作者是这场特大地震中的幸存者，他以细腻的笔触和悲悯的情怀真实再现了灾难给人类带来的伤害，深层剖析了受难后人们的心灵创伤，感人地书写了现实生活中普通人身上的人性之光，对幸存者的心理重建作了深刻思考。小说中何国典在大地震中所形成的心理创伤使他长期陷入难解的痛苦之中。严重影响着家人。最后在善良人们的帮助下渐渐走出心理阴影，走向自我救赎之路。何国典的很多情绪也是作家与灾区许多人的共同情绪（包括笔者），精神上的痛苦难以化解。据披露，灾区有不少干部存在着自杀的心理，个别人在地震中没有失去生命。灾后却由于心理救赎没有及时到位而失去生命（如北川的冯翔、董玉飞）。在这种背景下，《救赎》的意义越发凸显。当下的社会，人们更多地关注物欲，而忽视了人的心灵。作家希望灾区的兄弟姐妹能够和他一起战胜心灵和生活的困难，走出黑暗的记忆和痛苦的折磨。作品中现实与虚构的屡屡交织，饱含着作家完成自我救赎的顽强努力。希望告诉后人灾难给人们带来了什么伤害，任何时候都要敬畏自然、敬畏生命。同时又在阐述一个简单而实在的道理：灾难过后，最终救赎你的，只能是你自己。这部小说是李西闽在５·１２中身负重伤尚未康复的情形下完成的，的确令人感动。
《与世隔绝》是国内首部５·１２地震自救小说，小说以独特视角，描写震中一处普通旅舍中人们的自救和救援行动，但作品没有对痛不欲生的灾难进行复述和再现，而是描写人类在面对自然灾害袭来时的不屈与坚持，展现灾难中恩怨与邪欲的泯灭和孤岛中身份各异的陌生人的极致温情，讴歌坚忍不拔的抗争。作家希望在铺天盖地的悲哀与震撼中，引发人们思索一个全新的命题：人类应该怎样理性、科学地面对灾难，如何最大限度地彰显生命的力量和智慧，从而学会在灾难面前保持冷静和镇定，乃至拥有“向死而生”的人生态度，以此提高心灵的自助和自救能力。《与世隔绝》蕴含着从美学到社会学、从生命意义到现实担当、从个体经验到集体想象等多重意义空间。面对灾难和死亡。骆平保持了极度的凝重，这是一种可敬的血性的存在，同时也庄严地证明，在灾难面前，文学从来都不缺席，它始终是一个在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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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促的结语
以上对２００９年长篇小说创作进行了大致梳理，行文至此，依然意犹未尽，怎奈必须打住了。最后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对今年一些优秀作品报以喝彩的同时，仍然希望其整体水准的全面提升，如何在思想深度、精神资源、文化意蕴、审美理想、道德态度、语言感觉等诸元素上苦下功夫，丰富长篇小说的意义空间，增强长篇小说的智慧和趣味。参与当下人文精神建构，在市场经济的氛围中，既尊重市场规律，又恪守文学的基本底线，保持文学的影响力，值得作家、评论家共同深思。泛泛而论，点到为止。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