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进 余夏云
摘要：本文通过抽样分析三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来阐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女性主义形态。周蕾将女性与中国现代性的问题，置于“看”与“被看”的双重视角中，强调观察与理解女性形象的方法与立场；刘剑梅从性别与权力的“表演式”关系入手，揭示“革命＋恋爱”叙事模式背后女性与政治之间的互动；蓝温蒂强调来自传统的管规和现代的束缚，预设了“新女性”及其写作的尴尬位置。她们共同构成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女性主义形态，彰显出性别、身体、政治、欲望、革命、民族、国家、战争之间的复杂纠葛，成为我们进入女性书写世界、发掘中国现代女性主体性的有效路径和重要借鉴。
关键词：海外汉学；中国现代文学；女性主义
从相当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女性主义”的概念，大致包括了“作为研究对象的女性”、“作为研究方法的女性”及“作为研究立场的女性”三种形态。三者既有分别、又有重叠。“作为研究对象的女性”，是指女性作家及其作品，以及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我们同意与否，男性确实已经参与到对女性及女性主义的发现过程。尽管鲁迅被指对不幸的女人只有愧疚的同情，而无法真正缓解其痛苦，但恰如刘禾指出的那样，“也许鲁迅比同时代人更为敏感地意识到性别与阶级的问题，以及作为阶级的性别的问题”［１：２７８］。与“男性的女性主义观”相对的另一个极端，是女性对自身权限的滥用，甚至导致性别的商业化。卫慧、木子美等女性笔下的身体意象，与其说是对女性的关照，莫如说是对经济大潮下不可抵挡的商品利润的谄媚［２：２４７—２５０］。纯粹的生理性写作（女性写和写女性），并不能解释女性写作的实质，因为它牵涉到对女性的利用问题，也即所谓的“女性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最直观的例子是，将“妇女解放”当作社会进步的晴雨表。女性被推到了受拯救者的位置上，在文学研究中以性别关系形塑中西古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模式。对这些关系间幽微复杂的互动总是缺少关照。胡晓真对近代弹词小说的考察表明，中国最早的女性小说家们，玩弄阴阳性别的符码，却绝非只有归顺和抵抗两条途径。①将女性夸大为一种绝对的性别气质或生理差异，这不是对女性应有的认识，“她”的主体性还有待凸显。为此，一种作为理论立场的女性尤为必要。作为理论立场的女性不仅指坚定地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种种成规定见提出质疑。同时也指与男性协商，勾画出彼此之间更为繁复的性别对话轨迹，并顺势介入到对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正如蓝温蒂所说：“现代文学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新的主体立场，即女作家的立场，它在性别上是明确的。而男作家的情境却有所不同，虽然他们也以表述新的自我为己任，但这一新自我却是一种普遍化的、现代化的自我，并非特指男性自身。”［３：１２７］因此，女性主体作为一种性别化了的立场，其功能是从男性普遍化的语言结构中，揭露出性别政治的真实状况，恢复历史的多元面貌。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女性主义形态蔚为大观，但大致离不开这三种形态。曼素恩、孙康宜、高彦颐、伊沛霞、费侠莉、魏爱莲等女性学者对宋元明清以来的女性生活史、情感史及社会史的研究，开拓了女性主义研究的崭新空间。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看，白露等编的《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①，杜迈克编的（现代中国女性作家批评论集》②，吕彤邻编的《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与社会中的性与性别》③，胡缨的《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１８９９—１９１８）》④，黄心村的《妇女、战争和家庭生活》⑤，Norman Smith的《反抗满洲国：中国女性作家和日本占领》⑥，吕彤邻的《厌女症、文化虚无和对抗政治》⑦，钟雪萍的《被围困的男性气质》⑧，梅仪慈的丁玲研究⑨等著作，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比较充分地论述了性别、种族、政治、民族、国家、战争之间的复杂纠葛，显示了女性主义话语在开拓女性空间，发掘女性意识，建立现代主体性过程中的强劲力量。我们无法全面评述女性主义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关系，而是选择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比较有影响的三部著作，即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刘剑梅的《革命与情爱》，以及蓝温蒂的《现代中国的女性与写作》，进行抽样分析与讨论。显然，这三部著作并非简单对应于上述三种形态，相反，我们试图阐明这些著作如何呈现出三种女性话语的交织，合力写出了一段女性主义的新历史，从而透视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蔚为大观的女性主义研究路向。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理论的可能
面对“迟到”（时间上的落后）和“失真”（文本上的模仿）的双重“焦虑”，罹患“失语症”（理论上的匮乏）的中国，到底该如何讲述自己的身世？“她”又是怎样被别人观看和描述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至为重要的一环。“自鉴”与“他照”构成了审视女性形象意义与表述的两个关键面相。女性，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一种审美体系、一种想象的投影、一种理论工具，林林总总，难以言说；但最为基本的一点是，我们采用何种立场、方法来观看女性形象，又愿意看到女性形象的哪一面。这就涉及到阐释过程中理论手段的恰切性和可靠性。在此意义上，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的阅读政治》①一书具有相当的典范意义。该书自立于第三世界受压迫者的位置，援引谈论边缘性议题的“西方”理论，来对抗主流、经典，“用一种书写的行为来达到文化的批判”［４：１３７］。周蕾自我期许的两大目标，也正是“同时批评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５：３］。换言之，该项研究的出发点在于思想批判和方法论的检讨，通过兼收并蓄地使用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后殖民批判。以及广义的左翼思潮等理论话语，试图恢复现代中国文学的“主体性”，探讨女性与中国现代性之关系。
在周蕾看来，现代中国的文化背景已然“西化”，提倡返回纯粹的族裔源头。已不再可能。值得思考的是，在这个无可避免的文化困境及集体反抗认同中。“族裔陸”的特殊运作方式。之所以使用“族裔性”的概念，目的是要与狭隘的“本土主义”做出区分。周蕾清楚地意识到，本书所聚焦的议题及其论述的模式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双重属性，既非“中国”，也非“西方”可以概括的，所以从中“讲述”或“呈现”出来的“主体性”，已经背离了“本土一他者”的清晰对抗模式，而表现出某种“摆荡的不稳定性”。我们认为，周蕾所说的这种主体性其实呈现出“另类现代性”的色彩，尽管它仍不出“现代性”的魔咒和西方的主导，但却明白展示了现代性与中国主体性的多元取向。
[NextPage] 在对电影《末代皇帝》的讨论中。周蕾就直指贝特鲁奇的电影镜头带有某种“情欲结构”，是东方主义式的文化想象。一方面他通过摄影机镜头将观众（特别是西方的男性观众）的凝视同化为男性的观者，另一方面又将电影中溥仪的形象化约为被观看的“女性”和“阴性空间”。这种将中西关系以阴阳对立模式运作起来的方式，在克里斯蒂娃看来，表明的可能恰恰不是负面的意义。而是对中国这个“敌手”价值的反向承认。换言之，中国（妇女）之所以备受“残害”，关键是因为她拥有和西方（男性）同等的权利。然而在周蕾看来，“即使克里斯蒂娃用一种深感兴趣以及实为‘同情的’方式来看待中国，但她的论证本身可以说皆与‘中国’无关。她的议论并非要从文化之中有所习得，而是从西方之中得到不一样的阅读方法。因为，那些被称作是中国所‘特有’的事物，不过被理解成西方论述中‘受到否定’或‘受到压抑’的面向。”［５：９］因此，克里斯蒂娃将中国“他者化”及“女性化”的诱人策略，事实上重蹈了西方论述的运作机制。对周蕾而言，克里斯蒂娃以《中国妇女》为题的论述，与“中国”、“妇女”相距甚远，倒是穆尔维、斯尔沃曼、罗乐蒂关于视觉影像的讨论，却有助于揭示观看中折射出来的中国主体形态。她们的著作“让我们能够看到女性主义和批判虚假意识形态之间存有原初必要的共谋关联性，并且也指出其中所遗漏之处一一即女性观者的位置”［５：４９－５０］。
在此基础上，周蕾进一步追问了“女性族裔观者”的位置问题，认为电影作为一种技术机制，有效地通过影像叙述使得族裔主体对自己的历史有所觉察，但矛盾的是，这种民族认同与电影的叙事进展步调一致。族裔观者游移在“将她再现的凝视以及被认为就是她的影像之间”，而显示出跨文化脉络中交流的复杂程度。“观者不只是有其族裔的背景，而是其本身即被形塑以族裔身份：认知到其中国性已是跨文化身份号召的部分过程，这样的身份号召过程运作于大部分的现代历史领域之中。”［５：３８］周蕾对“理论”与“族裔性”关系的探讨，显然是想恢复文本阅读中“游移不定”的真实面貌。这集中体现于她对“鸳鸯蝴蝶派”流行小说的解读。周蕾的考察着力于梳理通俗文学文化与主流文学文化的错综关系，所使用的关键词是“分离”。这不仅是指与传统的阅读方法“分离”，同时也是指鸳蝴文本同儒家思想的相“分离”。
对于鸳鸯蝴蝶派有三种流行的阅读方式：实用的、文学的和社会的。周蕾认为这些阅读方式都有偏颇，她主张以“女性”的方式来重读鸳蝴派的小说。这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拾对“女性”角色和思想的关注（处理性别），同时还可以从三个方面表明其蕴含的丰富文化意味。
其一是小说不对称的叙事结构。多数的鸳鸯蝴蝶派故事发生在男性缺席的情况之下，让女性独自面对生活创伤，这并非是对中国“烈女”传统的“仿效”或“延续”，而是历史记录中“女性作为叙事关键”思路的文学延伸。“因为女性是家庭社会结构的基本支撑，历史学家所记载的时代改变，最能够在中国女性地位改变之上显现。”从鸳蝴小说对于女性角色的迷恋中，恰可“得出一窥现代中国社会一条有意义之线索”。［５：８２］其二是小说缺乏功利取向的政治目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通常被斥为“低劣”的消闲产品，但对周蕾而言，正是其令人不安的“低品位”显示了现代中国社会的矛盾。其叙事中拼凑分裂的特性（如感伤主义与教诲主义并举）正是对现实冲突的搬演。其三是小说情感的暧昧性。在一个将公开展出情感视为尴尬的社会中，鸳鸯蝴蝶派小说不仅大胆展露个人情思，而且将之用于“商业买卖”，以连载的形式付诸报端杂志。这足以说明“鸳蝴文学确实参与了文化生产的现代化过程”［５：８７］。
在论述了女性族裔观众，并以“女性”的方式重读鸳蝴派小说之后，周蕾进一步透过不同性别作家笔下涉及的母亲形象（母亲、姐妹、中国），来阐述性别政治在感伤主义表象里的特殊意义，并以此展示现代中国文学的复杂性。在“爱（人的）女人：受虐、幻想与母亲的理想化”这一章中，周蕾从“哭泣”这种浮夸、糜烂的情感因素人手，借助于弗洛伊德、德勒兹、拉普朗虚有关“受虐”思想的讨论，探讨了性、感伤及阅读的三方关系。在周蕾看来，林纾、王寿昌翻译《茶花女》时的情感反映（嚎啕大哭）、萧红小说《手》和凌叔华《绣枕》中借由不断可见的牺牲形式展现出的遭受苦痛的问题，恰好形塑了一个“受虐”序列。与此相呼应，男性笔下往往出现以“母亲”为中心的同情式回应，郁达夫的《沉沦》、许地山的《春桃》以及巴金《最初的回忆》三篇小说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充分印证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女性若非接受温柔情感与性无能，不然就是接受感官肉欲与轻蔑，因为理想化与情欲冲动彼此无法相容”［５：２０９—２１１］。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表露在男作家的“母亲”想象中，无一例外地排拒了母亲角色的某些面向。《沉沦》是对积弱而遭受羞辱的中国的否决；《春桃》是对性的压制与回避；《最初的回忆》则拒绝承认现实的苦痛，试图用记忆来维持完满的母亲形象。
同这种分离、拒绝承认，以及精神官能症式的男性化进程相反，女性作家的作品，如冰心的《第一次宴会》和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试图塑造一个“活动”而非在时间中冻结的母亲形象。她们从女性主义的观点展现出身份认同与爱欲间的关联而非对立。卡佳，斯沃尔曼关于“负面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讨论，指明欲望与身份的认同不再像“正面的俄狄浦斯情结”（男性作家塑造理想女性的方式）那样是有所区分的，它以“病态”的及“同性恋”（姐妹情谊、母女情谊）的方式建立了一种女性表达。虽然“两部小说都没有替受教育的中国女性提出答案，以解决她们身为现代女性所会遭受到的困境——成为现代女性让他们得以‘选择’生活方式——但也因为如此。我们以一种‘间接’的方式看到了‘感伤女性书写’的意义。这两篇小说也以不同的方式阐明了负面俄狄浦斯情结的意涵。它们所提供的不只是负面俄狄浦斯情结的‘女性版本’，而且也提供了理想化母亲的另类方式。”
夸大这种思考的方式，正是周蕾想在本书中传达的意见：作为一名“已西化”的中国女性，如何恰切地使用西方模式，挑动理论的辩难，商谈其可能的限度，而非拾人牙慧；在中西古今已然无法清楚分际之时，如何借“女性”、“中国”、“第三世界”等边缘概念，探究“规范之中进行抵抗”的辩证力量，测绘非西方却受西化影响的脉络中的中国现代性。
[NextPage]“革命与情爱”：女性主题的重述
如果说周蕾的著作是从理论层面阐述女性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那么刘剑梅的著作则选取了“革命与情爱”的母题具体呈现女性主体性的历史演进。刘剑梅的《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讨论了晚清以降革命与情欲的难解交缠，既论述“小说讲述”的内容，又平添了一层女性主义的视角，为我们深入探究豪情激荡的革命叙事为何每每不脱凄美动人的情爱故事提供了全新的解读切口。
刘剑梅上追晚清，重点考察２０年代后期“革命加恋爱”公式创立以来的小说政治。凸显的乃是现代文学与历史、性别的互动关系。这方面已有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孟悦和王斑。孟悦认为女性形象与民族国家彼此两分。私人受制于公众，女性被中性化为政治，群体优于个体。《白毛女》从歌剧到电影，再到芭蕾舞剧，不断圣洁化的讲述过程，就是最好的例证。而王斑则认为如果我们关注的不是情欲的政治，而是政治的情欲，也许恰恰会发现。共产主义文化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包含了情欲。《青春之歌》就很好地证明了政治是如何同情欲交织在一处的。②综合考量这两种分析形态，并结合五四以来更多的文学文本，刘剑梅主张“多元历史”的观念。福柯的这个术语，最初是指与那种追求普遍意义与统一原则的“整体历史”做出对抗，而刘剑梅则着意强调“革命”与“爱恋”间的互动演变关系：所谓公式并非一种，运用公式的方式也并非一成不变。相反，“革命加恋爱”的文学现象充满了异质，无法简单地用因果逻辑来解释。她将之看作是一种“表演行为”，一种只有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才可能发生的主题重述。
我们已经熟悉“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的发明人蒋光慈，以及擅写“乳房之舞”和革命“新女性”的茅盾，他们通常将女性既看作革命的生力军，又担心她们的热烈开放暗中拆解了革命的神圣性。借用李欧梵对中国浪漫一代“普罗米修斯式”和“少年维特式”的划分，刘剑梅将蒋光慈和茅盾归人前者，而将洪灵菲、华汉归于后者，并特别强调后者浪漫主义的特性。一革命加恋爱’的写作倾向于阳刚的普罗米修斯型的美学模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少年维特性的美学模式在这一历史阶段完全消失了。”洪灵菲、华汉作品中五四浪漫主义的余绪表明，革命的左翼作家从未彻底剔除过小资产阶级的情感认同，个性与欲望每随国家、政治的际会屡起屡仆，却始终回荡不去。
革命的意义随时变迁，爱欲的元素变幻莫测，其间相激相成、相吸相斥，革命编派爱欲，爱欲也彰扬革命。作者对新感觉派作家“革命加恋爱”的解读，委实让人眼前一亮。对于新感觉派，李欧梵以“颓废”、“浮纨”作定位，史书每用“炫耀现代”定其性，①虽然都曾言及“物欲”与“革命”，但只是点到即止。刘剑梅放大了考察，发现“革命化”的写作者借写卖座挑逗的情爱故事，分散了读者对普罗文学的注意力，这不能不说时尚有时候也是一种文学的周旋策略。在“新感觉派”作品中，上海这个感官世界成了“革命加恋爱”公式的新语境，完全与无产阶级大众的社会现实相分离，情色置换了进步，革命变成了商品，再次彰显了单一公式背后的复杂性。
在“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在民族想象的大旗下枝蔓出来的女性身体，一种作为真实的描写，而非隐喻功能的女性身体。桑塔格在批评“作为隐喻的疾病”时指出，隐喻使人漠视苦痛，无助于患者正确对待。“我的观点是，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陸思考。”这同样可以移来评说刘剑梅对女性作家的观察。长期以来，男性作家将女性的躯体视为欲望的源流，总是任意地填充各种想象的材料。她们或是性感尤物，或是革命女性，解放的身体不是生命的所在，而是社会变革的风向标。高利克、张英进和陈建华三位对茅盾小说中女性身体的考察就表明，这里面既有革命乌托邦的空想成分，也有都市欲望的投射，却唯独没有将女性的身体看作是真实的存在。①刘剑梅试图解剖这种男权姿态，借助女性主义的理论重新分辨政治与性别的不离不弃，将架空的女性重新还原到地面上来。比如白薇罹患疾病的身体，是她所有的真相，是她必须每日面对的现实。“她有意识的女性主义写作强调的不是现代的浪漫爱情，也不是狂热的革命浪潮，而是在这些浪漫的热情掩饰下的女性伤痕累累的身体与心灵，是女性无所皈依的迷惘，和幻灭后痛苦的尖叫”。庐隐所表现的“革命加恋爱”故事，则充满了女性情谊和性别化的表述语言，其爱情故事和死亡书写都不带有明确的政治转向，相反更近传统的才子佳人抒情，且与西方式的浪漫有所关联。与两位流动不明的革命认同不同，丁玲本人的政治转变，使她的作品表现出极强的左转倾向。起初在《韦护》中，她坚定地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探查革命语境中的女性性本质，但后来的《一九三0年春上海》则转变成批评新女性性感身体所指涉的颓废的资产阶级情调。通过放弃自身的主体性，丁玲最终站在了革命意识形态一边。白薇、庐隐和丁玲，都以用其写作和现实经历见证了各各不同的女性身体的政治神话。
时移事往，１９５０年代以后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造工程，令公私空间、性别差异的界限模糊，这也预示着“革命加恋爱”所有枝叶斜出的讲述可能变得微乎其微。但是，１９４９年之后的大陆文学并非铁板一块。与其将其视为彻底意识形态化的符号，不如深人其中寻找性别问题的特殊意义。刘剑梅提出应该将女性身体看成是一个权力斗争的场所，借此来考察彼时历史语境中政治、性别及写作之间的复杂关系。她并没有把性别的含义理解成对政治权利的被动接受，而是把它理解成一种流动性的结构，一种随着变化着的文化结构、文化条件和文化联盟而转变的流动的建构。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邓友梅《在悬崖上》及丰村《一个离婚案件》的分析，也说明在革命的新环境里，爱欲也有细腻深入的表现。爱情概念和性别含义被国家和民族的政党话语所塑造与控制，这恰恰表明爱情及相关主题有种特定的力量可以超越政治的限制。叙事上的规避和延宕，无法掩盖个人与集体、爱情与革命间的矛盾张力。
[NextPage] 同这种逃避型的叙事模式相似，十七年小说中女性主体的多样性，也暗示了政治管束的局限，与情欲力量的“死而不僵”。《创业史》中的改霞、《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以及《红豆》中的江玫，形成了毛话语秩序下新女性形象的代表。在性别平等的名义下，改霞对党和国家所代表的“新父权”产生了质疑，拒绝做“男性革命英雄的助手”。而林道静和江玫作为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更具情感的煽动性与政治的颠覆力。林道静一生经历的三个男性，在其性别认同中有着典型的政治象征意义。从浪漫的北大学生余永泽，到革命烈士卢嘉川，再到她的入党介绍人江华，林道静逐渐改造，最终变成了国家集体中的一员。但是，在其升华的浮表下，她仍然置留了一定的空间给个人有限的性爱及幸福。应当看到，无论是情节设置还是人物造型，抑或细节描写，十七年的小说创作始终都处于一种与政治的非稳定制衡结构当中。所有的作家都呈现出一种分裂特质，在个人情爱与集体愿望之间彷徨摆荡，不能割舍。这种矛盾性表明，虚构作为文学的本命，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听将令于外围的动因，而历史作为无序的存在，也不能被一种讲述所规范。即便是同一主题的复述，其中也充满变奏的可能。作为叙事的历史，何尝又不是一种文字表演？因此，我们说，文学与历史的对话，统一教导与多元表述间的协商关系，使我们清楚看到了一段在政治、商业、性别诸因素牵绊下跌宕起伏的情感的社会和文化史。
“现代中国的女性与写作”：移动的边界
如果说周蕾是理论的剖析，刘剑梅是个案的解读，那蓝温蒂的《现代中国的女性与写作》则综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与写作，尤其是“新女性”被讨论、被建构、被想象的历程。对于中国传统女性而言，闺阁是其施展才艺的唯一空间。即使对于才女（知识女性）而言，她们在“应该是什么”和“是什么”之间，亦即在伦理规范和真实生活之间，总是存在着莫大的距离和紧张。晚清以来，西风东渐。传统的伦理规范家庭关系日渐松动。使一些女性开始直接走向社会，参与到思想和历史的变革之中，在现实与想象的疆域，开创了一幕时代女性的新视景。身体、才德、政治和欲望，瓦解了由来已久的女性边界，为女性性别注入新质。到了“五四”时期，冰心、庐隐、陈衡哲、凌淑华等女性作家辈出，所谓的“新女性”、“新写作”应运而生。据考，“新女性”的观念，最初由胡适引入国内，专指那些行止激越、言辞激烈，不信宗教、不依礼法，却又思想极高、道德极高的女性。拥戴者认为此说为民主国家之独立品格又添参数；保守者则认为世道不彰、礼法松弛。双方各执一端，但都是在社会国家的福祉祸端上做文章，而没有将“新女性”本身作为一个问题来考察。蓝温蒂认为，“新女性”、“新写作”的名称实际上充斥了各种理论预设和价值陷阱。在其动人的外表下，仍旧是传统的父权体制、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及写作中的性别偏见在隐隐作祟。女性既与之妥协。又与之抗争。虽一度表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和性别主体性。但最终不得不在严苛的政治压力下开始修改和放弃主体写作的进程。总之，“五四”以降，兴盛一时的“新女性”运动，从其产生到消亡，自始至终都拘囿在男性话语的藩篱之内，被讨论、被建构，成为一套被牺牲掉的“叙事想象方案”。
蓝温蒂重点考察二三十年代文学与妇女的关系。确切地讲。她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新女性与新文学”的关系，特别是其中涵盖的传统规范、现代政治、身体价值、写作实践与女性间的诸种错杂形态。尽管蓝温蒂宜称无意对现代中国的女性文学进行全面探究，但她对五四，甚至更早的明清时代以来，各类针对女性及其写作的文化规范的描述，清楚地揭示了“新女性”和“新写作”的尴尬处境。不但映照了传统女性写作的历史困境，更为考察４０年代以后，特别是８０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文学的现实际遇提供了反思样本。其意义在于用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诠释了男性掌握的历史，帮助我们重写了现代中国文学史。
蓝温蒂对现代女性作家文化和写作的考察与论述，主要从下述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是传统文化对女性及其写作的制衡和规范。虽说“妇女问题”是一个现代命题，标志着民族国家健康和进步的程度，但对蓝温蒂而言，对抗传统并不能根除传统中遗留下来的种种对待女性的文化规约和陋习，特别是思想层面的观念。最清晰的表现就是“阴阳二位制”依旧发挥作用，“男与女”、“才与德”，相互对峙，置人阴阳两位不同的本体性范畴。“德”属于阴，是女性范畴，代表了自我牺牲的身体折磨，比如贞洁、裹脚、身不外露，甚至殉节自杀；而“才”属阳，是男性专属，标志着男性超逾感情的智力知识和接近文化及文学的能力。“德”与“才”在男性身上交融统一，但在女性身上却互不兼容、彼此排斥：女性被认为与文学扦格不入，文学只是男性的特权。这也就是所谓的“女德书”、“贞女传”愈来愈多的原因。
身体作为一种物理形态，真实可感，便于直接操控，但文字或曰才华，不受身体的管束，是一种超越生理的能力。虽然女性可以写作，但很少发表或不能发表，因为发表就等于暴露身体和隐私，僭越男性特权。换言之，男性权利的实现是需要女性以身体，或曰牺牲其权利来配合的。蓝温蒂指出，这种“才德对立”的“叙事策略”和意识形态在现代文学的建构中十分明确，女性作家在新文学中的位置，一开始便被认定了“女性的”位置，即身体和“德”的位置。像庐隐的《一个著作家》和冰心的系列作品《超人》、《烦闷》和《爱的实现》等作品，着意探求男性作家同现实人生的关系。尽管两位女作者铺设了温情脉脉的女性之爱（母亲、姊妹、恋人）能够帮助男性书写者化解来自现实挑战的美好结局，由此宣告女性的能量，但文本中预留给女性的位置显然远远不如男性。这不仅是因为女性诸种可亲可感的举止仅仅只是一种道德表象，而非自发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免于平庸，男性作家还要努力地规避这种温柔所带来的限制。女性使得情感和现实更加具体，但写作的要求是超越感伤，赋予其抽象化的精神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似与写作无缘。
其次是政治话语对女性意义的“国有化”。这一点也同样表现在对女性的道德要求上，主要是对其身体的考验和控制。不同于传统儒道思想将其圈定在家庭伦理的范畴内，现代民族国家要求女性的身体为政治所用。表面上，女性解放，重获新生，但事实上，由家到国，“家”反而变得更大，伦理困束也愈发紧张，因为内中所包含的“身体政治”的喻意，已上纲为现代的进步话语。蓝温蒂认为，“女性解放”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世界各地的现代化进程中，意义卓绝，概无例外。中国的现代作家和批评家，也正是在这一现代性标志范围内探讨和分析女性及其文学问题的。他们普遍相信，利用西方的价值观念可以有效对抗来自传统的侵袭，这其中也包括一系列对待妇女的塑造，如贞操、家庭伦理及异性婚姻等。鲁迅、胡适诸位对妇女节烈观、人权问题，及家庭婚姻的讨论，都可资验证。 ‘然而，蓝温蒂同时指出，这种对女性身体的过分强调，大有矫枉过正之嫌，其本质已在不经意间重蹈了传统女德对女性身体实践的要求。只是这一次，女性的身体不再属于家庭宗族，而属于现代国家。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西方压力，试图重新想象和设计民族国家形象时，对女性的身体投射了过多的价值寓意，并急欲将之嫁转到国家政治机器的运作中去。这当中。以健康有力的女体来指陈祖国母亲，是其至为基本的愿景和要求。流行于二三十年代的婚恋爱欲主题，虽然标榜独立的个人选择和浪漫的恋情故事，但背后仍不乏正确的社会指导。女性身体，艰难地摇荡在安德森宏大的社会想象方案和福柯个人欲望式的自由意志之间。结果终究无法两全，成为一个“现代悬浮物”。
最后是写作中的性别暗示，或者说性别化的文本体征。正如我们在开头时引用的那样，蓝温蒂认为，“女性写作”是一个性别化的新概念。通过并置“女性”和“写作”这两个原本在中国传统中并不兼容的概念，“女性写作”揭示出诸多现代可能。“女性解放”作为民族进步和国家强盛的标志，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而“自主美学”作为对道德辖制下的“文以载道”思维的攻讦，专注于文学自身的演进。两厢并立，其显示的可能就是德与才边界的移动和交错。五四时期，一批女作家史无前例地出现在写作领域。但当时，学界并没有形成对其统一的认识，或曰“女子文学”、“妇女写作”、“女性文学”，不一而足；从３０年代起，才逐渐被“妇女文学”所代替。这个概念是个矛盾的结合体，除了意味着传统与现代的纠缠，也暗示了妇女文学的困境。这种困境，就创作而言，是写作的非主流化。女性写的东西，往往以日记、书信的形式出现，处于文学与半文学之间，不能直接形塑出一个女作家来。但是，这种私人化的文体创作，显然有助于揭露更为细微的人物心理，对探讨世纪之初知识分子寻求个人价值与民族大义时彷徨两难的心态有着莫大意义。特别是从女性主义的意义上讲，关注长期被忽略的女性主体性和女性心理，意在凸显女性在中国文化的历史背景下，不懈探索“德”的位置和跨越其物质边界的努力，改写将中国妇女交由男性来拯救的习惯性记忆。五四之后，夹杂在男性作家和批评家模棱两可的态度之间，再加上２０年代末以来愈演愈烈的革命情绪，女作家几乎变得手足无措，甚至连预留给她们的“德”的位置也不复存在，为此，３０年代以降，许多女作家纷纷停笔。只有丁玲试图按照时代的要求写作，走上了“革命加恋爱”的道路。从此以后，女作家的位置被正统文学取消，革命的宏伟叙事只给作家留下一个位置：貌似无性别的，实则是男性的身份。
蓝温蒂为我们清楚地论证了女性与写作、女性写作与历史及时代的关系，以及新女性文学的特性，五四的女性文学在传统的德才对立模式中滋生长成，又备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洗礼。面对历史的遗留，女性占据身体之德，而无才华之美；面对西方威胁，女性又被扩充为国家象征，由家人国，意义恢宏，但仍不脱才德模式，并逐渐乖离其真实的身体；最终，她们又在中西的直面冲突和战争中，遗失“德”的位置，而变成革命中无性的一员，把文学的位置归还给男性，停止了写作。在结论中，蓝温蒂谈到，对待“女性文学”这一称谓的恐慌，时至今日仍困扰像残雪、王安忆之类的女作家。因为她们惧怕被贴上这一标签后，其作品就被简单地等同于抒情和女气，从而取消了其探索现实的能力，特别是淹没了自五四以来，女作家们为此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但是，蓝温蒂此书的贡献。帮助我们恢复了“女性写作”这一术语背后丰富的历史故事，为现代文学和女性文学研究拓开了局面。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周蕾将女性与中国现代性的问题，置于“看”与“被看”的双重视角中，“自鉴”与“他照”构成了审视女性形象意义与表述的关键面相。她关注的是我们观察与理解女性形象的方法与立场，尤其是借此瓦解西方批评理论的霸权地位与中国文学传统中叙述女性的方式。周蕾追问“女性族裔观者”的问题，强调影像叙述对族裔主体的形塑作用，并以“女性”的方式对鸳蝴派小说作了独到的解读，透过不同性别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来阐述性别政治在感伤主义表象里的特殊意义，显示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复杂性。而刘剑梅从性别与权力的“表演式”关系人手，清楚揭示了“革命＋恋爱”叙事模式的动态变奏，既有力反诘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统一讲述，也深刻展现了现代作家挣扎在个人情愫与集体愿望之间彷徨分裂的人性困境。她注意到了男性作家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利用、分割、扭曲，甚至异化，女性作家及其书写，显示了身体与政治逐渐剥离的艰苦历程。与刘剑梅的乐观不同，蓝温蒂强调来自传统的管规和现代的束缚，共同预设了“新女性”及其写作的尴尬位置。菲勒斯的神话，并没有随着现代性的社会进步而隐退，而是不分国家和民族一律平等地尾随着每一个人的身体。新女性作家和新文学的关系是强大传统的继续或变体，女性总是无法超脱历史中的具体境遇。通过以上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女性主义形态，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在西方汉学界各种理论的观照下，彰显出极为丰富的意涵，性别、身体、政治、欲望、享乐、革命、权力、种族甚至疾病等等，都成为我们进入女性书写世界的有效路径。海外汉学界的这些研究路径与我们熟悉的传统的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相距甚远，其启发意义自不待言。它们一方面纠正了传统积存的女性迷思，开拓了女性研究的空间，努力发掘与建立现代女性主体性；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如何将中国的女性主义视为地方和全球的共有现象，让中国的学者以自己的话语去讲述妇女的问题，为跨国性地研究性、性别、种族和女性主义做出贡献。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