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红兵　王环环

　　城市与先锋文学向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夏商作为海派叙事的代表作家，他笔下的作品已经剥离了对于纯粹形式上的游戏与个人的自娱自乐，让精致叙事的技巧成为致力于表现人类共性的文学本质的手段，锐利的思考与自觉的叙事意识为新的审美领域获得更为长远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途径。　

　　四卷本文集《夏商自选集》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由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由长篇小说卷《乞儿流浪记》、《裸露的亡灵》、中篇小说卷《我的姐妹情人》和短篇小说卷《沉默的千言万语》组成。夏商认为“短篇更像是一个人生的截面，好的短篇小说不多”。夏商参与韩东、朱文等发起的断裂事件，引发文坛震动，并成为一名新生代作家群主将，追求人性解放，追求个体自由的不羁之心，影响着他大胆前卫的创作。　

　　程光炜在《如何理解“先锋小说”》一文中，专门开辟一个论段——“先锋小说”与上海，这对研究当代文学的人不是一个新鲜的题目了，先锋作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江浙一带。正如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上海出现新感觉派一样，似乎大都市的开放的文化氛围更容易产生“走在别人前面，意识上、思想上要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　

　　当然北京的“先锋小说”与上海的“先锋小说”味道终是不一样，北京的“先锋”是“学院派”的，上海的“先锋”是“城市化”的。夏商作为上海人，正是体现了这种写作先锋性文学写作的优势，“夏商是这个城市的天然叙事者”。即使“他很少刻意在作品中炫耀自己有关都市的知识”。正是这样，使得他的城市化呈现真实自然的味道。１９７４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温德－雍松曾经说过：“一个作家的作品，往往会反映出他在人生的旅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他把这些经验作为某一首诗或某一个故事的素材。诗人和小说家为了要产生实在的或是对他们而言是实在的真实影像而创作，寻求灵感的痛苦及思考的漩涡中，发现精确语言的本质，并加以提炼。”在夏商谈及自己的作品时，他似乎更喜欢用别人称呼他的作品是后先锋、寓言化的作品。其实无论在后先锋的、还是寓言的，都不可避免地打上城市的烙印。　

　　２００９年８月笔者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城市文学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城市是碎片化是不好把握的，像托尔斯泰、茅盾那样的大家对于城市做全景式鸟瞰固然在当代是有难度的，这似乎丢给了当代描绘城市的小说家们一个难题。郜元宝在此提出了一种出路：“无论是果戈里大街，还是全景式把握，都无关城市文学的好与坏，重要的是一种精致描绘与深度体验。”夏商的短篇小说集《沉默的千言万语》就是这样一个都市生活的万花筒，小市民、监狱、妓女、应聘者、少年暗恋、离婚分布于家庭、教堂、广场、歌厅、咖啡馆、公司这些环境中，一件件隐秘的小事情，却都是种种存在生活共通的大情感，作为与乡土文学相对而言的一种文学，它体现一种城市化的场景与人群的同时，“现代化”也作为现代意味的城市的兴起；城市意识的觉醒，城市意识是人置身于现代城市中所能感觉到的城市特有的气质，是现代人、城市的现代性格。这些构成了作家叙述的想象基础，更暗含是区别于乡土文学的潜在的审美取向，“爱默生曾经说过，农业社会的人与大自然有亲密的血缘关系故而诗意多，工业文明社会的人与大自然日渐疏离故而传统诗意少。”《集体婚礼》中的塔形蛋糕、覆盖乳白色台布的方桌、穿着嵌有宽边蕾丝的白色婚纱的姑娘、腼腆的盘着堡式发髻穿着米黄色连衣裙的姑娘；《出梅》中的那个不知名的被誉为“美人”的女人“她的手指白皙、修长，有一层薄薄的丝般的光泽。她胸前的纽扣上别着一对飘出幽香的小栀子花。她踏水而来，粉红色的拖鞋，却多此一举的穿着蕾丝的齐踝丝袜”、《正午》中“那个女人瘦瘦长长的，脸阔精致而丰润”、《岁月正浓》中“平坦的小腹、精致的胸部”。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夏商笔下这些瘦削的、彰显灰黑色调的女性们，这无关乎“爱之相契——蕴涵于生命的悲凉”？譽？訛，而是对美丽的认定，与莫言笔下的丰乳肥臀、体重六十公斤的却被认为丰满秀丽的“我奶奶”“高大的身躯，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阎连科笔下的“圆滚滚的小腿肚子”这些渲染红色的女人们，形成了巨大的审美反差。在短篇小说《水果布丁》中，作者把他所认为的这种对于城市与乡村的对比发挥到极致：两个应聘者，华秋姬和李莉莉，前者是五官精致、眼睛水汪汪、翘起的鼻尖和眼梢，后者是圆脸（并且作者还加了一句：难有作为的脸），齐耳短发，戴了眼镜；前者是早到的，后者迟到十分钟；前者会作画，喜欢诗歌有忧郁气质；后者仅仅是对自己的迟到做点解释，目光注视竞争者；前者做过令实习公司满意的ＶＩ，后者只有自己的一份简历；前者是谈吐自然，优雅大方的；后者是诚惶诚恐“增添了几分土气”；前者是韩经理马上要带她参加一个朋友见面茶会，后者是让韩经理皱了眉头很快打发走的；前者的名字是有韵味的，后者的名字是普通的；前者是城市化的，后者就是乡村女大学生找工作的一个小缩影。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这种细致敏锐的观察，在对比中给读者来做了一个鉴别，乡村追求一种原始质朴旺盛的生命力，而城市更追求优雅的品味。　

　　不具备基本现代城市特征的城市题材小说严格上不是典型的城市小说，比如《废都》，虽然纳入城市小说的范畴，但正如城市小说写作者慕容雪村所说：“作者在书的前言中说想写一部城市的小说，但可悲的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融入城市的主流性格，所以无论怎么写，都会给人一种‘泥腿子进城’的感觉。”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关于城市题材的文学创作至少有三十几年的停滞。所以，也才会有文学研究者赵园提出的“寻找城市”一词，她说“文学艺术的寻找城市，生动地表达着一种文化期待，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文化期待”。周末下午走在上海的淮海中路，你会发现女士们、小姐们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穿的都是黑色和灰色的衣服，从玛丽莲·梦露到今天的各大时尚杂志的“排骨美人”，展示的是现代城市也是伴随国际化而带来的审美同化。　

　　对于前者，武汉大学教授梁艳萍称先锋性文学写作的写作姿态是“独立特行”。独立特行有两种：一种是局限于自己情感感受小圈子的，是王国维所说的“入乎期内”；另一种则是“超越狭隘自恋的敏锐情感”，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出乎其外”，狭小易成偏执，共性方显悲悯，如果写作范围是“不断向自我内部深入，而不是到外面去体验生活”，一个小圈子的欢乐顶多没有人和你共同欢乐，但一个狭隘的悲哀绝对可能使读者变得消极（而一个作者是不该有这种权利的），或者仅仅就是把读者推向一个麻木的看客位置，“这种仅仅面向作者本人的写作，越来越成为一种自娱自乐，它与体现人类共性的文学本质已经背道而驰。”即使悲剧，如果像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并非仅仅面向个人内心，相反，正是因为他写出了人类共性中的罪与罚，才成就这种伟大。先锋性写作语言迂回密集，意象跳跃晦涩，推崇现代派技术，写作欧化，对讲故事缺乏兴趣等。“就像第一个写‘人变成甲虫’的，是开创了一种形式，而跟着写人变成母猪女郎，或者变成阿猫阿狗，就只是因循了一种模式。形式是短暂的，而模式永恒。”“先锋性写作”并不是一种外在形式，而是一种精神品格，与锐利的思考及自觉的意识血脉相连，很多先锋性写作摆脱了纯粹的形式感，逐渐走向内部，它更接近于文学的真谛。一个新的形式，马上就成为模式。正如夏商本人所说，“先锋”不是面子上的涂脂抹粉，而是刻到骨子里的写作意识。只有完成“内化”，才能从模仿借鉴的境界中超脱出来。“伟大的小说家至少是个现实观察家，他如果对时事都没半点自己的看法的话，还怎么直面现实呢？”　

　　把日常生活用或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矛盾用短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极易引起读者们的反思与对话，这就是短篇小说的成功。“只有那些真正从自然，从生活中直接汲取来的杰作才能和自然本身一样永垂不朽，而长得有原始的感动力。”《二分之一的傻瓜》就写了一个家庭生活场景，在这种场景中又使得矛盾集中化，蔡这是个善良的男人，有个智商不是很高的弟弟蔡那，他常常因为妻子陈亚娟对待蔡那恶劣的态度而与之发生争吵，陈亚娟嫌弃小叔子吃白饭、出去“指挥交通”丢人，恨不得他被车撞死，不过在申请营业执照非得以小叔子蔡那的名义才申请得到，这时，蔡那终于在可以报复一次的心理中安心地笑了。夫妻因为对方家庭成员而发生的矛盾、小市民的势力、恶劣女人的爱嚼舌头、下一代人与上一代人的不在表面却难以割舍的亲情，这何尝不是围绕人类共同的的困境？《集体婚礼》就是写了婚礼的一幕，这其中通过作为其中一名新郎的主人公季有成在集体婚礼的所见所想引发出一系列的故事，而其中的困扰在于：他所知道当年那个腼腆的、穿米黄色连衣裙的姑娘，已经和自己的朋友同居的姑娘，今天他却发现她成为另外一个男人的新娘。这不能不说是集体婚礼的一个闹剧，叙述是平缓的，“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却是她一段隐私的知情者”。“他对他自己眼下的处境感到茫然，他不知道该以如何的表情去面对她的眼睛……他们都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遇见对方，对原本就是陌生的人来说，永远不见面是避免尴尬的唯一方式。”文章最后出现的是“我”的这个曾经拥有过这个腼腆姑娘的朋友荆一丁穿着他那身永远洗不干净的牛仔服倒在血泊中。读者总是可一从中推测出其中故事的同时，也会引发出一系列的思考。这种创作采取虚构主义的态度，存在是虚构的存在，现实也是虚构的现实，在虚构中以非同化经验、戏仿叙述故事，通过偶然制造情节，运用交错描写人物，却不代表虚构的现实不曾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发生过或可能发生，或者未尝不是存在于人类头脑中对于现实的一种想象的情感。　

　　《正午》则描写一个交错相聚与集市的画面，郦东宝为阻止流氓欺侮阿财并抢劫其钱财的恶行，却因此丢失了宝贝女儿嘟嘟。夏商对善的存在的诘问，是在人性的深层次上展开的，去思考善的如影随形的另一面，这种思想还体现在他著名的中篇小说《八音盒》中，这是被很多批评家提及的一篇作品，叙事的语言简洁，日常的伦理教化中，我们往往以道德为尺度去衡量善、恶、美、丑，“道德范畴中谁都不能认为善良也是一种弱点，但在实际生活中它的确是，有时甚至是缺点”。个人的崇善与济世有时是无力的、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欧阳亭从未在语言上标榜自己是善的精神传统的继承者，但他是善的，对妻子的恩爱深情，对女儿的呵护宠溺，对弱者的关怀救助形成了欧阳亭式的“救世情结”。他企图拯救小叫化子春花，希望通过一己的努力给她带来安定、舒适的生活的愿望是善良的。可事情的发展却是：小姑娘因挽救的欧阳亭施舍八音盒而遭遇车祸，失去了双臂，使得整个美好期待局面越来越失去了控制；正义、善良的结果是失却自己最宝贵的，形成了善的悖论。夏商小说注重披露存在本相，充满了对世界的怀疑和检讨，但是如果说夏商是对“社会人生有价值东西的逐渐消退和毁灭，发出了对社会、人生理想的带血的呼唤。主体意识是在自觉地拒绝着传统观念和宗教宣谕中“善有善报”的训导”是有失偏颇的，对于善举是否一定带来善的结果，这不是在现代社会才出现的，他只是发现了伴随善可能出现的后果，而不是否认善良存在的价值。《正午》对待见义勇为，完全要权衡一下财与人的重要性，为挽救一个乞丐的一点钱财打抱不平，就置自己的女儿于不顾，是不正确的施善方法，孔子还曾说过：“仁者爱人，亲情为大。”《八音盒》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对待一个在寒冷中冻僵的小鸟，我们不是不应该去施舍，而是不该把它马上放到火炉上。现代成功女性杨澜有言：“凭什么认为单单有良心就可以做慈善？爱不仅是一种意愿，也是一种能力。”其实，夏商也许在这里诘问的不是“该不该有善”，而是“怎样施善”。　

　　在内涵丰富的前提下，良好的叙事技巧就是决定如何能把一块上乘的布料做成精美的衣服。夏商的这种精致叙事不仅仅是体现在简约之上，而是在叙事的过程中设置了一个个的吸引读者读下去的谜团，让读者在简约的叙事中体会猜谜的快乐，在谈到文学的语言时，夏商说，“在我看来，准确是语言最基本的美德之一，拒绝准确，意味着自己不好好讲话，还去斥责听众的弱智，这是毫无道理的”。他认为，“文本只有在被阅读时，才能生成意义，文学史只有在读者的参与下，才能完成。漠视读者只能将文学引进死胡同”。简约但并不晦涩，让读者猜谜却不为难读者，这就是夏商的风格。短篇《沉默的千言万语》和《孟加拉虎》是这类作品代表，夏商在对日常生活的细化并不比新写实小说差，但在这些日常的故事中，他的叙事是迂回的，在《沉默的千言万语》中，先写夫妻俩桂小龙和胡菊红对刚刚出狱的刘永表现出似大难临头的表情：　

　　桂小龙说，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久，你怎么会又旧事重提呢。　

　　胡菊红说，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忘记那件事。　

　　桂小龙说，那你总不能连我也告了吧，你再想想，这些年来我对你怎么样。　

　　胡菊红说，这次刘永被放出来，把我的计划都打乱了，原本想动迁以后搬得远远的，让他再也找不到我们。可是他怎么就在这个时候出来了，他不是还有两年吗？　

　　这是夫妻俩知道刘永被放出来的一段对话。其中他们和刘永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可是在随后夫妻与刘永的遮遮掩掩对话中，继续猜测着，直到小说的最后，读者才隐约知道这桩与桂小龙和胡菊红有关的强奸案。《孟加拉虎》写了常小雄一家和李朝一家的恩怨是非，围绕李朝口口声声说小雄一家欠了他们家一条人命，却遭遇勇敢的小雄伤害。而最后李家是否真的欠了常家一条命，在李朝的妈妈陈翠萍平静地对待常小雄一家逃脱法律制裁而失踪的事件，最后两段写了陈翠萍的记忆，一百五十多个字就能让读者隐隐得猜到上一代人之间的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暧昧、偷情与意外的死亡。在读者就像站在窗外眼巴巴看着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作者始终冷静站在一个展现者但不参与解释的角色，他不会站出来告诉读者发生过什么，冷静精致的叙事就是抓住读者的心去破解一个个的生活谜底。　

　　夏商精致叙事还体现在用简短文字把多重情感的运用巧合的方法，自然流露艺术化的文本给读者带来一种沉重而又深厚审美视角。《日出撩人》写了一群年轻人去沙滩看传说中的美人鱼，　“我”抱着海龟蛋与在沙滩上两个少女搭讪后，怀孕的姚红却走来说，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我”矢口否认并毫不留情侮辱了她的尊严：“那时你的情绪那么激烈，那么反常，难道只和我一个人上了床？”最后导致姚红出事（死亡），使得白色沙滩上又出现了一个传说：一个女人分娩了一只巨大的蛋，壳上沾满了鲜红的血。　

　　夏商的小说是经验化的写作，但是这种经验化不是个人的，不是没有人情味儿的，在多种巧遇、谜团之中并没有使技巧成为夺人眼球的手段，而仅仅是一种用来表现人类共性的文学本质的手段。读者得到的是被作者心溶解过的理解，就像夏商本人所说：“文体意识自觉”是说对小说处于一直思考的状态，发自内心地拷问，如同不断地感悟人生一样，不断地感悟小说创作的技巧，推敲、探索。“其实当我看过去的小说重新印出来时，自己都会有陌生感，它们就是属于社会的遗产了，和自己没什么大的关系。”据报道夏商近期将出版一部三十多万字的新长篇《东岸纪事》，延续一贯关注现实的格调，讲浦东三十年来的变迁，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程光炜：《如何理解“先锋小说”》，载《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郜元宝：《“岛屿”的寓言——读夏商小说》，载《文汇读书周报》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０日。　

　　吴岳添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辞典（１９０１—１９９２　）》，９１７页，敦煌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雷达：《关于城市与文学的独白》，载《天津文学》１９８６年第１０期。　

　  梁艳萍：《夏商小说的审美取向》，网易读书，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４日。　

　　莫言：《红高粱》，载《人民文学》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阎连科：《瑶沟人的梦》，载《十月》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夏商：《先锋是特立独行的姿态》，载《作家》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１２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李穆：《杨澜　文化商者的自由与爱》，载《新海归ＧＡ》２００９年７月，总第３１期。　
　　
　　作者简介：葛红兵，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环环，上海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