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岚
内容提要：21世纪人类文化结构失衡的危机在全球范围迅速蔓延，文化结构失衡是人性结构失衡的表征，而其症结在于理性结构失衡。根本解决途径在于调整理性结构，而调整理性结构的关键在于重建情感世界，培植健全的理性和健全的人性，使人类文明在动态平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文化结构、理性、理性结构、健全理性、情感
21世纪人类文明开始全面转向以信息文明、生态文明为基础的新形态，这是人类文明真正进入自觉建设的时代的起点。这是一个高科技的时代，是一个转折的时代，人类文明发展所依赖的重心由自然向人自身、由物质资源向精神资源转移，同时，现代文明的种种矛盾此期发展至极，现代性的弊端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放大，全球性问题伴随全球化浪潮而扩散，在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环境危机、人口问题、核威胁等阴影下，人与自然、社会、人自身及机械性文化的矛盾全面激化，现代以来愈演愈烈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冲突和失衡现象在全球范围迅速蔓延。在西方现代文明模式中，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条件下，技术理性的统治深入到经济、政治、精神文化各个领域，高效率地贯彻其逻辑彻底性，情感世界萎缩、意志淡漠的现象十分严重，从根本上戕害了人类精神发展的活力，威胁了高科技时代人类主体地位的继续保持，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两相背离和片面发展，使人类精神发展的内部的制衡功能难以发挥。文化结构失衡是人性结构失衡的表征，而其症结在于理性结构失衡。而根本解决途径在于调整理性结构，而调整理性结构的关键在于重建情感世界，培植健全的理性和健全的人性，使人类文明在动态平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文化结构、人性结构与理性结构的关系
文化结构与人性结构相互对应相互塑造，构成内外表里的关系，人性是文化的内在依据，文化从广义来讲就是人化，是人性的外化形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不断在自然、社会和精神活动中打上越来越清晰的人的逻辑的烙印的过程。人性的结构由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三个层面构成，在原始文明时期，生物性因素起主导作用，原始社会按照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排斥血亲交配的原则而建构起来，人类的血缘氏族部落与天然的动物群落区别开来，原始宗教以各种仪式、图腾和禁忌等形式巩固了这种最初的人性逻辑，人类以自然界中弱者的身份而在生存竞争中幸存下来，既得益于以群居方式弥补个体的不足，更得益于精神因素的发挥，工具的使用和制造是原始形态的“科技理性”的结晶。可以说，人以社会性和精神性弥补了生物性的不足，这是人性超越动物性的起点。农业文明时代，人性逻辑仍未脱离自然逻辑的辖制，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人伦道德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等级制原则的内在依据，以适应物质生产力缓慢发展期物质产品匮乏所造成的分配困难，封建意识形态的总体倾向是抑制人性的物欲需求以缓和阶级矛盾，精神需求作为补偿形式而得以发展，在相对低下的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上形成了人文文化的繁荣。而应看到，古典人文精神虽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而热衷于提升人性的精神层面，但依然是依顺自然逻辑的，作为古典文化核心的宗教意识的核心是自然力量的神化或人格化。古典文明在未脱离自然系统束缚的前提下达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自然系统与文化系统的相对平衡的状态，人性结构的三层面（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与文化结构的三层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基本上是对应平衡的。工商文明打破了这种平衡，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使人类征服了自然，人的逻辑替代了自然逻辑的统治地位成为文化的内在根据，而人的逻辑的现代典型形式是理性精神、科学精神。这是一个人的发现、人的独立、人的发展的时代，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形态的基本风貌，精神的力量在认知领域得以长足发展并通过技术——工具系统而渗透到物质生产活动中，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人在掌握和利用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摆脱了自然逻辑的统治，马克思主义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典型的思想形式，他在社会性的基础上界定人的本质，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力，以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来建构其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体现出立足科学理性的人文精神，这正是现代精神的精髓。现代文化打破了古典文化的狭隘的平衡结构，生产力飞速发展，人性结构和文化结构在层面分离中撑展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人性的需求成为生产发展的动力而得到肯定，社会进步的标准集中体现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物质文明的高效率的发展却挤压了精神空间，在精神发展中，认知能力的发展排斥感受能力和行动能力，科技理性膨胀而人文理性萎缩，现代文明在发展中失衡，又在全面失衡中快速发展，最终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危及了人类自身的生存。现代文化的整体结构失衡与人性结构的失衡是相对应的，现代文化的矛盾也体现在人性之中，如人性的生物性欲求的浅层放纵与深层压抑的矛盾，社会性需求的个体独立倾向与精密的社会机器控制的倾向的矛盾，精神性需求的基础层次过度满足而高层需求搁浅的矛盾，等等，体现出以科技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文明非理性发展的态势。这又说明，最深层次的失衡表现在理性本身的结构失衡。这一点在信息文明时代更明显地体现出来，因为在信息时代精神生产起决定作用，精神性因素在人性结构中占主导位置，并且非理性因素因成为人与机器区别的关键点而成为新时代界定人的本质的关键，成为面临丧失主体地位危机的人类在技术理性肆虐的时代的希望所在，这样人类精神自身的健康、协调的发展便成为关注焦点。
从人类精神和文化发展轨迹来看，人类精神世界发展的起点是感觉，情感是感觉的序化，理性是情感的序化，人类混沌的心灵世界是在理性的导引下走向明晰的意识的，意识的整合和外化形式（包括理论的、艺术的、规范的表现形式）形成了我们可以理解的人类精神世界。人类精神世界的秩序化是以人类生存活动为基准的，理性的起点是利于人的生存和繁衍（可见理性一开始就是人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甚至是个人中心的），将本能活动中最有利最高效的东西固定化、强化，并以生物的、社会的、文化的形式传承下去，这一过程在原始文明阶段经历了漫长的自然选择过程，在古代文明、现代文明中经历了反复的文化选择过程，才由出自本能的自然理性固化为文化理性——作为人类精神本质的体现的广义的人文精神。
自康德以来，人类精神划分为知情意三向度，各向度的发展均有其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走势，这一共同趋势实际上就是理性化趋势，理性化是人类精神的进步轨迹。马尔库塞在《哲学与批判理论》一文中指出：“理性，是哲学思维的根本范畴，是哲学与人类命运联系的唯一方式------理性代表着人和生存的最高潜能，理性和这些潜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75页） 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一书中还认为理性是一个历史地变化着的概念，在哲学史上的有五种含义：1、理性是主体客体相互联系的中介；2、理性是人们借以控制自然和社会从而获得多样性满足的能力；3、理性是一种通过抽象而得到普遍规律的能力；4、理性是自由的思维主体借以超越现实的能力；5、理性是人们依照自然科学模式形成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倾向，这是当代理性主义的趋势。应该说，马尔库塞的看法较全面地概括了当代人对理性的基本观念和理性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理性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多种形式，这些形式间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联系，构成精神世界发展的各种典型形态。[NextPage]
人类精神在指向外界时，形成外向认识论及客观理性，指向内心世界时形成内向认识论或内向体验论，以及主观理性；理性的初级形式是实用理性、实践理性，主要体现为现实生活中的理智态度和实践中的自明智慧，理性的高级形式是理论理性，主要是在认知领域发展起来，由宗教理性向科学理性过渡，其抽象形式集中体现在逻辑学的发展中，（如思辩逻辑、形式逻辑、辨证逻辑、模糊逻辑的发展），其具体形态有理式、理性、理念、启蒙理性、科技理性等。由于理性在优势发展的认知领域格外突出，因而认知理性成为理性的典型形式，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是现代理性的典型形式。而精神的其他的向度被称为非理性，在对立性思维模式中，人们又不自觉地把非理性理解为反理性、无理性的东西，在情感和意志的领域排斥理性，使情感疲弱，意志涣散，精神发展自此失衡。事实上，情感领域亦有其自然理性，有内在合理性的规范，即所谓情感理性和价值理性，有理性制约的情感才是健康的、有力度的、有建设性的情感。意志领域也不是单凭原始冲动，那些使整个阶级、整个民族行动起来的动机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受理性导引，意志领域的理性主要表现为实践理性，在传统文化中的典型体现形式是作为行为规范的原则的道德理性，在现代文化中的典型形式是制衡权力意志限制自由意志的实践理性。
理论理性在认知领域占主导位置，而在认知中也有情感和意志因素渗透，科学认知的高级阶段主观建构的痕迹尤为明显；价值理性在情感领域占主导位置，而情感中也渗透着认知和意志的因素，在情感的升华形式中尤为明显；实践理性在意志领域占主导位置，而意志中也包含认知和情感的因素，才超越了偶然的盲目的破坏性的冲动，使人的自觉自为的行动行为与动物的生存本能相区别，与机械性的惯性的活动相区别。理论理性以客观性为核心，贯彻其逻辑的彻底性；价值理性以主体尺度为核心，贯彻生命的中和原则；实践理性紧贴利益和目的，体现自觉能动性，注重可操作性。在现代，理论理性分化为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工具理性），而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可合称为人文理性。理性还可划分为个体理性、群体理性、社会理性（如黑格尔的国家理性）等，或划分为自然理性、文化理性、历史理性等，现代思想家在探索理性结构失衡原因时更做了多方探索，后面还会提及。
总之，理性是人类精神发展的内在的组织原则，在精神各向度的发展中都体现出来，也在人类文化的各个层面、领域和发展阶段中都体现出来，理性结构集中反映出自觉意识到自身的人性结构的特征，或者说，理性结构是人性结构的最抽象的理论模型，理性是进入反思层次的人性，是人的逻辑的体现形式，而人性结构是文化结构的内在依据，因而，三者是相互限定相互对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从理性结构的变迁可以把握纷纭复杂的文化现象发展的规律，也可以透视变幻中的人性的发展走势。
二、文化的进展与理性结构的失衡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原始文明阶段知情意尚未充分发展，人类精神在情感母体中保持原始平衡态，宗教的系统化体现出理性与意志发展的强劲势头。生发于社会化情感的宗教理性是人文理性的前身，也包含着科技理性的萌芽，无论我们今人感到多么不可思议，宗教的确是科学之母。前现代文明（主要指农业文明时期）处于情感和意志（即非理性）主导时期，理性起辅佐的作用（如以理性论证信仰），理性与意志结合而形成理智态度，理性与情感结合形成序化的情感，情感与意志结合形成专制统治的心理基础，总体上构成前现代精神的等级化基本平衡结构。道德理性是人文理性分化为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后的初级综合形式。前现代精神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平衡表现是艺术道德化（如文教论）、道德艺术化（如修养论）。现代文明是理性与意志主导时期，情感处于被贬抑被统治被扭曲的状态，其消极反抗有破坏性而乏建设性；这是人借助物的力量、工具的武装而脱离自然控制并最终征服和主宰自然的时期，人与自然的对立、理性与情感的对立使人类文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不断陷入矛盾和危机，理性偏狭化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意志集中体现为权力意志，情感则沦落为欲望，总体上构成现代精神在分化中发展，在矛盾中碎裂的图景，理性结构和文化结构严重失衡。现代文化发展早期科学理性昌盛、价值理性归顺，中期价值理性中立、实践理性活跃，晚期技术理性暴虐、人文理性衰微。技术理性的独大是科技野性发展、道德中立、艺术衰落的结果，而道德相对化、价值科学化、美学科学化、艺术技术化、艺术商品化等是科技理性和科学文化逐步向人文理性和人文文化领域殖民过程的产物，最终现代文化全面异化，而人持冷漠和不介入态度（参见罗洛梅《爱与意志》），这是陷入被动的人文理性对技术理性统治的消极抵抗，也是在单面文化中自我保护的策略，同时也酝酿着理性化的情感的一次强有力的反击。后现代文明（20世纪后半叶）是“冷激情”和“软理性”主导的时期，情感瓦解了科技理性与权力意志的联盟，突破了技术理性统治的僵局，促进了情感理性化、理性情感化，主观世界客观化，客观世界主观化，在这个以消解权力结构为开端的无中心、多元化的时代，意志退隐，尤其反对强加于人的意志。后现代主义情绪化的反叛是以超越技术理性的狭隘性为起点的，以否定性的方式促进理性走向健全，也促进了艺术的复兴、人文文化复兴。在这种背景中，科学伦理、科学美学兴起，集中体现出科技人文化趋势，体现出科技理性的内在平衡的自发倾向。
从人类精神文化发展轨迹可以看出，理性结构的失衡始于认知理性的优势发展。
认知理性因其依傍的是相对确定的客观世界，在外向认识论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中获得优势发展，而其他的精神向度则因依傍的是不确定的人，且多在超验的层面展开，而相对软弱。其中哲学借助概念，艺术借助形象、宗教借助神话式思维表达并使自己相对确定，但其传递性还是差了许多，尤其是高层次的感悟直觉，几乎无法普及传承，造成循环重复的建设，与明晰确定又富累积性的科学的成就无法相提并论。现代泛科学色彩的文化体系中，借重科学范式而构建或重建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新形态，促进了人对社会和自身的深入了解和理解，但也在简化了的认识图式中遮蔽了不少东西，尤其是人的主观世界中无法逻辑化、程序化、实体化的东西。这就使现代知识世界突出关于物质世界的科技知识，而对关于人的心灵世界的知识相对匮乏，人对人自身的认识远远落后于对自然的认识，人文社会科学滞后的状况是目前人类文明危机的重要原因，问题往往出在软件而不是硬件，出在人文因素不能有效制衡科技发展，出在社会系统不能合理使用科技成果，软弱的、陈旧的人文文化不能驯化野性发展的科技，形成人类文明史前期的“高度发达的野蛮文化”的历史景观，尤其是在技术理性的全面统治期。[NextPage]
绝大多数现代思想家和后现代主义者，虽然承认认知理性作为人超越自然的最有力的精神武器，是人类文明的所倚重的基础，其优势发展有其必然性，却不愿肯定技术理性作为人类精神物化过程中的最具建设性的理性向度也有其优势发展的必然性。技术理性将认知理性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结合起来，促进了现代文明的飞跃性进展。在现代明显失衡的文化也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迅速的文化形态（严重失衡的事物只有在快速运动中才能保持相对平衡，不至于倾覆），比起其他历史文化形态仍无可辩驳的优越性，即使是对于受抑制的非理性领域来说，也是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并存的。一方面看，意志与情感依托理性的支撑而摆脱了混乱软弱的状况，理性促进了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情感的理性化减少了情感的扶弱抑强的消极平衡趋向，意志的理性化减少了原始冲动的破坏力；另一方面，技术理性渗透情感，使情感失去本真状态，情感技术化使情感操纵越来越普遍，人性的最后避难所濒危，技术理性在意志领域的贯彻，使自由意志或者在技术决定论的阴影中感到无所作为，或者因撇开目的性的考虑而为所欲为，这是意志的自暴自弃。技术理性的优势发展和广泛渗透使经济理性、政治理性、文化理性的功能实实在在地发挥出来，为高效率发展的现代文化注入了强心剂，同时，也使个体理性、社会理性、文化理性、历史理性的差异性在工具层面统统弥平，使文化平面化、同质化，在无限的复制中减少了创造与创新，从根本上减弱了人性的和文化的活力。
技术理性统治是理性结构失衡的极端化形态，使社会、文化、人单向度片面发展，因缺乏否定性向度而全面异化并陷入僵局，人类文明要继续发展，必须从根本上调整理性结构，健全人性结构，在发展中促进文化结构的协调平衡，而这种努力在现代一直在进行，只是不得其法，往往以一个极端反对另一极端，在种种乌托邦的完美设计和不成功的实践中将矛盾激化。
我们知道，人类精神的知情意三向度与理论理性、价值理性、实践理性相对应，生发出认识论、美学、伦理学三大领域（参见康德的有关论述），在现代是在不断分化中发展的，撑展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张力系统，带来了空前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时这些分化了的领域不平衡发展及领域分离直至领域断裂的趋势是现代文化矛盾的重要根源。哈贝马斯认为立足工具理性的现代主义与立足情感颇有浪漫主义之风的后现代主义的弊端，都与精神结构及文化结构的不平衡相关，各执一端，殊途同归。而谋求精神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平衡，是现代以来许多思想家的研究中心，在架设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沟通的桥梁时，有的以实践改造现实，使之趋于理想，促进客观世界主观化（人化）；有的以艺术表达理想，以想象补偿现实，促使主观世界客观化（外化）；有的以认识真理为最高幸福，使客观与主观在认知中完美统一；而无论是相对于人的生命有限性而显得无法真正趋近的宗教乌托邦，或者是通过改造人而试图改造社会的道德乌托邦，或者是因人的局限性而往往会走向反面的实践中的乌托邦（如政治乌托邦），还是当下实现又当下消失的审美的乌托邦，或者是尼采所言的那个终究会发现边界而令人悲观的认知乌托邦，虽然在历史累积中都促进了两大领域的实在的或虚幻的沟通，而对具体的个体而言，结果都难免令人失望。而当代工具系统的飞跃性进展，高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使客观世界的精神含量、技术支撑、文化附加值大幅度增长，客观世界主观化并主动化，强烈诱引主体服从；而主观世界客观化的技术障碍和传播障碍渐渐消解，（如在网络上普通人可自由表达自由发表自由交流），虚拟世界实在化，理想世界现实化，虚拟生存甚至比现实生存更真实，主观世界客观化并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切近的环境，看来似乎是两极沟通、矛盾消解，但结果却是人被人的精神产物的物化形式——机器所控制，主体被动化，人在人所创造的文化中碎裂和隐退。可见这种技术乌托邦也没有给人类带来真正的福祉。看来精神的诸分化领域各趋其极，虽都可能从各自一极促进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一定程度的融通，但均无法达到精神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动态平衡以利于人类的幸福生存和全面发展的目标。
三、培植健全理性，迎接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纪元
旋转前进也许是宇宙中最普遍的运动形式，其原则是保持动态平衡，我们知道，失衡是发展的前提，绝对的平衡只能导致死寂，而动态平衡是适于生命体生存的最佳存在状态，对于人类文化来说也是同理。文化是现代人类生存的第一环境，文化结构的平衡对人性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而理性结构的调整是文化结构平衡的重要路径。理性结构的平衡的有效路径应是内在的自然的平衡，不是削足适履式、不是取长补短式、不应是以强凌弱式，也不可能是以弱制强式，已然失衡的现代精神文化的重获平衡是从科技理性已长足发展的现实出发的。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应在发展中解决，而不能靠停滞和倒退来化解，对技术理性的制衡不是靠削弱理性，而是靠调整理性结构，对技术理性进行人文驯化，更重要的是推进科技人文化趋势由自发走向自觉，使偏狭的理性走向健全。
当代不少哲学家都曾针对理性偏狭化的现实而探讨健全理性之路，如马克斯-韦伯曾把现代理性划分形式的合理性（可计算性、效率和非人性）与实质的合理性（包含了人的伦理、政治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即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人文理性）的区别。他还指出，理性在文化系统中实现自身，而这一文化系统在工业资本主义中全面发展，形成总体上的官僚政治统治体制。霍克海默区分了主观理性（工具理性）、客观理性（批判理性），主观理性强调手段及其与目的的协调，客观理性强调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它以人的解放自由作为最高目标，因此，它又是一种批判的理性或解放的理性。哈贝马斯也认为科技进步使人对人的统治“合理化”、技术机制化，而工具理性的独大所造成的极权统治的现象，正是认知理性和社会领域之间的病态的和非理性的关系，它只能通过对社会领域和认知旨趣的合理整合，才能得以治愈。他强调主体间的交流，以交流理性抵制系统对生活世界的非理性的殖民。这些思想家都看到了理性内部的分裂和对立，看到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在发达工业社会已占据统治地位，曾作为革命前导的理性已成为维护官僚统治的有力武器，构成对人性、人的幸福和自由的最大威胁，他们试图将其在不同的基础上将裂变的理性、文化系统、精神世界整合起来，提出构成健全理性的新质，如价值理性、批判理性、交流理性等，尤其是马尔库塞将辨证理性观的批判的否定的精神与非理性主义的自由观相结合，提出将理性与自由概念合一的自由理性概念（马尔库塞：“理性的概念遂包含着自由的概念”），关注人的潜能的发挥、关注人的幸福生存及权利和自由，是人文理性的新形态，或者说是在科技理性长足发展的基础上走向健全理性的必要环节。这样，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融和，理性与感性、个体性、否定性因素的结合，使理性不再是统治人类的精神力量（既不是显在的理性法庭和理性王国，也不是潜在的技术理性的统治和奴役），而成为为人类谋求幸福和自由的工具，人的主体性在必然王国的核心原则——理性的支撑下再度突出，自由理性成为人类文明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由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的精神中介，正如高科技成为这一过渡阶段的物质中介一样。
理性的健全首先是通过对恶性膨胀的技术理性的有力制衡而实现的，这包括外部制衡和内部制衡两种方式。外部制衡是通过发展人文文化、弘扬人文精神、大力发展高思维或高情感的一极，如宗教、道德、艺术、政治等，从外部驯化野性发展的科技，控制其消极影响，消解技术理性统治已然形成的权力机制，使之纳入人文理性的轨道；内部制衡主要是促进科技本身发展的人文化趋势，强化已优势发展起来的科技理性自身在成熟化的过程中自动向价值理性、实践理性靠拢的趋势，加强科技发展规划、科技战略、科技政策导向等工作，加强科学工作者人文素质的培养，增强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文化使命感，有意识地促进科技伦理、科技美学等的发展，从科技内部发展出自觉制衡科技理性的力量，达到科技自主自律的目标，为高科技时代提供安全保障。目前看来，只有内外制约相结合，才可能真正达到以人文理性制衡科技理性，形成健全理性，促使人类文明走向自觉时代。[NextPage]
事实上，文化的平衡结构、人性的平衡结构包括理性的平衡结构都是一种“理想类型”，是在目的性意义上的抽象，是为说明人性、理性发展的“应然状态”而作的理论预设，而在实际中，任何一种发展（而不是循环）模式都是有重点的，是失衡的结构在运动中的平衡，生命就是自然界的一种失衡现象，也是最具活力和创意的现象，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失衡与平衡间的左冲右突，而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的历史形态和民族文化形态往往也体现为人性的在某一向度上的长足的发展，形成重心不一的人性结构和文化结构，具体体现为不同的国民性和民族文化体系。经全球化的洗礼后人性的各向度发展在互相补充中共同提高，各民族文化体系在广泛交流中融会贯通，交往理性将以往的各种封闭性的理性结构在高科技基础上打通，在相互理解中形成以类意识、类情感、类价值为基础的类文化，科技发展积聚了全人类共享的知识资源，终极关怀成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旨归，全球伦理成为世界社会普遍认同的基本原则，数字化生存将人类基础生存方式一体化，而精神文化的个性、民族性、时代性特征作为人文生态多样性资源得以保护。在广泛交流中形成的文化、人性、理性结构才真正是属人的、健全的，只有这样健全的人性结构、理性结构才能保证人能继续在高科技时代客体越来越主动化的世界中继续保持主体地位。
也许正如马斯洛所言：“看来似乎是一种二重性的东西仅仅是因为它还没有充分发展到统一才是那样的。”（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林方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页）健全理性是主观建构和客观生长的统一体，是理性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现代文化的二歧化只是其发展的否定阶段而已。健全的人性和理性既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必然趋势，也是在21世纪全面展开的高科技时代的必需，现实的生长与理论的建构共同开辟出人类精神世界的新天地。而理性结构的调整和健全人性的培植首先是针对现代文明严重失衡的现状——技术理性膨胀，人文理性衰微，传统价值体系崩解，精神家园坍塌，科技的野性发展危及人类基本生存，这样，要想摆脱自发发展的盲目性、片面性、危险性，而发挥主体能动性，实现动态平衡，使人类文明能够持续发展并进入自觉建设时期，首要的工作是促进人文文化复兴，扶植科技人文化新质，强化人文理性，达到对技术理性的制衡，使理性结构渐趋平衡，使人性结构渐趋丰满，使文化结构渐趋协调合理，而这一切都是在发展中进行的，是现实与理想、手段与目标、必然与自由在高科技所提供的条件下的融合，在应对和解决愈演愈烈的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开辟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人类文明在现代以来进入加速度发展期，而西方现代文化模式的全球性扩散使文化失衡的弊端也发展到极端，高科技时代是人类文明最辉煌也最脆弱的时期，科技手段和工具系统的高度发展使价值观的分歧成为一线战争，进步或是毁灭，与人类的文化理念的建构和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息息相关。为应对这一危机，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思想家提出种种方案，有些在现实中也确实起到缓解矛盾、消解隐患的作用，而现实本身也出现了其自发的平衡趋势，体现出人类文化系统自组织、超循环、自控制的高级运动形式的典型特征。自觉自为自由的主体的活动的合力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走向，人类文明由自发发展走向自觉建设，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理论的导向功能不容抹杀，理论试错功能的发挥使人类实践的效率和效益都大大增长，理论的超前发展才能使实践步入理性阶段，而价值理性、实践理性和科技理性在各自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相互补充和相互制衡，是健全理性的建构前提。情感世界是人类精神的源头，是人文理性的始基，是健全人性之乡，在技术理性肆虐时期悄然萎缩的情感世界中孕育着人类文明的新希望。
因而重建情感世界可能成为目前文化失衡的危机中的重大转机。
（编辑：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