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家桥
我曾在媒体上看到过一位学者的文章，文中说当代文学不行，但当代知识分子行。所谓文学弱，学者强。这事当时也就一看而过。及至今天博客风行，媒介形式有些变化，当代知识分子更直接的把他们的文章或观点呈现给大众，有时真让人瞠目结舌。其实一般来讲，现在也不必把文人和知识分子或者学者教授分得那么清，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些正在媒体上活跃的喜欢对公共事件发言的文化人，他们基本上也算是知识分子，但他们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南方人物周刊》前不久刊出几个北大学者对光华学院张维迎的看法，这张先生从前在国外留学，大概十多年前才回国，他的电视讲话看过一两次，没劲到顶，所谓经济理念更是哗众取宠，近期其抛出保护强势群体的言论让人愤怒。我十几年前接触人大著名经济学家魏先生，那时，经济学家显然还是真正研究经济的，现在的张维迎忙着所谓的大学改革了，北大改成什么样了？
在《百家讲坛》捣鼓出的易中天，我06年写文章揭其所谓历史观。易中天一个超轻量级的小教授，颤微微的讲红了电视故事，因而牛逼起来，品三国，品中国人，我看全是混帐逻辑。互联网上、电视机前有粉丝不错，但那都是没有门槛跟风被电视扇起来的“无意见群体”，老易自感中了奖似的，十分人来疯。他所讲的品三国，不过是个勾引国人中未有见识的对历史与贵族有窥视欲的一群，要当真以为自己成了解读 “经典”的专家了，那就可笑了。
余秋雨先生稍好些，他是我们安徽人的女婿，带马兰在上海，余先生基本上文质彬彬，但你瞧他怎么说，他讲我之所以上中央电视台，就是因为这个平台大（最大？他的意思），我要在那跟年轻人讲讲文化。我真替老余害臊，青歌会到底是个什么模式，让你坐那讲的主意谁出的？你都讲了些啥？有头脑的人谁不知道，中国电视台是公益与商业未分家，你才有机会和后台人一道瓜分着庞大的文化资源，在商业场上秀演着！尽欺骗孩子们吧你。
就在两小时前，我看哲学狂人黎鸣先生在网上痛骂孔子，并在文中烘抬公众要觉醒，说孔子给中国制造愚昧两千余年。我看他文章，浑身冒火，整一个不懂哲学，不懂文化，孔子乃中国传统文化的丰碑，其缔造的儒学思想早已渗透到民族的细节和深处，何谈孔子制造愚昧，如他制造愚昧，两年多年的中国人都瞎了眼，就你老黎创造了新发现，可能吗？没有任何哲学素养，更没有任何西学知识，还好，黎鸣本也就老而愤起罢了。
《读书》杂志的汪晖先生，其实有《读书》杂志这个平台，并没有什么不好，但你看《读书》跟中国现实到底有什么关系？在去年某期杂志上，有关于贾章柯电影《三峡好人》的座谈，汪晖、李陀还有一班人，除了套用一些所谓的西方词汇，除了表达一点第三世界的大词之外，什么也看不明，道不出，倒是崔卫平一语道破，说贾没有让片中的女人说上话。很精辟。汪晖和《读书》是一种严重不靠谱的知识分子的“自淫”，看不到中国和中国现实，《读书》杂志我再懒得看了。也罢。
李银河女士，作为性学研究专家，其追随者不少，我以前另有文章与之讨论其观点之偏激处，我更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媒介上公开倡导所谓换妻，所谓第三者，所谓西方“性权利三原则”，这非常的误导大众，学理层面、知识领域的专业阐释，硬是要下降到一个日常层面来言说，虽是取悦了诸如“同性恋”群体等人群，但更多的人和那些孩子们呢？这会形成另一种误导。仅成为一种性话语暴力。
吴思先生，他的《潜规则》一书，熟悉的朋友跟我提起过，当时书的面世有些曲折，后来大为走红，包括像《血酬定律》这样的书，确实对那些快意恩仇的人来说，很为解气。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采用那种完全孤立的反阶级压迫式的语调来整合历史资源，寻找公众复仇式的历史态度，将给人们带来更危险的伤害。前期他在评李零称孔子为丧家狗时，大声疾呼孔子只为统治阶级集团服务，这真是连常识都被踩踏的知识分子的伪立场。这种动辄以代穷人代奴隶说话的知识分子，往往对社会负有更极端的危言耸听的破坏性效果。
薛涌这位留美博士，近几年在南方某媒体上广泛开展对中国文化的批评。记得去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有其一本《文化的边界》出版，其一直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评，貌似追求民主，极为西化，但尺度上采用的只是一种深陷美国单级思维，以所谓西方民主来比照中国现实，从之前的吃力反对读经来看，几欲至中国传统、儒家文明于死地，令人反感。
陈丹青先生，从回清华教学再至离开清华，这几年间，每每对现实发言，从教育、艺术到“文艺复兴”，可谓反应积极，然而陈丹青对大学教育的批评，在批评中所突显的对于中国现实的漠视，对于割裂中国现实来评价中国的教育文化和艺术，十分的偏颇，其《退步集续篇》中有关所谓 “文艺复兴”的阐述更是十分的含混，这个画界的“文艺青年”，极力鼓吹中国每个世纪都有一个堪于西方叫板的大家，其以片面的美术观念来覆盖社会批评的做法非常不靠谱。
前几日，朱大可这个还不算年老的批评家，在接受《财经时报》封面报道记者吴怀尧的专访时，口出狂言，说中国文坛是个大垃圾场，我已发文讨伐之。这朱先生也够愤青的，也不是年轻人了，动辄以“垃圾”“为下世纪写作”来狂言，中国文化岂是这种人所能明了的，辩清的，既不尊重现实也不尊重公众，辜负着“学养”。
集体无意识，多数人暴力，话语的泡沫，这几种因素加剧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始终极其凶狠地紧抓着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公共资源，兜售着缺乏真知酌见的大路货思想或者向着暴力的大多数干着献媚的活。他们也许有头脑，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有理性，却没感性，没有质感，对时代和人民丧失着真切的感受，浮夸、实利、媚俗，顶着公共知识分子的帽子，却十分的令人失望，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让我非常瞧不起，没有真正说真话，也没有真正有能力说真话的。
对于社会事件、公共事件、公共生活，这些当代公共知识分子，一方面把持着话语权，另一方面却不能真正为公众发言，无法谋求这个社会上真正的正义和公平。他们多半深度的参于在社会体制所给予他们的机会和好处中，他们在精神上却游历在浅表的层面。在新媒体时代，他们更加猖獗地利用所谓草根、平民、泡沫等新势力推广他们激烈的不负责任的言论，贪得一时的畅快，却放弃了一个知识分子所真正应该坚守的道德、良知和公正。往过去讲不能对接传统，往前是无法创新。这些知识分子急不可耐的抓住每一个发言的机会，但瓜分的却是社会公共资源，所能抓取的结果是他们自身疯狂、低级的在体制中的增长。他们徒有其表的跟公众一起经历社会事件，却暗中腐败着他们的知识、记忆和判断力。他们会更加的伪善，在互联网，电子，全球化时代，他们越发的追随媒体和草根暴力，言不由衷，和公众一起起哄，缺少寂静，缺乏思考，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是少有值得信赖的了。
(编辑: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