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定国
一、到底应怎么界定“国学大师”
近年来看到几所名牌大学关于“国学”讲座的授课人名录，竟是一连串的“著名国学大师”，不仅瞠目结舌。“著名”不著名姑且不论，单是“国学大师”之称谓，就实在令人困惑！明明顶多称得上“中国史学”、“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家的学者，怎么竞一下子都变成“国学大师”了呢！？
“大师”者，系指人们对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造诣者的尊称。鉴于“很深的造诣”迄今并没有确定的、公认的标准，所以人们尊称某些在教学科研中成绩显著、著述较丰的专家、学者为“大师”，似也无可厚非。但是，“国学大师”的称谓，愚以为却是不宜随便称谓的。
“国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简称，其蕴含极其丰富，单是在先秦，就有“百家”之说。在对于先秦“百家”的理解上，虽然历来众说纷纭，我们也不便一一列出“百家”之名单，但至少包括阴阳、道、儒、法、墨、名、杂、小说，诗赋、纵横、兵、农、医、算、天文、地理、水利、堪舆、数术、纺织、建筑、制陶、冶炼和交通等家学说。
而在秦汉以后，经过国学所固有的“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基本规律的作用，又涌现出许多新的学派和学说，那么，作为“国学大师”，理应是对国学所蕴含的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比较精通，并富有“很深的造诣”者；即使打个折扣，也理应是对其中多半以上的学说富有“很深的造诣”者。可我们今天所称谓的“国学大师”，有几人符合这个标准呢？当然，由于中国学术文化的特殊性，没有西方那样的分科，所以不论研究历史还是研究哲学的，尤其是研究学术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学者，对上述多数内容可能有所涉及，但毕竟各有侧重，所以即使在各自的领域再有造诣，其著述也大多相对比较单一，尤其缺乏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和对社会发展起重大推动作用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所以称这些人为“国学大师”，似也欠妥。况且，名单中的多数人，都在70岁上下，历经了众所周知的长达二、三十年的文化专制和禁锢，不少人还在“右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的重压下，饱受磨难和坎坷，其研究和著述长期受到压制，遭受巨大损失，出现长期空白。在一个对原有的“国学大师”实行残酷专政和摧残，根本就不准出“大师”的时代，怎么竞造就出那么多的“国学大师”呢？！要是有谁像古代学者如王夫之那样，在避难蛰居期间，偷偷地潜心著述，留下一系列国学著作，那也无妨堪称“国学大师”，可是，请对照“国学大师”名单一个个地掂量掂量，他们当中有这样的学者吗？！
张岱年先生在2003初，面对《北京青年报》记者的采访，坦诚地说：“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实际上我只是研究国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学思想，而文学、史学我研究得并不多，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
从张岱年先生的坦诚而简要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窥知他对“国学大师”的见解：即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张岱年先生虽然在这里没有具体谈及其具体内涵，但如天文、历算、农学、医学和养生学等等，至少包括在其中，可这些几乎都被排斥在“国学家”们的视野之外。张岱年先生实际上提示了“国学大师”的最起码的标准，可是，看看某些著名学府所开列的那一串串的“国学大师”名单，有几人合乎这个最起码的“国学大师”标准呢？
当然，要是从“杀富济学”或“杀富济文”，即通过某种冠冕堂皇的方式把学者们的身价尽量抬高，以吸引那些腰缠万贯的富豪、大亨参加相关的讲座，让他们乖乖地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用于周济学术或文化建设的话，我倒是赞成的。但是，作为学者自己，应该像张岱年先生那样有自知之明才好。这里显然牵涉到“大师之学”与“大师之德”问题。[NextPage]
二、 “大师之学”与“大师之德”
所谓“大师”者，既然系指人们对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者的尊称。那么，凡称得上“大师”者，其学问理应在同行、同专业中当属于出类拔萃者；而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其学问自然理应在国学研究的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而我们的“国学”则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等在内的，蕴含极为丰富的学术文化，所以，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的著作，也理应体现这样丰富的内容，即按照西方学科的划分而言，是多面手，是百科全书型的学者，既有卓有建树的学术著作，也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等等。
另外，我以为，“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还不能光看学问，光看作品，还要看人品、文品，看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假如学富五车，学问做得很大，文章也写得呱呱叫，但人品很差，尤其是文品与人品脱节，言行不一，口是心非，讲堂上、著作中说的、写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而不可辱”，可一到外敌入侵，就卖国投敌，充当汉奸，“富贵淫其心，贫贱移其志，威武屈其节”，或面对强权一味卑躬屈膝，附炎趋势，“学风随着政治风标转”，充当“什么时候都吃香”的“吹鼓手”；或“满口仁义道德”，而行动上则男盗女娼；或口里老是叨念“淡泊名利”，而实则争名于朝、夺利于市，沽名钓誉、治学不严、投机取巧、破绽百出，却又师心自用，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拒绝一切批评”等等。那么，像这样缺乏“大师之德”的学人，也是断断不配当“大师”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师”之所以堪称“大师”者，不仅仅在于其学问的渊博和建树的卓著，更在于其虚怀若谷的胸襟和虚一而静的心态。有道是“至人无己”。真正的“大师”从来对此称谓默然视之，更不师心自用。前面提到张岱年先生在回答《北京青年报》记者的提问时，就昭示出这样的风范。还有著名的书斋型学者蒋孔阳先生，也是当今融高尚人品与文品为一体的“道德文章”之典范。他为人一向淡泊无争，但在学问上却一直“不懈追求”。他说：“知识分子应以专业为社会服务。学者应当以学术为社会服务，不是用讲话，也不是用赚钱，而是用思想用知识和学问。”当有人问他：“你拼死拼活地干，又能有什么好处？”时，他淡然回答：“做学问，本来是出于爱好，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出于想对社会有一点贡献，而不在于自己有什么好处。如果要讲好处，自然用不着走学问这一条道路了。”张岱年和蒋孔阳先生，至少作为中国哲学和美学方面的“大师”，是当之无愧的！
2007年初，媒体披露了年逾九旬的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在病中》一文所申明的“三辞”，即辞“国学大师”，辞“学界（术）泰斗”，辞“国宝”，并坦言剖白：“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则更昭示了其不同凡响的大师之德！
总之，我认为“国学大师”之称谓，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现在人们所称道“国学大师”，实际上多是史学家、哲学史家等等，至于就“师德”而言，不少人就更成问题。
（编辑：全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