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当代文学的人民性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这反映了文学自1980年代末突然抛离对时代的关注而转向对自身进行审美主义的营构之后的一个重要转向。就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来看，事实上，在2000年前后，当代文学创作已经越来越具有人民性。
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民性主要体现在近年文学中底层叙事、苦难叙事的兴起。自2000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越来越多的作家把笔触对准了底层民众的底层生活，表现底层民众在社会转型期的困窘的生活状态，底层民众重新回到了主流文学视野的关注之内。相对于1990年代文学更多地把目光投向都市小资们的风花雪月，或者歌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这不啻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就是描述了不同身份的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墨白的《事实真相》描述了一个民工被剥夺了话语权然后疯掉的故事。年轻的来喜满怀着希望进城打工，但是在城市挖了几个月的下水道后，他没有得到自己应得的报酬——包工头拒绝支付民工的工资。在他劳动的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一桩凶杀案。但是奇怪的是，当整个城市都在沸沸扬扬地谈论这个案子的时候，民工来喜，这个因为目睹整个事件而曾经被警察询问过的人突然成了一个局外人——没有人听他的关于这个谋杀案事实真相的诉说，连一个修鞋的老头也可以喋喋不休地诉说他想象中的或者道听途说来的谋杀现场的真相，偏偏他这个真正的目睹者被大家忽略了。小说指出来，这种情况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来喜的身份——他是一个民工。小说描述了一个细节:在公交车上，一个年轻人对他的女朋友夸夸其谈轰动这个城市的那桩谋杀案，似乎他是目击证人一样，当来喜的伙伴黄狗纠正那个年轻人的错误的夸夸其谈的时候，小说写道，“青年推了一下自己的眼镜，用嘲笑的口气说，好像你真的看见了，汽车?你知道蚂蚱从哪头放屁?”然后，黄狗的脸就红了。显然，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生活中，民工根本没有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人认真的听他们谈话。这种存在的被忽视一方面带给他们精神的压抑，另一方面，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存——也许就是因为他们是民工，所以他们的劳动果实才可以被包工头克扣而他们没有任何能力对此发出反抗的声音。来喜无法忍受这种压抑，最后疯掉了。另外，像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大年夜》，杨映川的《不能掉头》、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张楚的《长发》、邵丽的《明惠的圣诞》、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等，也都是关注底层民众物质、精神生活状态的优秀作品。事实上，这样一批关注底层的苦难叙事也获得了主流文坛的认可，上述作品中就有多个获得各种文学奖项。
近年当代文学关注底层的苦难叙事增多和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一方面，19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也开始提升，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代替底层民众发言成为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而且，事实上，相当多的作家本身也是出身于社会底层，这种切身的疼痛也促使他们对时代的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回应。另外，随着国企改革步伐的加大，中国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在社会成功人士不断增多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工人下岗。同时，三农问题更加严峻，大量的农民涌进城市打工，而农民工进城之后又面临着物质生存和精神状态的双重困境。面对这样的情况，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进一步增强。面对困境中的弱势群体，作家们也很容易地从原来个人对弱者的悲悯转向了对整个弱势群体的关注。中国白话文学一直就有描写人民苦难的主题。新文学初期的白话文学中占据主流的就是对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的关注。所以，这样的描写也符合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很容易在中国文学场域中获得认可。但是，富有意味的是，在这些对底层苦难生活的描写中，除了对主人公经历的苦难或者辛酸人生的表达之外，这些作家表现出的惊人的一致性是对新富人阶层和权力者阶层的批判。为富不仁成为底层苦难叙事中富人的常见形象。《事实真相》中的包工头三圣、《不能掉头》中的李所长、《我们卑微的灵魂》中的老扁，等等，都是典型的为富不仁者。这种人物形象的塑造显然和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认知有关。事实上，早在2000年前后，文学评论者王晓明先生就以社会学家的激情写出了《半张脸的神话》，对新富人阶层进行了批判，指出在当今大众传媒中，社会中的新富人阶层向公众呈现出他们成功、优雅的一面，但是大众传媒掩盖了他们富裕背后的东西，比如说致富的手段以及富裕之后的许多作为，等等。这显然和社会观念对于社会阶层的认知发生了矛盾。在主流的社会观念中，这些新富人阶层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才使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是，在文学者关于底层苦难的叙事中，这些富裕者往往都是剥削者的代表，是道德卑下者，他们凭借他们手中的财富实施着对底层的压制。在对新富人阶层的不同描述中，当代中国的文学叙事和社会观念之间露出了一道缝隙。
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在传统的阶级视野的叙事中，底层的苦难很容易就转化成革命的热情，所以，面对当时的苦难，新文学初期的作家往往表现出激烈的反抗。这也是新文学初期文学之蔚为大观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现在，阶级斗争显然已经弱化，虽然新的历史时期仍然存在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在当下无法找到合适的、恰当的表达话语。事实上，在当下的主流社会观念中，这样的贫富差距只是到达共同富裕的一个必经之路，这个现象只是历史中的一个短暂的阶段。而且，在当下的社会观念中，贫富是和道德无关的，甚至，贫穷只能说明是你自己能力不足。“和专制、压迫、劳役、苦难的传统社会里的穷人不同，这是一个‘合理化、阶层化、现代化’的社会，一个合理化、世俗化和市场化时代的穷人，……他们目前所受的苦是无意义的，无价值的，……他们仅仅是受苦而已，或者说这是因为自身的无能、愚昧，或懒惰而受苦而已。”(《叙事美学》第六页，耿占春著，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所以，面对生活的苦难，面对暴富者的权力，当代作家在做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之后并不能找出合适的话语来继续表述这些东西而往往以一种形式主义的技巧将其掩盖，比如《不能回头》中的黄羊以为自己杀了人，在外面逃亡了十五年，这十五年中他历经了底层流浪者的所有的痛苦，小说叙事过程中展示了底层的苦难，但是小说最后笔锋一转，却说导致他流亡十五年的，不是他真正杀了人，而仅仅是他十五年前做了一个杀人的梦。为了一个梦逃亡了十五年，最后的结尾的突然转折使得小说由社会批判转向了对人生的喟叹。
虽然当代作家对他们的苦难叙事做了形式主义的处理，但是从他们对苦难和对富人的表述中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他们和主流社会观念的认知的不同。如何看待当今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如何看待社会新崛起的富裕阶层?在当代文学的叙事中，作家们表述了他们和主流社会观念不同的看法。虽然面对这些社会问题作家并不是最有发言权的专业人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家对当下社会状况的认知，对新富人阶层的认知显然体现了底层民间对这些问题的认知。文学观念和社会观念的悖论之处，显然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当下的经济、文化建设中应该着力解决的地方。
(实习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