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郑先生的相遇相识，于我是一个偶然，或是生命中的一个必然？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神奇的缘分。

1997年9月，我考入师资雄厚、人才辈出的京师学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师从知名教授童庆炳先生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于是，我也有机会认识童先生的学术同伴与密友——正在外语学院任教的诗人郑敏，我上大学时特喜欢她的名诗《金黄的稻束》。机缘巧合的是，我的同屋萧莎是郑敏的博士生，于是，我们可以幸运地分享彼此的“导师”：我有时与萧莎一起，兴致勃勃地奔赴清华园的郑敏家中，与几个博士生围绕在当时年近八旬的老教授身边，听她讲“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批评”；萧莎也时不时地到文学院串门，旁听童先生开设的“文心雕龙研究”。结束之余，我们一群人还会就两位老先生各自的学术关注点，从中国古典诗学到后现代的各种文艺思潮，激烈地讨论一番，碰撞出许多灵感的火花。

那时，萧莎正在帮助郑老师校对二本书稿：一本是即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另一本是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在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东方丛刊》做过编辑的我，也主动地参与其中，这不仅让我很快了解到郑敏的“结构-解构”诗学思想，也对我后来的教学与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对郑敏产生浓厚兴趣，主要源于自己对20世纪以来的中西现代主义诗歌与诗学的喜好与钻研。我的硕士论文是有关爱尔兰意识流作家J.乔伊斯的作品《尤利西斯》的时空形式研究，博士论文是关于现代主义诗人T.S.艾略特的诗学思想研究，而郑敏、穆旦、杜运燮、袁可嘉等一批在40年代涌现的“自觉的”现代主义诗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受到了里尔克、庞德、艾略特、奥登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滋养。王佐良、穆旦、杜运燮、袁可嘉等的英语文学老师是来自剑桥大学的高材生燕卜荪（W.Empson，1906-1984），他是著名新批评家瑞恰兹（I.A.Richards,1893-1979，曾于1929-1930年在清华大学外语系任教）的高徒，于1937-1939年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这里聚集了吴宓、朱自清、李广田、冯至、闻一多、卞之琳、沈从文、钱锺书、叶公超等著名学者和“老师辈”作家，也涌现了王佐良、穆旦、杜运燮、袁可嘉、郑敏、汪曾祺等“学生辈”新锐作家。师承冯至，郑敏主要是吸收了里尔克的现代主义诗歌艺术风格，从此踏上了诗歌与哲学的漫长探索之旅。巴金于1949年4月亲自编辑出版郑敏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这本小小的簿册子，标志着年轻的郑敏登上现代主义诗坛。

在阅读郑敏的诗歌与诗论的过程中，我总是惊诧于她回归诗坛后的才思迸发、灵感飞扬。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却勇敢地迎接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在沉默了三十年之后重放异彩，叱咤文坛。这位从20世纪20年代一路走过来的现代女性，要以多么卓越的学识与才情，要以多么顽强的毅力与自信，才能挣脱民国女性所面临的各种禁锢与枷锁，于荆棘丛生之地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曲径幽道。郑敏，在光阴的追赶下勤勉耕耘着，在钟爱的诗苑种下美与爱的种子，默默劳作，最终开出充满诗意哲思的美丽花朵。

一个多世纪以来，郑敏走过了与现代汉诗发展历程几乎同步的足迹：她孤独寂寞地穿越历史的沼泽、经受岁月的磨砺和生命的艰辛，用晶莹剔透的诗句和锐利深邃的批评坦诚地呈现一位中国现代女性知识分子心灵所经受的种种矛盾、惶惑、痛苦、创伤与挣扎；她在爱与美、生与死、历史与现实、结构与解构、存在与不存在、有与无、纠结与平衡中，不断地反思、超越、顿悟、书写与创造……

郑敏于1948年赴美留学，除了完成布朗大学的硕士论文，并没有从事写作，大部分时间是学习、打工，或者继续提升自己在音乐、绘画等艺术方面的素养。自1955年郑敏与丈夫童诗白一起回国工作后，在长达三十余年的岁月中，她几乎是处于蛰伏状态，在文坛消失匿迹，无人知晓她曾是一位诗人，她也有意地掩盖（抹去）自己的诗人身份。像许多从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一样，她积极主动地适应周遭的社会环境，参加各种政治理论学习，真诚地紧跟时代的脚步。但思想单纯的她偶尔“出言不逊”，被认为思想落后，1960年她不得不调离热爱的科研机构，到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英语语言课（而非熟悉的外国文化或文学课），大部分时间在参加各种学习会；后来，正常的教学工作一度中止。

直到1979年，郑敏作为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归来者之一，重浮地表。1981年7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九叶集：四十年代九人诗选》，即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曹辛之）、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九位成名于40年代的诗人的一部合集，收录了郑敏诗20首。这部诗集迅速在诗坛引起了巨大震惊与争论，甚至引发了读者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大讨论，与当时兴起的朦胧诗派构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与呼应。批评家沿用书名或刊名，将这一批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诗人称为“九叶派”或“中国新诗派”。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郑敏开始了“第二度”创作，硕果累累，出版了诗集《寻觅集》（1986）、《心象》（1991）、《早晨，我在雨里采花》（1991）、《郑敏诗选（1979-1999）》（2000）；文集《英美诗歌戏剧研究》（1982）、《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1998）、《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1999）、《思维·文化·诗学》（2004）；译诗《美国当代诗选》（1987）；等等。2012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6卷本《郑敏文集》，汇集郑敏1940-2011年发表的诗歌、诗论、译诗等主要作品。应主编章燕之邀，我作为该书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之一，撰写了较为详尽的《郑敏年表》。

因此，与其说我对郑敏的诗歌与诗学感兴趣，不如说，我对这个具有顽强生命力、惊人的智慧与悟性的祖母辈女性更为好奇：她不太为人所知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为什么她能始终保持一颗童心与诗心？她的百年生命轨迹和诗性书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些疑惑与探究，贯穿我整个学术研究与教学生涯。

在高校工作期间，我为研究生开设了“九叶派诗歌研究”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课程。在2007-2015年间，我尽可能找机会带着选修这门课的研究生登门拜访郑敏，让年轻人面对面地感受老诗人的绝代风华。于我们而言，到清华大学荷清苑小区的每一次拜访，都是一次诗歌的朝圣之旅。年轻学子们见到祖母辈的女诗人，亲身感受她的慈爱灵敏、精神矍铄、思绪飞扬。一旦郑先生打开了回忆的闸门，她甚至可以连续两三个小时滔滔不绝，谈笑风生，居然不喝一口水，也不怎么挪动身体，就那样坐在沙发上。她身上洋溢着超乎寻常的精、气、神，让我们的思维得到启发的同时，也获得了对生命的顿悟——无论何时何地，都应永葆童心，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敢于冒险与探索的“爱丽丝”。

为了深入了解郑先生的学术之路，我于2010年4-5月来到位于普罗维斯登（Providence）的布朗大学访学，在英语系走过她当年求学时所在的教学大楼，在图书馆查阅她用油墨纸打印的厚重论文《论多恩的爱情诗》（The Love Poems of John Donne，指导老师是Prof.Clarence.M.Webster）。为了推荐这位布朗大学的杰出校友，我特意找到校董事会，向时任董事长谭崇义（Chung-I-Tan）先生推荐郑敏的文学成就。恰巧此时，北岛被布朗大学授予“荣誉博士”，我告诉布朗大学的几位中美诗人（如Forrest Gander，雪迪）、文学教授（Kerry Smith、Harold Roth，Dore Levy）、时任黑人女校长Ruth Simmons，郑敏毕业于布朗大学英语系，是联结40年代九叶派与80年代朦胧派的著名现代诗人之一。

也许是为我的热情与执着所感动，谭崇义教授特地介绍我认识了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的华裔教授胡其瑜（Evelyn Hu-DeHart）。2011年11月，胡教授到清华大学访学，我与她一起策划了一场“郑敏诗歌朗诵会”，布朗大学北京校友会的中外校友和诗歌爱好者到场聆听，郑敏愉快地接受了印有母校校徽标识的纪念物（丝巾等），并用英语朗诵了自己的几首代表作，年过九旬的她还用美声高歌了一首英文歌。本次现场录制的视频在布朗大学举办的2011年“中国年作家论坛”（Writers' Symposium for Year of China at Brown）上进行了放映。

郑敏诗歌在欧洲的译介与传播得益于荷兰汉学家、诗人汉乐逸（Llody Haft）。早在1979年，在莱顿大学东亚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汉乐逸到北京拜访了卞之琳、郑敏等诗人。后来，他又多次邀请郑敏出席在鹿特丹举办的“国际诗歌节”，将其代表作翻译为英语和荷兰语。有缘的是，2011年秋，我在北京举办的一个汉学家会议上偶遇汉乐逸先生，探讨中国现代诗歌在欧洲的翻译与研究现状。当他从我这里得知郑敏的近况后，希望再次拜访她。于是，10月17日这天，我在北京大学旁的一个地铁口接上汉乐逸及其夫人苏桂枝，带他们一起来到郑敏家中，老朋友相见甚欢。次日，在郑敏女儿童蔚的精心安排下，我们又共进午餐，讨论中国新诗及中西文化交流等话题，其乐融融。

在一次诗歌交流活动中，诗人西川（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驻校作家）提及郑敏发表于《人民文学》1994年第1期的组诗《诗人与死》代表其创作的最高成就。虽然这首长诗曾被提名为当年最好的诗之一，但由于涉及到诗人之死的主题、微妙的反讽与含混的隐喻，最终落选，并未在诗坛获奖。这似乎也印证了郑敏对唐祈的评价：“一位老诗人，不追求诗坛荣誉，不急于跻身所谓‘主流’，只是默默地思考中国诗歌创作繁荣的道路，这种艺术品德本身就是诗，生活中的诗。”由此而言，郑敏不也是如此吗？她并不热衷于跻身所谓的诗坛“主流”，长期甘居“边缘”，拒绝做“红花”而喜为“绿叶”，知行合一，坚持不懈地思考着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如珠贝般在静默的闭锁孕育与痛苦蜕变中绽放光芒。

我多次向北京文艺网的总裁、画家杨佴旻先生介绍郑敏在中国新诗界的独特地位与取得的丰硕成就，他了解后很感兴趣，认真阅读了郑敏的诗歌，向该“诗歌评委会”推荐，最终授予郑敏“2017年度北京文艺网诗人奖”，在北京举办了郑敏生前最为隆重的一次诗歌颁奖仪式。在10月28日的授奖之夜，97岁的郑敏在女儿童蔚和外孙林轩的陪同下，身着红色唐装，神采奕奕地莅临现场。诗人食指（郭路生）为郑敏颁奖。朦胧派的发起人热情地拥抱着从40年代“走来”的前辈诗人，这一瞬间被时隔二代人的直面交流所照亮。诗人批评家杨晓滨教授致授奖辞：“作为百年新诗的重要诗人，‘九叶诗派’诗人郑敏先生在新诗的历史光谱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代表了从白话诗出发而历经的中国现代诗向当代诗转换的重要里程碑。……作为一位在东西方文化交界处不倦探索的诗人，郑敏也大量吸收了欧美现代主义写作资源，将‘横的移植’与‘纵的继承’融合在一起，为汉语现代诗的发展树立了典范。”在颁奖典礼上，郑敏以清晰的思维和充满激情的语调发表了感言：“我只是我们诗歌界的一位幸运之人。我们的诗歌有着极大的潜力。……我们走过长长的路，我们确实要回首看看，尽量写出我们的感慨和感受，让我们的后辈知道我们的一切都不是很随便地就得到的，我们的民族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各种各样的困难的历史阶段，还能唱出最令人鼓舞的诗，这是我为什么喜欢新诗的原因。”

为了送给郑先生百岁华诞一份小礼物，在我的建议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刘洪涛教授提供了支持，他参与主编的英语期刊《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出版）在2020年第2期刊登了6首郑敏英译诗，译者是香港女诗人何丽明（Tammy Lai-Ming Ho）；我主要负责选编郑敏代表性诗作，并撰写英语简介。

我肩负着承前启后的教育责任，从一个曾师从郑敏的年轻学子，逐渐成为郑敏文学的研究者与传播者，期盼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诗歌爱好者走进现代汉语诗歌的园地。

那么，如何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或恰当的语言来描绘郑敏的形象呢？

每当凝视这位高贵豁达、超凡脱俗的祖母辈诗人，我眼前总是浮现一朵在时光长流中傲然绽放的艺术之花——她经受了近百年的喧嚣浮躁、风霜雪雨、跌宕浮沉；她的精神逐渐摆脱了此岸世界物质的羁绊和时间的捆绑；她的灵魂毫无倦怠地遨游在东方与西方、哲学与诗歌、古典与后现代之激流中，脚下既有坚定的文化基石与智慧根基，又有委婉如水的变形、曲折与浩渺，彰显出一种傲然挺立的姿态，一个文雅知性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

在跌宕起伏的岁月中，郑敏把她生命中所经受的一切寂寞、孤独、哀愁、悲伤、痛楚或美好都慢慢地沉淀下来，升华为哲思深刻、意象凝练、节奏优美的诗歌，哀而不悲，伤而不屈，如《诗的话语在创伤中》（1998）：

瞧那摇摆的学步

幼小的青涩也难免深冬的寒霜

春天的怒放终于接受早夏的暴雨

诗歌长在疼痛的伤口中

每个童年都有孤独寂寞

无助地面对自己生命的谜

黑葡萄的眼睛，小蜜桃的面颊

也曾在黑夜里向星光询问道路

不能：没有孤独去承受创伤

没有寒暑去刻下年轮

没有骨节让竹林听风雨

没有浸泡于暴晒而成良材

人是什么雕刻成的？

歌颂那枯皱的面庞变形的手指

它们是竹林和原始的树干

记载了历史的风雨和内心的创伤

造物没有允诺任何生命长在

恒温与不变的蓝天、海洋

一切生命带着自己的创伤

带着诗的语言行走、飞翔

我喜欢这首诗的最后二句，“一切生命带着自己的创伤/带着诗的语言行走、飞翔”，这种“创伤书写”代表了20世纪作家对现代性的生命体验与痛苦思考。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在其著作《极端的年代：1914-1991》（Age of Extremes：History of World,1914-1991）(1994）中，将20世纪视为人类历史所经历过的最骚动、最惨痛、最极端的时代。这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局部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冷战”造成的隔离与不安，科技进步的利与弊，社会、教育、文化变革的长与短，资本主义发展的荣与衰，社会主义进程的得与失，民族独立与民主运动的起伏，等等。伴随着革命性的科技突破与全球化到来，21世纪的前景显得晦暗不明。郑敏只比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小三岁，一生经历了这个时代的加诸个人身上的各种烙印，承受着“历史的风雨和内心的创伤”。郑敏在快二岁多时染上脑膜炎，死里逃生；被过继给父亲的留学时期的朋友，度过了孤独寂寞的童年。抗战期间，她与家人一路颠沛流离，迁徙重庆。在西南联大报名时，她选择了无人问津的冷门专业——哲学，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中执着于哲与诗的玄思；在留学海外的困窘生活中，她一边打工养活自己，一边坚持不懈地求知，提升在音乐与绘画方面的艺术修养。回国后的三十年中她经历了工作调动、下放劳动、改造思想等，一度压制写诗的冲动，沉默寡言。这些痛苦、磨难在晚期郑敏的写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她背负着百年的历史重荷与个人创伤，“带着诗的语言”行走在大地，翱翔在天空，跨越于东西、古今之域，遨游于思想与词语的自由之境。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视诗人为时代的预言家和先知。因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往往寄寓于其伟大诗人的想象与创造中，真正有良知、追求自由与正义的诗人承担了他（她）生活的历史时代的阴影与创伤，并肩负起见证、记录与反思的使命。郑敏以充满变化的创作风格、中西融通的诗学智慧和跨越东西方的人生境界，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新开拓了边界，也为现代女性的成长建构了不断突破自我、坚强睿智的形象。

我感兴趣的是作为女性个体的郑敏与她所经历的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她是如何走上独立自主之路，摆脱几千年来女性身上的桎梏，成为一位充满诗情画意而又思想深邃的现代诗人？面对人生的孤独与寂寞、失意与伤痛，她是以怎样的一种言说方式探索自身“生命的谜”，“在黑夜里向星光询问道路”？在经受时代的“深冬的寒霜”和“早夏的暴雨”之后，为何她能像青松一样兀立悬崖峭壁，探险于巅峰与山谷？随着我书写的深入，这些问题亦会逐一破解。本书展示了我的一些学术思考和回答，但我深知，郑敏研究仅仅是一个开始，我将持续上下求索。

百岁郑敏是中国现代汉诗从出发到拓展、从稚气到成熟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其持续不断、充满激情的创作为新诗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树立了独特的典范，她是“东方与西方的女儿”，“代表了从白话诗出发而历经的中国现代诗向当代诗转换的重要里程碑”。2006年，郑敏获得了中央电视台新年诗歌会授予的“年度诗人奖”，被誉为“中国女性现代性汉诗之母”。此外，她还获得了“2013年两岸诗会桂冠诗人奖”、“2017年度北京文艺网诗人奖”和2018年“玉润四会”首届女性诗歌终身成就奖等多项荣誉。2000年，全国语文高考试题中出现了有关郑敏《金黄的稻束》的试题，激发了中学生阅读与理解中国现代诗歌的热情。

作为一个承接20世纪40年代（现代主义）与80年代（后现代主义）两个时期诗歌转型的百岁诗人，郑敏的存在独一无二，意义非凡。九叶派不仅是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与世界同步的代表诗潮，而且是将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保持下来，最终作为“归来者”在80年代重新“浮出历史地表”的诗派。郑敏在十四行诗、组诗、图形诗、语言诗、域外诗、译诗、英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结构-解构诗学等领域成果丰硕，其创作聚焦于汉语诗歌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对西方诗学与古典诗学进行了积极的阐释与转化，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以其富有哲思、想象丰富、视野开阔、流动闪光的诗句，享誉海内外诗坛。自60年代至今，郑敏的现代诗逐渐得到中外学界的认可与读者的欣赏，她也成为为人瞩目的国际诗人。刘绍铭（Joseph S.M.Lau）与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主编的1995年版《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收录华裔美籍翻译家许芥昱（Kai-yu Hsu）1963年翻译的二首郑敏英译诗《一瞥》（A Glance）和《荷花》（The Lotus Flower），其名字与徐志摩、闻一多、李金发、冯至、戴望舒、卞之琳、艾青、何其芳相提并论，是入选的七位中国现代诗人中的唯一女性，这在某个层面上确立了她在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地位。

从结构-解构视角而言，每个人都是历史这部伟大的总书写者笔下的一个对象，从个人的经历、性格、感悟及其命运的波折和文字的印痕中都不难搜索出各种踪迹（traces）。作家的所有文字就是其一生的“自传”。通过多种形式的写作，郑敏记录了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青春时代的苦涩寂寞、留学时期的艰辛求索、“文革”时期的沉默忍耐、新时期的勇敢突围、晚年的古典回望与东西方超越主义愿景。

郑敏是在喧嚣时代不同流合污、保持良知的文人之一；她长期甘居文坛边缘，做一个非主流的局外人或观察者。在无法写作的禁锢年代，郑敏坚守自我灵魂的自足性，保持内心丰盈。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年近古稀的她重新提笔，在诗歌、批评、翻译、学术研究与教育等多个领域勤奋耕耘。她勇敢地挥舞着“结构-解构”的理论长矛，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一样，所向披靡地消除僵化陈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拆解令人窒息的陈规陋习，其发表在90年代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在学界引发了一场有关“新诗有无传统”的讨论，留下了不少令人深思的辩论文章或访谈录。郑敏从深刻的精神层面领悟到人类所面临的现代性困境，自觉地走出前现代和现代主义的精英、封闭、自我中心、一元论的藩篱，倡导后现代主义的平等、开放、多元、富于想象力与创造性的生命境界，在东与西、古与今的多种文化之间融会贯通，对当代文学中的陈词滥调、人文教育中出现的语言危机、全球化过程中发生的战争暴力和不公正现象发出尖锐的批评之声。她是一个坚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诗哲，一位充满博爱精神、倡导和平的人文主义者。

我认同诗人童蔚对其母亲的一段生动描绘：“她如何成为她，是由于她用一生的时光打磨三把钥匙：其一是她对莎士比亚的研究；其二是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挚爱；其三是她对德里达哲学的深度钻研。她用这三把钥匙打开文学批评的各种锁，而且总爱抓大问题、‘重要的’，要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她要搅动被抑制住的思维之力，直到自己仿佛也意识到走入深深的‘黑洞’。”实际上，郑敏的钥匙不知三把，还有许多把厚重的金色钥匙：中西神话、文艺复兴（但丁）、玄学派（多恩）、浪漫主义（歌德、华兹华斯、布莱克、济慈、雪莱等）、现代主义（里尔克、艾略特、庞德、冯至等）、后现代主义（威廉斯、布莱、普拉斯等），当然还有老庄、柏拉图、海德格尔、弗洛伊德、德里达、海森堡、贝多芬、梵高、卡拉扬、王维、杜甫、苏轼、王国维、汤用彤、冯友兰等等古今中外哲学家、诗人、艺术家、心理学家和科学家。其知识结构是文史哲交叉，诗书画音交织，古今中外融汇，人文与自然对话，观于物而书于心，最终抵达“变”与“死”、“实”与“虚”、“结构”与“解构”、“有”与“无”之不断循环往复的天地境界。

自从我认识郑敏以来，一直在追踪着她的创作与生命轨迹。因此，本书的酝酿与写作也是一个由小而大、不断孕育的漫长过程，持续二十余年。笔者旨在以“结构-解构之维”为主线，全面把握郑敏诗歌与诗学的变化轨迹，透视其生命蜕变、创作转型、诗哲思想、国际声誉与文学贡献，为中国现代诗歌史留下一份女诗人个案研究的档案。第一章“时间之花：郑敏的生平与诗性写作”，以传记方式对郑敏的生平、人生经验与写作风格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第二章“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诗歌转型”，运用新批评、形式主义、现代-后现代思潮、结构-解构批评、女性主义等方法，分析郑敏诗歌的主题（孤独与寂寞、诗思、不存在的存在、向死而生、母性书写等）、形式（自由体、十四行体、试验体）、思维方式、性别身份与艺术创新等多个方面的变化与突破。第三章“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诗学重构”，从跨文化翻译与阐释、“结构-解构-重构”的循环批评、“迪论”与“道论”的互补互证、东西方超越主义与天地境界等几个方面，探讨郑敏在新诗与古典传统、解构-道家的中西诗学汇通等领域的发问、争辩与洞见。第四章“郑敏诗歌在海内外的译介与传播”，介绍了郑敏诗歌在海内外的翻译、研究与国际传播，她在世界现代文学经典中占据一席之地，逐渐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结语“带着诗的语言行走与飞翔”，指出郑敏的艺术成就促进了中国现代诗歌与诗学走向多元、开放的创新之路，对于当下我们反思现代汉诗的得失成败和推进其健康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郑敏一直迂回行走、穿越在中西文化两岸，从事着对话融通与“修墙”工作。其跨文化的崎岖生命旅程与不断冒险突围的文学探寻，为我们留下了一道可供观察的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曲折轨迹。其丰富多样的写作、超越自我的诗性智慧与精神追索，为中国现当代诗歌的承续与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也为现代女性的成长塑造了拓展自我、自强不息的楷模。诗歌评论家吴思敬高度评价她：“其沉思、宁静、既富于音乐的流动感又具有凝重的雕塑之美的诗歌哺育了数代人。任凭岁月流逝，世事变迁，郑敏的诗歌始终在中国新诗崎岖漫长的道路上闪烁着独特的光辉，照亮着那些坚持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的人们。”

在跌宕起伏的百年中，作为生命的冒险者和词语的书写者，郑敏历经了一次次的孤独寂寞、徘徊创伤、沉默寻觅与觉醒探索，在“诗”与“思”的探索中以惊人的想象和深邃的悟性披荆斩棘，静默绽放，虚实圆融，直抵浩渺而无垠的天地境界。诗人虽已远逝，但她留下的晶莹剔透的诗句、勇敢而灵动的生命“踪迹”，如同海滩上洒落的无数贝壳珍珠，闪烁着永恒之美，等待着觅珠人一一捡拾、清洗与擦亮。

在2022年元旦后的寒冬送走九片叶子中的最后一片后，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诗人学者张清华写下一首诗《悼郑敏》，兹录结尾，遥寄我们深切的缅怀之情：

当一月的风想用寒意测量这叶子的分量

你已从雪花的高度，无声地落下

这汉语因此，而一片肃穆的洁白......

作者：刘燕，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都柏林大学、密歇根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中国现代诗歌、女性文学、基督教文学与海外汉学等领域的研究。在《外国文学评论》《哲学研究》《中国女性主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国际汉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James Joyce Journal以及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和译文百余篇。出版专著《艾略特》《现代批评之始：T.S.艾略特诗学研究》《〈尤利西斯〉：叙述中的时空形式》等；编译《翻译与影响：<圣经>与中国现代文学》；主编《从歌德、尼采到里尔克：中德跨文化交流研究》《詹姆斯·乔伊斯与东方：批评读本（中英论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