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圣伯夫》出版之后，我们得知，普鲁斯特的小说起源于一项文学研究计划。对于逝去的时间的大规模的追寻，追寻其人物、主题、地点、无穷尽的心理变化，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一切都出自一种关于批评的沉思，如同贡布雷出自一杯茶。小说的主要人物的历史是一位年轻人的历史，这位年轻人感到自己有着成为作家的志向，自问他应该怎样做才能完成他梦想着要写的那部作品，同样，《驳圣伯夫》的主题也是觉醒，一位未来的批评家意识到对他来说最好的批评方法是什么。因此，对两者来说，一切都始于寻找需要遵循的道路。不事先决定文学创作（小说、批评研究）得以实现的手段，就不会有文学创作。换句话说，对普鲁斯特而言，在进行创造行为之前就有一种对此种行为及其构成、源泉、目的、本质的思考。一种对文学的总体性认识、一种对文学的根基的无目的性的把握，应该先于计划中的作品。这至少是普鲁斯特为自己规定的首要目标：通过批评，通过对文学、对各种文学的批判理解，未来的批评家将达到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他希望无论是哪种文学的创造活动，都从这种状态出发，从而变得更为准确、更为真实、更为深刻。写作行为的前提是对文学的事先发现，而这种发现本身又建立在另一种行为，即阅读行为之上。因此毫不足怪，马塞尔·普鲁斯特在成为创作《追寻逝去的时光》（又译《追忆逝水年华》。——译注）的伟大小说家之前，除《让·桑特伊》和《欢乐与岁月》等习作和草稿不算，先以成为批评家，成为读者为开端。

  一位读者，一位绝妙的读者！这正是普鲁斯特起初的愿望，勒内·德·尚达尔的《文学批评家马塞尔·普鲁斯特》一书正是以向我们披露这种根本的活动作为目标的。这方面已经有几本著作出版，其中在美国有沃尔·A.斯特劳斯的著作《普鲁斯特与文学》，其副题是《作为批评家的小说家》。但是正如副题的用语向我们指明的那样，这本书的作者仅仅是尽可能完整地记录这位伟大的小说家与一种毕竟被他认为是第二位的活动有关系的一些东西。一切都局限于检视普鲁斯特谈论过的书。相反，德·尚达尔先生的巨大优点是他明白普鲁斯特的批评活动不是第二位的，而是第一位的，是一种思想的初始行为，这种思想是在迈出这决定性的一步之后才开始其伟大事业的冒险的。正是为此，德·尚达尔先生的著作才分为三部分，只是最后一部分才留给了关于具体的批评研究的考察，而前两部分构成了必要的基础，我们借此才能了解普鲁斯特的批评方法以及他对文学的总体构想。普鲁斯特在杜波斯之前，在萨特之前，尽管不在马拉美之前就提出过这个基本的问题：文学是什么？在普鲁斯特看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完全取决于他接触他想理解其含义的那种东西的方式。

  用普鲁斯特接触文学作品的方式来接触普鲁斯特，这是最为重要的。在《追寻逝去的时光》的开头，在《让·桑特伊》的最初几页中，都有一位满怀激情的读者，他参与他埋头阅读的著作的生命。我们也应该这样来设想普鲁斯特本人，他是如此完全地投身于占据了他的注意力的东西，他不可能不为了自己而根据控制着他的诗或小说的节奏来生活。他注意到：“当我们读完一本书时，我们那在整个阅读过程中都跟随巴尔扎克或福楼拜的节奏的内心的声音还想继续像他们那样说话。”（普鲁斯特给拉蒙·费尔南德斯的信，1919年）这种想在自己身上延续他人的思想节奏的意志，就是批评思维的初始行为。这是关于一种思想的思想，它若存在就必须首先符合一种并非属于它的存在方式，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具体地成为另一种思想借以形成、运行和表达的运动。根据所读的作者的速度调节自我，这不只是接近他，更是与他结合，赞同他最深刻、最隐秘的思想，感觉和生活的方式。普鲁斯特说：“在一切艺术中都有一种艺术家对于所要表达的对象的接近。”（普鲁斯特，《〈坦德洛斯·斯托克斯〉序》）在一切艺术中，都有一种请求，请求与已经认同于表现对象的那个人认同。这如何能实现呢，若不是把所读的作者的存在方式变成自己的存在方式？阅读，就是“试图在自己身上进行再创造”（普鲁斯特，《仿作及其他》，第195页）。根据普鲁斯特的另一说法，就是“试图在自我深处摹拟”书向我们显露并鼓动我们加以模仿的创造举动。

  但是这种重复、复制、重新开始的举动究竟是什么？这还不是批评行为，不过已是其开端，已是轮廓了，或为其正名，应称其为仿作。普鲁斯特之所以从初入社交界的时候起就如此频繁地沉醉于“模仿”的快乐，我们该知道这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初始活动的真正的、根本的性质。谁模仿，谁就不再是自己了。他从精神常规的网中逃脱，而这些常规有可能使他永远当它们的俘虏。他经由唯一可能的门（因为与他人谈论或从外面观察在这里全无用处）进入这个奇特的世界、所有的世界中最迷人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与他自己的世界最不相同，它是另一种思想在其中拥有宝物和根基的内宇宙。模仿、摹拟、仿作，这些都还不是“批评”，但已经是相像和重复了，这两个行动构成了批评思维的第一“阶段”。普鲁斯特对此理解得极为透彻。他对圣伯夫的最大不满是后者抱矜持态度，拒绝进入他所批评的作者所处的状态之中，并拒绝接受其观点。

  然而，真正的阅读、批评的阅读，并不在于简单的仿作。与所读的东西认同，就是立刻被移进一个独特的世界之中，那里的一切都是奇特的，却都具有最大真实的特性。一切都像是平等地拥有一种基本的个性。模仿一位作者，就是既支持他身上暂时的东西，也支持他身上本质的东西，就是同意在另一个人身上成为精神反复无常的狭隘或事件不可预料的多变常常使我们成为的那种人。

  于是，为了逃脱这种平庸和这种混乱，为了在他人的内心中（仿佛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找到一条通往必需的地方的道路，应该怎么办？普鲁斯特的第二个重大发现就在这里。这个发现先于他写作他伟大的小说作品许多年，指出这一点很重要。这一发现是在一九零零年以后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他当时正在翻译的一本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艺术批评家——译注）的书的引言。普鲁斯特写道：“在这项研究中，我之所以引述了罗斯金的《亚眠人的圣经》之外的著作中的许多段落，理由如下。阅读一位作者的一本书，就是只见过这位作者一次。与一个人谈过一次话，可以看出他的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是，只有在不同的场合中反复多次，人们才能认出他的哪些地方是特殊的、本质的。”（《仿作及其他》，第107页。）在普鲁斯特看来，阅读一位作者的第一本书，然后开始读第二本，在第二本中觉察到一些与在第一本中发现的特征相同的特征，只有从这时起，读者才能真正地进入作者的作品中。在批评上，没有认出就没有认识。阅读根本不认识的一位作者的孤立的一本书，就什么也认识不到，就无法区分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偶然的。唯有在新的场合中觉察到类似的形式，才能使我们看到在这些地方有某种本质的东西。所以，我们对文学（或其他艺术）所能有的真正批评性的认识与我们从我们自己或他人身上获得的认识并没有区别，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认识都以一种先在的经验为依据，只不过在这经验被重复的时候，难以估量其重要性罢了。理解，就是阅读；而阅读，则是重读；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在读另一本书的时候，重新体验前一本书向我们不完善地提供的那些感情。由于有被重新发现的时间，就有重新进行的阅读、重新亲历的经验、经过调整的理解，最好的批评行为是这样一种行为，读者通过它，并通过其反复阅读的作品总体，回溯性地发现了关键的重复和具启发性的顽念。

  因此，批评乃是回忆。这批评的回忆，普鲁斯特称其为“赋予读者一种临时的记忆”（《仿作及其他》，第109页）。由于这种临时的记忆，读者不再满足于孤立的作品传送给他的东西。他不那么注意那些次要的完美，此类完美的目的仅仅是在每一部确定的作品中满足一些特别的要求，书就是为此而写的，到了别处它们就不存在了。现在则不同了，他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不同作品所构成的作品总体上。同样，此后在普鲁斯特的小说中，主人公在回顾他的生活的时候，就能够在某些特殊的时刻之间看出相像的地方，这样，在普鲁斯特的批评中，由于大量的比较阅读而显露出来的，就是“构成成分的固定性”。

  当然——谁也不如普鲁斯特知道得更清楚——想从这些作品中得到全部作品的全部显露是徒劳的。这些作品永远只是些不完整的版本，就像维米尔和埃尔斯蒂的画一祥，只是这两位画家的世界的局部表现。所以，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所阅读的作家只能就他们的精神世界给予我们一种破碎的形象，虽然他们一直想向我们呈现其总体面貌。当然，有时，某位作家或艺术家能成功地向我们传达一种相对完整的就其内心世界的认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通过一种创造行为，一种更可理解的综合作用，终于使迄今为止构成他作品的那许多局部在回顾中具有了一种统一性。这时，作品有了一种新的规模，向他也向我们呈现出它的全部广度和全部密度。这正是写作《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写作《历代传说》的雨果和写作《法国史》的米什莱的情况。然而最为常见的是，作家到达不了这个阶段，或者忽略了表达，这种回顾性的统一是通过另外一个人对作品进行全面的阅读才得以完成的。再重复一遍：这种全面的阅读行为就是批评行为。这种行为使一种晚生但富有启发性的统一借助作品中的相似性而出现在作品中，这是一种“只能相互联系起来的若干片段之间的后来的统一”（《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三部，第161页）。

  这就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开始他的小说家的任务之前很久所设想的批评家的任务。这两项任务是相像的。我们说过，普鲁斯特本人也说过，如果他的小说只有在其读者倒退着前进的情况下才有意义，那么，普鲁斯特的批评就只能是这样一种方法；阅读思维深入到同一位作者的全部作品几乎总是具有的那种表面混乱之中，同样以倒退着前进的方式发现其作品的共同主题。在普鲁斯特看来，批评必定是主题的，虽然他并没有说出这个词。普鲁斯特就是察觉到这一基本真理的第一位批评家。他是主题批评的创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