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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知道花儿都在说些什么” ——纪念法国作家乔治·桑诞辰220周年

2024-07-03 21:04:32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赵苓岑

   
不借用任何一个男人的评价,乔治·桑是什么样?


  “我亲爱的奥罗拉,在祖母小的时候,曾经因为不知道花儿们都在说些什么,从而十分苦恼。教我植物学的家庭教师很确定地告诉我,花儿们是不会说话的;他竟然这么讲,看来,要么是他聋了,要么就是他不想把真相告诉我。”

  ——乔治·桑《祖母的故事·花儿说》

  “昨天我有土地、一座城堡、一个花园、仆人、接待你的房子,还有一张安慰你的桌子。今天,我甚至不再有家。任由这个尊贵的法庭裁断是否以公德和婚姻神圣的名义践踏并鞭笞我。”
  ——1836年乔治·桑致友人

  不借用任何一个男人的评价,乔治·桑是什么样?

  不借用任何一个权威定位,乔治·桑是谁?

  她与 她(她所 爱的 祖母、女儿、外孙女以及她自己)的书信往来都说些什么?

  1804年7月1日,乔治·桑出生于巴黎。她首先是阿芒蒂娜-露西尔-奥罗尔·杜邦·德·弗朗科尔,波兰王室后裔玛丽·奥罗尔·萨克森的孙女,索朗日·克莱辛格的母亲,让娜·加布里埃尔的外祖母。乔治·桑是她给自己取的笔名。

  然后她是杜德万男爵夫人,祖母奥罗尔是杜邦夫人,女儿索朗日是克莱辛格夫人,只有夭折的外孙女让娜没有冠以夫姓。

  一个家族女性的代际关系以及女性之间的表述,是否能够帮助我们还原一个长期以来被忽略的乔治·桑,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听到她更为真实的表达?

  毕竟这个家族的女人重复的不幸以及不幸中她们不竭的呼求,更能体现乔治·桑为人乐道的大胆行径及伟绩背后的不易与担当。尤其她与女儿索朗日,互为镜像一般映射、装点着彼此的悲苦与喜乐。

  应该说,这个家族的女人平等、民主地享有着19世纪女性的命运:有权“登上断头台”,无权“上讲台”,无权穿裤子(2013年法国明文废除了这条延续200多年的法令:禁止女性穿裤子),无权管理及处置财产。乔治·桑的祖母因为波兰王室后裔的身份,深陷法国大革命的漩涡甚至入了狱,出狱后在巴黎以南300公里的诺昂,安德尔河与克乐兹河下游买下了一座占地200公顷的大庄园,庄园里有一座城堡、三两农房、一个花园、一座小森林、一处家族墓地和连绵的田野。

  1821年,17岁的乔治·桑在祖母病逝后继承了这座庄园,第二年嫁给了大她九岁的卡西米尔·杜德万男爵。一双儿女出生时,她为他和她在屋前种下了雪松。1835年,长期以来不懂同一屋檐下的妻子为什么总要书信诉衷肠、“粗俗、毫无文艺心肠”的丈夫将乔治·桑赶出了她的庄园,她的“鲁滨逊荒岛”“车厢”和“窝”。

  一年后,她以巨额赔付为代价赢得子女抚养权和庄园并回到了诺昂,回到了“被拉马什的蓝色群山勾勒在地平线上”的深色大峡谷中,为厨房添置了铸铁灶台,在五个不同点位安装了五个闹铃,方便厨房内工作的仆人迅速抵达她的房间,在餐厅长桌下安置了碳炉,让菜肴恒温的同时还能暖脚。屋内备有24小时热水供应装置,庄园内设有私人剧场,剧场内的舞台拥有一百多块滑槽布景。她要充分地利用她的“荒岛”充分地精神游牧,尤其在她贪恋的冬季:

  “而冬天惨淡的阳光——大家惯于这样描写它——是一年之中最灿烂、最辉煌的。当太阳拨开云雾,当它在严冬傍晚披上闪烁发光的紫红色长袍坠落时,人们几乎无法忍受它那令人眩目的光芒。即使在我们严寒却偏偏不恰当地称为温带的国家里,自然界万物永远不会除掉盛装和失去盎然的生机,广阔的麦田铺上了鲜艳的地毯,而天际低矮的太阳在上面投下了绿宝石的光辉。地面披上了美丽的苔藓。华丽的常春藤涂上了大理石般的鲜红和金色的斑纹。报春花、紫罗兰和孟加拉玫瑰躲在雪层下面微笑。由于地势的起伏,由于偶然的机缘,还有其他几种花儿躲过严寒幸存下来,而随时使你感到意想不到的欢愉。虽然百灵鸟不见踪影,但有多少喧闹而美丽的鸟儿路过这儿,在河边栖息和休憩!当地面的白雪像璀璨的钻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或者当挂在树梢的冰凌组成神奇的连拱和无法描绘的水晶的花彩时,有什么东西比白雪更加美丽呢?(——在乡村的漫漫长夜里,大家亲切地聚集一堂,甚至时间似乎也听从我们使唤。由于人们能够沉静下来思索,精神生活变得异常丰富。这样的夜晚,同家人围炉而坐,难道不是极大的乐事吗?)”

  舒适的安居与便利的虚构(写作与戏剧)成就了写下68部长篇小说、50部各式著作(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和政治文本)的乔治·桑。房产之于这个家族女性的安全感,源于当时的女性从始至终、婚前婚后在法律上都属于无行为能力人。法律规定了婚后丈夫接手妻子的监护权,他有权在不征得妻子的同意下变卖、抵押她的陪嫁财产,有权不允许妻子上法庭和自己争夺抚养权在内的权益。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普通法从财产所有者的角度认定人的资格,从法律定义上就不属于人,从语言命名(法语中“人”这个词homme,另一意思为“男性”)和大革命丰硕成果(《人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中被排除的女性只能将注意力转向物,比如房产以及房产内文艺的生产。于是在1847年女儿索朗日结婚时,乔治·桑落实了筹备十年的计划,将名下价值10万法郎的纳博纳酒店赠予她作为嫁妆,并在其婚后每年支付年金。

  索朗日,这个在他者叙述中和乔治·桑因为肖邦争风吃醋的女儿,这个截然不同于母亲因而被厌弃的女儿,换着法子重复母亲的不幸:在父母离婚诉讼期间多次被父亲强行带走,婚后因为债台高筑、喜怒无常又专制的丈夫将“自杀”视为“唯一的信仰”,与丈夫的律师贝斯蒙特争论女儿监护权期间,女儿多次被丈夫强行带走,辗转多个修女院寻求庇护……这个乔治·桑口中“远比宇宙重要”的“爱恶作剧、爱开玩笑、爱流口水的、爱讲故事的”“吃东西时像狼;骂起脏话像马夫;撒谎的时候活像一个赤脚医生……”的“大胖胖宝贝”,这头健康、狂野又桀骜不驯的“母狮子”,以及自称“笨得像只鹅”的养育者、性灵守护者以及知己的乔治·桑,在长达49年的书信往来中首先在说着宅趣与爱。

 “粗糙且混沌”的宅趣与爱

  生儿育女、为孩子和所爱的男人囿于厨房与爱,在乔治·桑看来是生存之一种、权利之一种以及骄傲之一种。孩子的诞生、养育意味着接踵而至的未知、困顿、打击还有失望;情人的养成意味着向陌生挺进,主宰其才华、想象以及不可调和的争执、伤害和生离死别。但这合着狂风暴雨又突现阳光或柳暗花明的密径,即生而为人完整而全面发展的本性之路。

  1828年,白糖一般奶呼呼的女儿索朗日出生。乔治·桑写信告诉友人,肉乎乎的女儿粉嫩可爱,小声地哼唧。她情不自禁地与友人分享索朗日成长的点点滴滴:“她开始说话了,她能走路了!我多想她多说几门语言……”在那雪一般温柔而静谧的庄园里,小索朗日“穿衣服,脱衣服,她骑上马又下来,她起来又躺下,她挠自己,她呻吟,她打开一本书又合上……”,每日和女仆外出,看马戏、植物、动物和天气。

  短暂分开的日子,儿子莫里斯写信抱怨聪明却顽皮的妹妹总是无缘无故地哭鼻子,乔治·桑委婉地引导他温柔一点,态度上少一点权威,语气中少一点严厉,尊重并且接受她本来的样子,即便她敏感、难以理解、骄傲又不听人劝:

  “如果她还是不听话,不妨寻求你父亲的帮助,她会更愿意向大人屈服,而不是向你屈服,因为在她看来,你和她一样都是个孩子;而且,如果你表现得过于权威,便失去了一位平等相待的朋友。请记住,你对她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这是你第一次也将一辈子担负的责任。”

  当然,就像乔治·桑自己所说,她“同其她女性一样,体弱多病,骄躁易怒,充满幻想,极易感动,并且作为母亲无谓地担心”。所以她愿意在女儿面前“笨得像只鹅”,成天“睡觉、修补、布置壁炉、抽水烟”,争取到安德尔警察局的异装许可,披上“长袍”,围一条裹住整个肩膀的羊毛围巾,戴上软毡帽,着一双脚踏钉了掌钉的小鞋子,喝酒、抽雪茄、聚会、创办报刊、出席活动、演出戏剧……《莱丽娅》创作期间,正在亨利四世中学读书的儿子莫里斯感染流感,小女儿索朗日患百日咳,乔治·桑白昼平凡地忙碌于日常,夜里独坐卧室小暗房的三层书桌前写作,然后轻声到女儿枕边,留下一封信笺:

  “我亲爱的天使,我深沉地吻你,而你更深沉地入睡。爱你……”

  她送女儿玫瑰,亲吻她的蓝色小裙子和小鞋子;她会在演出结束后将信笺铺在单腿上给女儿回信,告诉她那晚的演出不错,表演厅敞阔奢华,剧团的演员都很正派。圣沙尔蒂耶森林里散步时她会想到喜欢不寻常路径的索朗日,写信告诉她途中遇见了蛇,口袋里装着石块和碱的孩子用一根棍子逗弄两只漂亮的蟾蜍。

  从小阅读母亲书籍的索朗日,亦事无巨细地分享着自己寄宿学校的日常、婚姻生活与女儿。

  在她很小的时候便在信笺上方划出一道线,醒目地嘱咐:“要想念我”,底端附上一幅画,她说是日食。她说夏天到了她想脱下法兰绒,母亲的新作《奥普拉》比前作《安蒂亚娜》《瓦朗蒂娜》《雅克》都好;她说她无以排遣忧郁,她想写作,无从下笔时便清晨上马,渴盼着呼吸新鲜的空气,不想迎面而来的却是灰尘和穿着各种灯笼裤一样的傻瓜。她抱怨家里的浴缸很脏,两个铜水龙头生了锈。等她生下女儿让娜,她们亲昵地叫她“妮妮”,她告诉母亲,妮妮说“妈妈是大大的天,远远的星辰”,当被逗弄问外祖母在哪儿,妮妮说:

  “姥姥在美丽的花园里给妮妮找玩具”。

  她说她和妮妮在红绿相间的地毯上打滚,再怎样费劲想象,也难以找到绿意茫茫间罂粟花丛中打滚的感觉。花园中玩耍的妮妮踩碎一地康乃馨,压倒了园中唯一一丛玫瑰……

  作为姥姥的乔治·桑回信说:

  “我想象你的小女孩长着一个大脑袋,想象她大笑、大喊、吵闹、流口水、没有牙齿地咬东西,以及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你们俩在一起一定很开心。你什么时候让她骑马呢?……大家一定要幸福啊。”

  等到索朗日带妮妮回到诺昂和乔治·桑一起生活,某天清晨却独自离开与丈夫会合,在她离开期间,乔治·桑给她写信:

  “花园里的玫瑰嫉妒,挠花了妮妮的小脸蛋儿。”

  她还说,妮妮得了痢疾,她同意打针,但前提是注射器必须喷射鲜花和丝带,另外得有人在旁吹口哨。想到妮妮就要离开自己、回到妈妈身边,她失落地感慨第二天醒来再也看不到妮妮在床上脱鞋了。

  从小松林中奔跑、穿越壕沟、捉鸟、玩土、搬石、兜里揣上栗子和芦笛的乔治·桑,理解索朗日结实身体内无以抑制的狂野与反复的欲望,她称之为“粗糙且混沌的天性”,所以她始终如一地尊重并支持索朗日,哪怕索朗日违背与他人的婚约、第二天与雕塑家克莱辛格成婚,她由衷地欣赏她出于爱勇敢的奔赴;哪怕索朗日一声不吭丢下女儿,乔治·桑担心的也只是一路独自奔波有损她的健康与安全;索朗日与丈夫深陷债务危机,乔治·桑会力所能及地提供资源和直接的财力支持;索朗日与丈夫对簿公堂争取妮妮的抚养权,乔治·桑为她请律师,为妮妮提供庇护、悉心地照料……她永远是索朗日的诺昂、岛屿、高大且温柔的雪松。

  但在乔治·桑看来,生命之初便孕育于我们体内的混沌,可以经由我们的改造和强化,通过学习、工作和反思成为人生的武器和盔甲,帮助我们抵御生活中不可控制的烦恼、失望、倦怠与悲伤:

  “我们可以决定自我,我们属于自己,我们可以改造并强化自己,借由学习、工作和反思将自己打造为利器及盔甲。”

 “美的灵魂上面”飞翔的“阴影”

  乔治·桑希望索朗日成长为一头母狮子,成为自己真正的朋友,能与自己真正地对话。索朗日所谓的烦恼无非尚未定型的思考,这原本“美的灵魂”只需要持之以恒的观察、学习、工作便能飞翔。反之,则容易为人利用,落入女人感情大于理性、敏感多疑的自我否定的陷阱;原本出于本性的宅趣与爱,原本正当的生存、权利与骄傲反过来会捆缚女性的发展,妨碍其自由地享受幸福,换言之,幸福需要智慧与能力。

  但飞旋在这灵魂上方的,首先是各种定义、法律、革命的“阴影”。

  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左翼代表人、激进的肖梅特在巴黎公社中阻拦女性上街捍卫自己的权利,他对她们说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妇女被允许放弃自己的性别而去充当男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们习惯于不再虔诚地料理家务,抛弃孩子的摇篮,跑到公共场所去,在讲坛上演说,加入军队的行列,简而言之去履行造物主仅赋予男子的义务?造物主对男子说:做个男人!赛跑、狩猎、耕作、政治和各种劳苦的事情是你的特权!造物主对女子说:做个女人!抚养孩子、琐碎的家务、母亲甜蜜的焦虑,这些是你的工作!——不明智的妇女们,你们为什么想变成男人呢?人类不是划分得挺好吗?你们还想怎么样呢?以造物主的名义,继续做你们的女人吧,不要羡慕我们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中的种种危险,而要将孩子们在你们体贴入微的照料下幸福生活的令人陶醉的情景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在家庭的怀抱中忘记这些危险,你们应当满足于此。”

  乔治·桑甚至不会为此辩驳,因为她所接受的教育足以让她凌驾于这一阴影之上。年幼时她就旁观过家庭教师主刀的外科手术。这也是她在作品中、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不断为教育布道的原因。她对索朗日最大的期待:心智成熟、情绪稳定、性格坚韧,如果她还能将这一成长过程诉诸笔端,她会更乐于见证并参与。

  这应该算对索朗日的因材施教。发觉索朗日天性暴力与娇奢,而作为母亲的自己似乎又无力管束这个女儿,乔治·桑多次为她寻觅合适的住宿学校与家庭教师,积极主动地与索朗日的老师书信往来,追踪女儿的动态并提供一定的建议。她会警告索朗日如果再任性犯错,将会限制她的出行。她希望精通历史、宗教与文学的巴斯卡夫妇通过通识教育能够引导索朗日学会爱与感激,养成好的德性;但在智识方面,她则希望对方尽可能有针对性地带着索朗日学习拉丁语,深度阅读《埃涅阿斯纪》、阐释和评论《神曲》……

  但再好的教育也难以抵御情感与家庭的风暴,最多方便我们流畅地表达自己的苦闷。

  进入婚姻后,索朗日偶尔也安慰母亲,让母亲放心,因为只有小说中的英雄或者古代的伟人才懂得在遭遇苦难时沉默,而她两者皆不是,她不可能隐忍不发。但信中说得更多的是家庭不良的财务与艺术品市场不合理的价格,她说巨大的烦忧如阴影笼罩,她无所事事、无以排遣。

  母亲永远不会嫉妒,作为母亲的乔治·桑不曾嫉妒女儿对丈夫的奋不顾身,但她希望女儿理解青春必然困于苦忧,唯有工作与沉思可以铸造强健的自我:

  “我一直嘱咐你,忙起来,忙起来,少把心思放在那些磨人又害人的琐事上,工作才是一个人粗糙却永远忠诚的手臂。除此之外,你还想怎样呢?谁的青春不在受苦受难呢?我们不能因此放弃应该实现的梦想,你远不像我当初:在正当好的年纪全力拼搏。就我而言,直到我的工作能够满足我的生存的那一天,我才真正开启我的人生。另外,就我们已有的条件创造幸福的家庭生活。人与生活如此千姿百态!……少埋怨,一味自怨自艾那是懦弱的表现。”

  乔治·桑忽略了一点,少女、少妇的倾诉只为难能可贵的一丝柔情与安慰。两个女人各有所需,却将自己的渴望错付了对方。索朗日愤怒地反驳又近乎啜泣地祈求自己的母亲:

  “你说青春的忧愁是个性使然!当然,这很公平。所以老年只剩枯竭的生命和自私。另外你又说,年轻人有义务经受忧愁……但我认为幸福才是青年最神圣的权利!义务?这种大而无谓的词儿!毫无意义…… 你所说的美德难道不是历时久远的著名骗局?难道爱情只是一种欲望的表达,而友谊只是一种习惯吗?啊!活出我两倍人生的你快告诉我,我们该相信什么?我们应该爱谁?你必须爱自己,不是吗,我亲爱的,你必须爱妮妮吗?而我不爱世人,全心全意地爱着你们俩。可是妮妮已经两岁了,而你离我有六十里远。与此同时,悲伤吞噬了我,我在角落里咽下泪水,为自己无力承受痛苦、不知道如何保持安静而感到羞愧。不,我无法向你隐瞒,我正承受着可怕的痛苦,而且,如果我很了解自己,这将持续很久。悲伤对我来说不是剧烈的,而是深刻的、持久的。啊!那么请安慰我吧,我亲爱的妈妈!你能和我说说话吗?一颗心在跳动并且强烈地想要爱。我无比沉重、无比沉重地写下这冗长而混乱的四页……”

  母女俩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教育、引导——呼唤、落空、反扑”的拉锯战中拉扯。因为他们乃至她们不知道花儿们都在说些什么,从而十分苦恼。他们都说花儿们是不会说话的,似乎不想告知真相。因为曾经安居、乐业的她们或许任由尊贵的法庭以公德和婚姻神圣的名义践踏并鞭笞,沦为了没有丈夫的妻子、失去孩子的母亲。哪怕书写了整个19世纪的伟人乔治·桑或许也躲不开这美的灵魂上方飞翔的阴影。

  毕竟,公平地摆在她们面前的,除却不幸,还有死亡。1855年1月13日,两人最爱的妮妮——让娜·加布里埃尔死在了没有母亲和姥姥的寄宿学校,她才六岁。碑文上刻着:

  让娜·加布里埃尔,索朗日之女,1849年生于捷利尔,1855年1月13日夜逝于巴黎。

  1876年6月7日至8日那个可怕的夜晚,临终的她痛苦地低嗷:“我的上帝,死亡!死亡!”索朗日守在她的枕边。早上十点左右,乔治·桑拉过索朗日的手贴上自己的唇。女儿问她要不要吃点什么。母亲点头、勉强咽下一两小勺肉汤。6月10日,她永远地长眠于诺昂庄园家族墓地紫杉那边,一块渥尔维克火山岩墓碑下。

  那日滂沱的大雨以及之后的大雨,打蔫了多少还未开口、或者不为人倾听的花儿。

  全文完成于女儿鲨鱼出生的7月

  (作者为法语语言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编辑: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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