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巴里，代表了当代爱尔兰文学的新境界。我将其称为“历史性抒情”，现实主义中的印象主义。他承袭乔伊斯以来的伟大传统，如早期诗意深沉，以及后期对时空结构的心理主义重塑。更重要的是，他看似用一种“爱尔兰的地域目光”，却实现了世界主义的关切。可以说，其小说的历史视角，奠基在当代性经验之上，民族故事又通往人类命运，形成对话互文。爱尔兰的命运也映现世界史的曲折转向。由于兼具诗人和剧作家身份，巴里在小说语言上别具一格。我甚至纳罕，一种优美的控诉、诗意的反讽如何与悖谬融合在一起。《临时绅士》《绝密手稿》《在迦南的那一边》《漫漫长路》《长日无尽》五部曲，重构了关于爱尔兰的生存图景、生活世界。它们不仅指向爱尔兰民族何以如此的“历史来路”，还意欲探寻爱尔兰人“何以为家”的精神复归。

  某种程度上，巴里赋予小说弥尔顿式的史诗气质：在失乐与复乐、远行与回归的大主题里，找到了结构性张力。《长日无尽》中，爱尔兰人因大饥荒逃离故土，被迫重寻“乐园”。这是另一版本的《出埃及记》。为了活下去，他们当劳工，做各种苦力。作家揭示了一种盲目的生存意志，人物不知为何而战，即被卷入战争丧命。幸存是唯一的主题，约翰和托马斯，躲过饥荒，漂泊流浪，为了生计投身美国的几次战争。而小说看似的圆满结局，却是对历史的反讽，乐园的复归是有代价的。托马斯和汤姆参与了罪恶、凶残与不义的战争。他们并不无辜，他们也是共谋。作家对此曾经说过，“一个真正的国家也必须承认自己的一部分是凶残的、危险的、极不文明的”。

  对生命的沉思与把握

  《临时绅士》是巴里第三部关于麦克纳尔蒂家族的小说。此作书写二战后，人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异位，乃是此在对异在的回望与叩问。一边是杰克滞留非洲，在黄金海岸对家园妻儿的遥望（地理性远隔）；另一边是这位又老又秃的前少校，对战前那段婚前罗曼史的遗梦式书写（时间性追怀）。如此，时空被融化、穿插且拓扑，它在文本中实现了内向性绵延。这近于伍尔夫《到灯塔去》所构建的某种象征时空，亡妻成为情感自由联想的托寓。这是浪漫而深具印象主义的诗性。在巴里笔下，民族命运与地域书写，总是于私人隐秘情感中得以感应。他写非洲殖民，爱尔兰独立以及对英国国王、战争时局之看法，全是一星半点，却时隐时现，潜藏在人物情绪中。

  这种史诗性像是被赋予了柔板处理，乔装成牧歌和挽歌的样子。事实上，作家对历史性的理解，永远基于现时性之上。它是生命的沉思把握，无意识参与。换言之，作家的“历史直觉”永远先于“历史省思”。正如杰克也不晓得他为何要滞留在海外殖民地。甚至，他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危险分子。表面看，他的回忆录写作，延宕了归国。实际上，他只是处于情感荒原、精神断崖，讲述无法回归的故事。并非所有人，都能像奥德赛一样，有妻子在家园，留守一张床，等着你归来。杰克对妻子曼，唯有一生愧疚。

  何谓“临时绅士”？小说中，杰克作为拆弹部队的军官，培训传授技术经验，他必须发挥骑士精神，把危险留给自己。这种自嘲称谓，放在家庭生活中审视，就是充当“临时丈夫”。杰克反复派驻、出征，在殖民地、前线和家庭之间动荡流转，妻子逐渐成为一种符号性期待。作家始终探寻人物的精神困境，我称为——在强烈的爱欲渴望与痛苦的“爱欲无能”之间挣扎。杰克眼里，曼停留在校园邂逅时的样子是最耀眼的：骄傲自信，才艺卓群，魅力诱人，似乎她可以永续如此。整部小说都是在宣示爱慕，确证忠心——他爱她。然而，他缺乏相守的能量，无法挽救曼的危机。这正如凝视灯塔，却无力守塔，眼看着，她熄灭了。

  小说中的爱恋，似乎有种决定、先验和超越论色彩。这表述理想之爱的形态，跨越家世与阶层，如命定天选，一见倾心。眩晕的刺目之美，绝尘所罕。“她的影子倒映在那片有名的悬铃木下，她穿着洁白的衬衫，柔软的胸脯在衬衫里微微起伏，走在灌木丛中就像是一块明亮的盾牌”。这类“纯美”形象，如从罗马雕像和名画走出，是理念之美。男性人物的逐爱之旅，即是赋予这种美以肉感、生活和欲望，拉入世间。当然，它也会拉入不幸。

  曼的几次危机使小说有了结构性转变。你完全可从心理机制、病理角度看待她的崩溃。这或许能给出情节阐释、事件分析的逻辑线条。曼的父母相继离世，原本优越的原生家庭骤然消逝。小说出现了“力量真空”。柯万先生反对女儿和杰克恋爱的力量，瞬间消除了。同时，家庭对曼的情感支撑也荡然无存。杰克试图用一场新婚去对冲，代偿这种缺失，以男女之爱顺势填补。这潜在触发曼的恐婚焦虑。作家描述环境性的依恋情结，对精神的奠基影响与决定力量。曼在新婚当天就意欲重返父母老宅即是说明。

  “临时性”成为悲剧性的源泉。杰克带妻子驻扎北非殖民地，实质乃不适之地。曼因为怀孕提前返回，从此拉开夫妻分隔序幕。故事转向在于杰克迷恋赌马，抵押妻子的父母老宅，花光积蓄。这意味曼的精神故园也彻底幻灭，被迫迁往“临时居所”，之后是二人漫长冷战。巴里用很多笔墨去维系生活的表象，就像杰克试图挽回，看似会和解恢复，但暗流却被压抑：曼经历产后抑郁、友人离世、第三个孩子夭折的累积创伤，酗酒暴躁，甚至想“谋杀”胎儿。作家如同无能为力的神父，杰克作为回忆的叙述者，有了这种功能——能做的只是忏悔与祷告。反讽的是，这种叙述却有自我美化的滤镜，言不由衷，它大约只是故事的影子。换言之，妻子只作为爱欲对象被凝视，她从未获得一种主体性。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洛丽塔》的形式结构：一个鳏夫的自白。作为读者的陪审团，会不经意产生情感倾向与价值判断。这是叙事有趣的地方。如果说纳博科夫向我们提出，是否存在“纯真的变态”，巴里则在问，是否有“深情的渣男”。看似悖谬的异质性，并不妨碍共存的真实。从总体性看，其小说都指向人物的精神危机，它是时代危机，战争创伤的内化与殊化，是历史语境与个人命运的统一。书写历史时，也如同追述家庭与爱人，充满着自我催眠，压抑掩饰与自我感动。

  历史的回述与人物命运

  《绝密手稿》与《临时绅士》有人物的贯穿交集：杰克是《绝密手稿》中萝珊的姐夫。但这只是浅表性的关联。更深层的融贯，在于文本的内在结构，故事的母题情结，及叙述的情绪氛围。甚至，两部小说形成对位变奏与主题复现。《绝密手稿》的女主人公萝珊在小说开端，已在精神病院待了半个多世纪。与杰克在二战后写关于妻子的回忆(或谓“忏悔录”）相似，萝珊要写自传回溯20世纪初斯莱戈的生活。两部小说都套嵌了“二级文本”，实现叙事中的故事，历史里的回述。其次，巴里善于以环境暗示照应人物命运，如杰克的父母就在精神病院干活，而曼和萝珊，都潜在地成为“阁楼疯女人”这个母题下的某种变体。

  绝密手稿，意味故事的被压抑与被遮蔽，它有待于浮出历史地表。在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或日本的私小说中，大量故事被伪装成病历、日记或回忆录等私密文本。《绝密手稿》通过精神病医生格林的诊疗过程，去探佚爱尔兰过往——个人往事亦是历史事件的沉积，精神病症则是历史创伤的遗存。以福柯的视角看，疯癫从来就是社会历史的构建物，萝珊是20世纪初爱尔兰宗教和政治斗争的受害者。此作也延续巴里的反战气息和控诉情绪，他总是在个体命运的微茫无力里，把握历史进程中混沌的相似、轮回感与总体性。《在迦南的那一边》里，家族命运捆绑在三场战争里，三代人不过是“差异的重复”，都成为牺牲品。这种悲剧诅咒，莉莉·布里如同俄狄浦斯王，根本无法跳脱命运之环。

  在我看来，巴里重新诠释了“迷惘一代”，这绝不只是海明威等作家群的“专属称谓”，它的实质乃是时代的情绪弥漫，是任何战争都会造成的“神经官能症”。《漫漫长路》对战争残酷进行了日常化稀释，对战场生死进行了审美观照与反讽抒情。客观上，它构建出战争书写里微观个体化的俗常视角，这延续了《好兵帅克》消解战争意义、表达反战情绪的传统。战壕里的士兵，对抗恐惧的方法是性与爱，与死亡相伴出现的，经常是脑海里的姑娘。士兵们参战时大多无意识，直到阵亡也不晓得为何而死。他们骂骂咧咧，有出于对德国佬的厌恶，像愤怒的小鸟，有的把奔赴比利时作战，当成不错的旅行。

  威利生而矮小，与父亲近两米的身材，形成夸大的反差。他作为警察署长的儿子，却不够做警察的身体条件，为了证明男性气概，转而参军。这种志愿兵的“志愿”，从一开始就埋下隐忧。他并非勇敢无畏，有时胆怯哭泣尿裤子，但他机智还有好运气，在敌人轰炸、毒气瓦斯袭击里幸存。在胜利来临前，却因为与德国兵对歌而暴露，被子弹击中。这种处理显然有所隐喻，巴里想探寻历史和解的可能，人类共通情感能否跨越阵营？前线的爱尔兰人，并不关心爱尔兰当局者的动机——试图通过参加一战，换得战后民族自治。爱尔兰国内提前爆发起义，打乱了格局。士兵在与英国人战时联盟，却被国内人掣肘。他们为爱尔兰而战，却遭受来自国内的敌意。小说幽微反思爱尔兰命运的纷乱根源，既无力解决前线与后方的割裂，也难以在英国与其它欧陆国家中，找到恰当的生存位置。

  我们会发觉“爱尔兰命运五部曲”潜在的连续性，一种关于时空绵延的参差对照。《绝密手稿》里有经历爱尔兰独立战争的疯女人；《漫漫长路》追溯到19世纪末的衰颓枯萎，20世纪时代之变，开启一战的欧洲风云；《临时绅士》则延续到二战后的创伤性迷惘；《长日无尽》里爱尔兰男孩因为饥荒，背井离乡，流离北美。他和朋友卷入白人移民和印第安人、美国南北战争以及内战后的混战。通过这种本土与域外两套叙事，巴里揭示了殖民主义的虚构——关于白人中心的本位主义，对异域异己力量的排斥恐惧。这些促成了屠杀和扩张的意识基础。这些小说也呈现出世界图景的想象叙述，展现出集大成的创作风貌：如马克·吐温笔下的历险漂流，康拉德那些航海与远行小说。难得的是，巴里的战争与历史书写，背后都有心理小说精神分析的内源深度。在作家笔下，爱尔兰这片地域作为叙事透视的焦点，而焦距却被无限延展与推移，跨越了世纪与洲际，衍射出世界的共通命运，人类的共同困境。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