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布达佩斯与文学的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并非一日建成。早在公元元年之前，古罗马人就开始在多瑙河畔建立阿奎恩库姆城，可谓“老”布达的雏形。匈奴人和马扎尔人先后定居在此，至12世纪已经相当繁荣，可惜1241年的“鞑靼之灾”几乎将老布达夷为平地，贝劳四世下令以石砌城，完成了布达的重建。虽然后来也曾经历浩劫，但是城市本身却一点一点形成规模，布达成为政治中心，佩斯负责商业发展，直到1872年12月22日，老布达、布达和佩斯合并为一，布达佩斯得以诞生。经过2000年的发展，及至1900年，布达佩斯已然成为中东欧首屈一指的都会城市，它是欧洲大陆最先拥有电气化地铁的城市，被誉为“多瑙河明珠”。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后来被文学史称为“西方派”的作家和诗人们纷纷来到布达佩斯，开始进行新的文学创作。恐怕他们自己也不曾想到，这种新的文学创作影响了整个20世纪匈牙利文学。所谓“西方派”作家，指的是20世纪初期围绕《西方》杂志形成的文学流派，虽然没有统一的组织形态和理论纲领，但是在题材和思想方面体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而布达佩斯，成为他们文学活动的中心。奥蒂·安德烈1905年自法国巴黎接受西欧洗礼之后回到布达佩斯，供职于一家激进报纸《布达佩斯日志报》；而他的挚友卡夫卡·玛尔吉特早在1900年就一边在布达佩斯普通教师进修班学习一边动笔写作；就在这一年，日格蒙德·莫里茨也来到布达佩斯，开始创作他的早期名作《七个铜板》，并逐渐形成写作风格；几乎同时，后来成为《西方》杂志重要负责人的巴比茨·米哈伊在罗兰大学哲学系毕业之后又辗转回到布达佩斯继续写诗。此外，多特·阿尔伯特、柯林蒂·弗里杰什、尤哈斯·久拉和克斯托尼兰等人20世纪初期都曾在布达佩斯生活，使其在匈牙利文学史上变得重要起来。
其一，在一个由“过去”向“将来”过渡的特殊时代里，作为奥匈帝国的第二首都，布达佩斯本然地扮演着匈牙利向现代演进的桥头堡角色，如果当时的全球现代性只在匈牙利的一座城市弥散，那么这座城市也一定会是布达佩斯。因此，20世纪初期的布达佩斯能够吸引一众具有新思想和现代性的文学创作者也就不足为奇。其二，经由社会和历史发展，布达佩斯也成为当时作家和诗人向西欧资产阶级文学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学习的中心，《西方》杂志之所以能够创刊并声势浩大地团结一批又一批文学创作者，正是基于不断呼唤反封建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初心，在“天崩地裂”的前夜，文学永远跟随社会和政治的脚步，而布达佩斯恰然处在历史的地理核心处。其三，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学中心，布达佩斯承担了更多的文学任务，出版业和书报业的兴起和繁荣使越来越多的作品可以在布达佩斯出版或发表，《西方》《佩斯日报》《新时代》《人民之声》等刊物当时发表了很多后来产生非凡影响的文学作品。而且，怀揣对布达佩斯的爱和眷恋，当时的很多小说家和诗人会自觉地以布达佩斯为背景和线索形成作品，呈现出一个颇具文学意蕴的布达佩斯。按照卡萨诺瓦的逻辑，如果匈牙利文学也存在一个共和国，那么布达佩斯无疑是这个共和国的首都，成为20世纪匈牙利一代又一代作家和诗人向往的写作目的地和文学乌托邦。
马洛伊·山多尔笔下的布达美城
1928年，马洛伊·山多尔结束了长达十年的飘零生活，回到布达佩斯，并在那里度过了20年的人生，大部分时间住在米库街2号，写出了《反叛者》《分手在布达》《一个市民的自白》和《烛烬》等一系列杰作。山多尔素有贵族底色，无论是《考绍岁月》还是《烛烬》，都不乏帝国言说，哈布斯堡王朝在山多尔笔下既有错彩镂金之气派，又有日薄西山的落寞。在山多尔笔下，奥地利的维也纳固然成为帝国的象征，而布达佩斯也同样在帝国治下呈现出了都会城市特有的澎湃与激情、沉静与优美。正是出于对城市的深情，使他完成了一部20世纪匈牙利文学史上为数不多以布达佩斯命名的小说《分手在布达》。
这是一部关于爱情、婚姻和人类复杂情感的小说，却被山多尔将故事背景安置在布达佩斯。和其他很多小说一样，《分手在布达》也是山多尔站在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十字路口交汇处的文学实验，因此其中存在大量的内心独白和早期意识流，而小说中的主人公内心思想在流淌的同时，几乎都注视着“窗外”或“眼前”的布达佩斯。有时候，布达佩斯会引起小说中人物的注意，比如，“科密沃什手托下巴，凝望着这座熟悉的陌生之城；这座大城，这座‘罪恶’之城，这座气喘吁吁地追寻财富、幸福和权力之城，它的思想、潮流、学术、商业、贸易等方面都在迎合西方这个大千世界……这是座发展不平衡的大城市，散发着不安、疏离的气味。”而有时候，布达佩斯又是一座美城：“右岸的风景才是这座城市真实的过去；秋日清澈的阳光映照着神圣的古物和保存完好的古迹。他意味深长地看着布达如画般的景色：城堡花园中九月的色彩、多瑙河畔垂满果实的栗树、见证这座城市辉煌的古建筑，它们对科密沃什的意义早已超越回忆和历史。”山多尔总是能用高贵的笔触使他心中最美的布达佩斯跃然纸上，并散发出历史的朝晖夕阴，使其气象万千。
山多尔之所以在以布达佩斯为中心言说爱情和婚姻的真相，或者时时提醒自己在小说中着墨于城市本身，完全是因为他在布达佩斯生活那若干年所产生的对城市的爱和眷恋。在后来完成的《我本想沉默中》，山多尔不止一次地写到他一边在城堡山散步一边思考彼时国际政治带给匈牙利的困扰：“每天上午，我都会沿着栗子树和梧桐树夹道的山路去山上的城堡，我养成这个习惯已十五年，那天也一样。在古老的、充满了历史记忆的布达城堡区的林荫道上，在一座座建筑精美的宫殿前，一棵扁桃树已经在早春的日子里开花。”也正是在这部回忆录中，山多尔写出了国家沦陷之后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对时事的无奈及其呈现出的生活态度。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战前、战时还是战后，美丽的布达佩斯既是匈牙利的根，又是匈牙利的魂。
凯尔泰斯·伊姆雷的“去布达佩斯主义”
就在山多尔搬到布达佩斯的第二年，匈牙利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伊姆雷出生于此，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半个少年时光。言之为“半个”，是因为伊姆雷15岁时突然被“送到”了纳粹集中营，他先是被关押在奥斯维辛，后来先后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和蔡茨，饱受非人的生活，直到苏军到来。这段经历及其产生的创伤成为伊姆雷若干年之后的主要写作题材，并使其得以镌刻在全球经典作家的方尖碑上，伊姆雷的代表作是被称为“无命运三部曲”的《无命运的人生》《惨败》《给未出生孩子的安息祷告》以及《船夫日记》。
殊为可惜的是，伊姆雷虽然出生在布达佩斯，但是“无命运三部曲”中这座他生命中的城市却几乎没有出现。在《无命运的人生》中，有理由被认为是作者代言人的小说主人公从集中营辗转回到布达佩斯，然而他却没有读者想象中的动情，或者呈现出对久别故乡的眷恋和依恋。一个长期生活在布达佩斯的大屠杀幸存者对他故乡土的感情何以至此呢？其实，无论是《无命运的人生》，还是《惨败》抑或是《给未出生孩子的安息祷告》，伊姆雷想表达的并不仅仅是大屠杀的真实存在以及对集中营的创伤记忆。更富于伊姆雷特色的是，这些小说呈现出了大屠杀幸存者历经磨难的“屈从”，他们不再思考关于集中营的道德愤怒，不再思考个人面对重生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也不再思考似乎早已被命定的未来。2002年，诺贝尔颁奖委员会授予伊姆雷的颁奖词指出，“凯尔泰斯以他极具个性的文学创作，揭示了人类恐怖的堕落与沉沦，讴歌了一个脆弱易伤的个体对历史进程中的野蛮暴政的执着”，所谓“脆弱易伤”，实际上指的就是小说主人公在经历巨大打击、变故和悲痛之后的“逆来顺受”。
既然人生已经没有意义，故乡也同样没有意义。在《无命运的人生》为数不多写到布达佩斯的时候，伊姆雷写道，“当我环顾黄昏中的这个温馨的广场、这条虽被暴风雨席卷过却仍充满万千承诺的街道时，我已感觉到，我的内心里有个意愿正在积聚和增强：我将继续过我那无法继续过下去的生活”。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的经历已经使大屠杀幸存者既无力面对1945年之后的时间，也无力面对家国故园。对于伊姆雷来说，布达佩斯恰恰形成了他两个时间节点的生命断裂，集中营生活塑造的自我面对故友亲朋产生的疏离感在重新回到布达佩斯的那一时刻达到高潮，无论是来路还是归途都如浩渺烟波，命运无从选择，个体亦无从选择，因此作为故乡的布达佩斯被虚化处理也在情理之中。
纳道斯·彼得与布达佩斯的往昔
和伊姆雷一样，纳道斯·彼得也出生在后来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布达佩斯，他幼年时曾寄宿的列宁环路附近不止一次被他写进小说。在他的小说中，布达佩斯不但常常出现，而且特有所指。比如，在他的代表作《平行故事》中精神分析师赛姆泽夫人的家坐落在波若尼大街，这是布达佩斯解放之后纳达斯一家生活的地方；小说中赛姆泽夫人欧尔班山的公寓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纳达斯甚至还原了1956年之后全家从山上别墅再次搬到波若尼大街的情景；在“大公寓”一节不惜笔墨所介绍的公寓楼房也是纳达斯寄宿在列宁环路一间公寓的文本呈现。这样的例子在《平行故事》中不胜枚举，小说错综复杂的“平行”既指向时间又指向空间，而空间的大部分都是布达佩斯。然而比之于文本深处的一街一巷、一楼一馆，布达佩斯在《平行故事》中还被纳达斯赋予更重要的意义。
《平行故事》言说了三个关于匈牙利的历史事件，围城战、“匈牙利事件”和柏林墙倒塌，实际上或多或少都与布达佩斯存在关联。所谓“围城战”，指的是1944年苏联进攻布达佩斯迫使其退出法西斯阵营的重大战役，纳达斯选择了“普斐兰事件”这样一个相对小的题材，从多个维度讨论大战带给布达佩斯的影响，尤其是带给布达佩斯犹太人的影响。《平行故事》关注的是，作为首都的布达佩斯城市空间不断在“匈牙利事件”中被压缩，继而影响了匈牙利本民族人对自我身份的迷失和怀疑，“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成为冷战初期布达佩斯人的内心之问。如果说前两个“事件”都是从匈牙利内部审视社会和历史问题，那么小说中的“柏林墙倒塌”则从外部呈现了这一历史，所谓“柏林墙倒塌”指的是“东欧剧变”的象征，纳达斯以德国人卡尔·马里亚·杜林的身份和视角认识匈牙利，德国人后裔眼中的布达佩斯人的历史创伤和现实境地，更能还原出马扎尔人后裔的忧伤和彷徨。
在纳道斯·彼得笔下，布达佩斯既是他生兹念兹的匈牙利首都，又是20世纪匈牙利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象征符号，透过布达佩斯的岁月沧桑，读者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城市的历史走向，或者看到城市中生活着的人的历史选择，很多时候，布达佩斯仿佛生活在命运的施舍之中，然而回过头来看过去，仿佛又都是最好的安排。也正因如此，纳达斯总是为布达佩斯赋予一种温暖、平和又美好的感情色彩，无论如何，布达佩斯在纳达斯心中都是永恒的象征。而比之于作为历史象征符号的布达佩斯，《平行故事》中那些对城市面貌一点一滴的描述，也就不足道哉了。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与布达佩斯的现代性后果
从1976年起，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一直在布达佩斯生活，直到1985年移居德国。他先是在罗兰大学进修法学，后来又转向匈牙利语言文学，并以流亡时期的马洛伊·山多尔为题完成学位论文，其间还在贡多拉出版社工作，使得早期的文学自律性得以形成。彼时正值拉斯洛创作的初期，布达佩斯生活深深影响了他的创作，当时，他尚未写出《撒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但早期完成的中短篇小说集《仁慈的关系》业已出现布达佩斯的文学镜像。
然而在拉斯洛那里，布达佩斯已经不再是奥匈帝国时期的繁华都会，而是一个具有“现代性及其后果”标签的世纪之城，在《甩掉埃勒·博格达诺维奇》中，布达佩斯“一条又一条的小巷和主街，一座又一座的公园和广场，还有一个又一个的十字路口，仿佛所有的一切都包围着我们，我们像幽灵一般地退回到我们看上去出发的地方，置身于这么多莫测、匆促、复杂的运动之中，似乎不可能准确地辨别方向”，城市看上去拥挤而复杂，同样，《最后一条船》中也存在类似的描写。与他的前辈们相比，拉斯洛更加关注历经一战、二战和冷战之后的布达佩斯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产生的传统生活异化。在拉斯洛看来，乡村和城市本然地存在着关于古典和现代的对立，乡村中浸润着古典，而城市充斥着现代性，而他一直对乡村生活心向往之，甚至一度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在他的名作《撒旦探戈》中，城市成为欺骗的象征，而乡村则更为朴素，算是例证之一。所以，拉斯洛笔下的布达佩斯没有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样的现代性，而是呈现出了都市现代拥挤、不安或令人焦虑和虚无的面相。这一切都来自拉斯洛对匈牙利20世纪后半叶社会和历史的深入思考，现代性确如七宝楼台，可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拉斯洛的《撒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这两部奠定他匈牙利文学史地位的小说，看上去与《仁慈的关系》存在一些区别，其实内中表现的主题已经在早期的短篇小说集中初见端倪。布达佩斯，在拉斯洛那里具有从传统到现代转向过程的符号学意义，尤其衍生出了诸多现代性后果，而“后果”的文本延续是拉斯洛创作盛期整个东欧社会的颓败和衰落，这自然与拉斯洛本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息息相关，他毕竟是冷战带给东欧社会影响的目击者和见证人，同时言说着如布达佩斯这样城市的历史必然，颇有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之感。
从1872年老布达、布达和佩斯合三为一开始，到拉斯洛笔下拥挤、焦躁的现代都会城市，布达佩斯经历了100余年的社会和历史变迁，同时在100年间扮演着不同类型但却同样重要的指向民族国家的角色，一些作家看到的是兴衰，另一些作家看到的是荣辱。当然，20世纪言说布达佩斯的匈牙利作家不仅止于此，在一代又一代作家和诗人的文本深处，布达佩斯仿佛成为匈牙利文学的象征，见诸于各位文学家的笔端。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位作家笔下就有一千个布达佩斯，所以即便在这几位作家的笔下，布达佩斯的象征意义也不尽相同，对于山多尔来说，布达佩斯是一种美城，既是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生活的城市，又是被他写进小说作为重要背景的城市。而对于伊姆雷而言，虽然他在刹那间离乡又回乡，然而集中营的经历却使他假道小说人物呈现出某种对现实生活不安的疏离，以至于虚化了布达佩斯。至于纳道斯·彼得，他更愿意从历史的层面言说这座城市，以表达对城市的敬仰、眷恋和希望。相比之下，拉斯洛则更关注现代布达佩斯所受到的“现代”侵蚀，强调布达佩斯的世纪之变，其内在则指向人在高强度快速度的都会生活中感受到的压迫感和紧张感。
其实，无论是哪种文学表征，都无非是一种表征而已，布达佩斯的所指在不同的作家笔下悄然改变，而其能指永恒。如今，蓝色多瑙河自西向东滚滚流淌，城堡山古堡教堂依旧，纽约咖啡厅熙来攘往，并不因哪位作家的赞美或叹息而改变，经150余年的风霜洗礼，布达佩斯变得平静、包容而又现代，因此在新一代作家的笔下必然有了新的指向。古人说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所以每一个时代作家对布达佩斯的感情都可以被理解。自1872年以来，多少悲欢离合和刀光剑影都会随时间远去，而布达佩斯永存。
（作者系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