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26日，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在家中溘然长逝，享年96岁。7月28日，瓦尔泽离世的消息作为突发新闻出现在德国的各大媒体，引起广泛的震动和关注。德国官方在第一时间就做出反应。总统施泰因迈尔给瓦尔泽夫人发送了一封长长的唁电。他不仅盛赞瓦尔泽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一个世界级的作家”，对瓦尔泽的文学成就也做了极高的评价：“如果要我们列举一个充满历史意识和社会关怀的德国战后文学的代表，除了瓦尔泽，我们还会首先想起谁？”总理朔尔茨则在网络平台上表达对瓦尔泽的敬意：“我们好几代人都读过他的书；他争辩是非的乐趣给我们带来许多激烈的讨论。”总理府负责文化事务的国务秘书克劳迪娅·罗特则对瓦尔泽的文学批评精神表示赞赏，说他的作品证明“战后德国中产阶级的体面外观徒有其表”。
瓦尔泽“很德国”
瓦尔泽是联邦德国的文学元勋。首先，他是一个作品等身、功勋卓著的文学家。在长达70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先后出版了50多部书籍，横跨小说、戏剧、广播剧、诗歌、文论、政论等诸多领域。他的小说创作更是佳作频出，如《菲城婚事》《惊马奔逃》《迸涌的流泉》《批评家之死》《恋爱中的男人》《第十三章》等。他的文学创作给他带来了高昂的人气和巨大的荣誉。他是读者最多的德国作家之一，获得了30多种文学、文化大奖，其中包括德国文学最高奖毕希纳奖、德国最有分量的文化政治奖项德国书业和平奖（时任德国总统罗曼·赫尔佐克与一千多位各界人士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参加了颁奖仪式），以及旨在奖励哲学随笔的弗里德里希·尼采国际奖。此外，他还是多料院士和多料荣誉博士。
瓦尔泽是“很德国”的作家。一方面，他是首屈一指的当代德语语言大师。他的德语表达别具一格，字里行间充满了德国文化内涵，还有诸多令人叫绝的文字游戏，所以对读者的语言素养、知识储备都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常常显得很“转”、很“烧脑”。他的作品充分证明了文学语言就是思想者的语言，是剑走偏锋的语言。另一方面，他的作品讲述的是德国的人和德国的事，从社会到人性，从现实到历史。他的成名作《菲城婚事》（1957）揭示了战后德国“经济奇迹”背后的问题社会和尴尬人生，他的自传体小说《迸涌的流泉》（1998年）则通过一个未成年人的视角，对博登湖畔的瓦塞堡的日常生活和人生百态进行观察，为思考纳粹德国的来龙去脉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是一部与格拉斯的《铁皮鼓》和伦茨的《德语课》交相辉映的历史小说。他还写了以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为原型的长篇小说《批评家之死》（2002年）和以歌德为原型的小说《恋爱中的男人》（2008年）。
歌德是德国的文化符号，是家喻户晓的文化伟人，人称“文学教皇”的赖希-拉尼茨基，则是一位几乎家喻户晓的文学批评家。这两本小说都引起了轰动。《批评家之死》引发了一场远远超出文学范围的全国大辩论（这场辩论被称为“联邦德国文学史上的头号丑闻”），作品同时连续五周高居《明镜周刊》热销书榜首。《恋爱中的男人》则享受了最高规格的“满月庆典”：2008年2月，瓦尔泽在魏玛王宫朗诵新鲜出炉的《恋爱中的男人》。时任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不仅高调出席朗诵会——总统车队从魏玛大象宾馆缓缓驶向大约400米开外的魏玛王宫，而且在会后设宴款待瓦尔泽的“朋友圈”。这部小说也不负众望。首版初次印刷的15万册上市之后很快售罄，然后是不断地再版再印刷。时至今日，它依然是瓦尔泽小说中的销量冠军。
再者，瓦尔泽是一个忧国忧民、敢于直抒胸臆的知识分子，他频频站到或者被推至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甚至落下“精神纵火犯”的恶名。瓦尔泽有着绵延不断的“德意志忧思”（这是他的一本文集的标题），而他的一大忧思，就是如何应对战后的德国所背负的沉重而特殊的历史遗产。对于这个问题，他的感受十分深刻，他的思路则常常异于常人，所以显得很先锋、很异类。譬如，在德国社会对屠犹历史佯装不知或者避而不谈的时候，他率先喊出了“我们的奥斯维辛”这一响亮的口号；30年后，他又公开反对将奥斯维辛“大棒化”、“工具化”，呼吁纪念文化要在“良心的私有化”和“良心的公有化”之间保持平衡。还有，当德国知识界普遍认为统一无望甚至不值得期许的时候，他不仅明确表达自己对两德统一的渴望，还强力反驳了德国因屠犹历史而无法统一这一论点。这类大是大非问题牵动着几千万德国人的思想、情感乃至神经。
瓦尔泽的逝世，意味着德语文学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时代，是在新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长起来的一代文学新人合力打造的文学时代。这一代人年龄相仿、经历相仿。他们多数人生长在纳粹德国，多数人在二战后期当过兵、做过俘虏，并且体会过失去亲人的痛苦，有的还失去了故土和家园。因此，他们普遍有革新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渴望建设新德国新文化，因此，他们有彼此相近的社会和政治理念。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文学摇篮和文学阵地——四七社。活跃了20年的四七社（1947年至1967年），是一个别具一格的文学论坛或者说文学批评论坛。文学新人在这里登台亮相，朗诵自己的作品。朗诵之后则必须切换到“骂不还口”的模式，无论在场人士如何对自己的作品指指点点，都只能洗耳恭听。毫无疑问，四七社多少带有专业“批斗会”的性质。这个热热闹闹的四七社最终决定了联邦德国乃至整个德语世界（德国、奥地利、瑞士）的文学版图。从四七社走出来的，是一个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如伯尔和伦茨、格拉斯和瓦尔泽、恩岑斯贝格和希尔德斯海姆，同时还有几位在德国文坛指点江山的批评家，如汉斯·迈耶和瓦尔特·延斯，如约阿希姆·凯泽和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还有联邦德国首屈一指的出版人西格弗里德·翁泽尔德。
瓦尔泽是四七社的核心成员，他与四七社之间不乏故事与美谈。譬如，他受邀参加四七社的活动，是因为他的“大言不惭”。原本只是负责转播四七社朗诵会的他，竟对四七社的领袖人物里希特声称“我写得比他们好”。譬如，他的四七社的首秀作品是一篇带有卡夫卡风格的小说，众人听出来了（对四七社朗诵会进行报道的《法兰克福汇报》把他称为“施瓦本的卡夫卡”），但却不买账，因为彼时的德国人似乎还欣赏不了卡夫卡。因此，他无缘自己所瞄准的年度四七社文学奖。他在两年之后的1955年才如愿以偿。1962年，他撰写了一篇题为《一封写给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的信》的讽刺文章，对四七社的几位好为人师的评论家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描写，也算给四七社树立了一块小小的文学丰碑。这是一篇堪称经典的对批评的批评。可以说，《批评家之死》的作者已经在此小试牛刀。
文本内外的博登湖区
瓦尔泽的生活和创作都带有浓郁的乡土特色。瓦尔泽的乡土，就是博登湖地区。面积为536平方公里的博登湖，是一片国际水域。南岸大部属于瑞士，东岸有一小段属于奥地利，其余属于德国。德国的博登湖，除了东北岸的林道县属于巴伐利亚州，其余都属于以斯图加特为首府的巴登-符腾堡州（简称巴符州）。今天的巴符州，大致等同于历史上的施瓦本公国。这是一块美丽富饶、人杰地灵的福地。这里有绝美的风景，如黑森林、蒂蒂湖、博登湖，有以奔驰、博世、保时捷为代表的德国支柱企业和诸多的隐形冠军，这里更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德国诗人和哲人，如席勒与荷尔德林，如黑格尔、谢林、海德格尔。需要强调的事，巴符州三分之二的地区都说阿勒曼方言。阿勒曼语由大同小异的方言组成，分布在巴符州南部和巴伐利亚南部山区，同时蔓延到列支敦士登以及瑞士和奥地利的部分地区。阿勒曼语是昔日的阿勒曼人的语言，阿勒曼人则是古代西日耳曼人的一支。他们在法兰克王国后期与巴伐利亚人、法兰克人、图林根人、萨克森人、弗里斯兰人逐渐一体化，形成了日后德意志民族（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都用阿勒曼指代德国人和德语）。因此，如果从历史和文化渊源看，瓦尔泽是阿勒曼人，他说高地德语（德国普通话）的时候也带着浓厚的阿勒曼语口音。如果从现代行政区划的角度看，瓦尔泽是巴符州人，因为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居住在隶属巴符州的于伯林根和腓特烈港。正因如此，瓦尔泽逝世后，巴符州政府跟联邦政府一样密集发声。州长温弗德·克莱驰曼盛赞瓦尔泽“创造了不朽的文学”，同时称赞他始终不渝地保持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巴符州副州长兼内政部部长托马斯·斯特罗布尔称瓦尔泽是“一个伟大的巴登-符腾堡人、一个世界级的作家”；西南广播电台台长凯·格尼夫克则强调：“我们失去了德国战后文学最重要的一位作家，一个具有战斗精神的知识分子。”
瓦尔泽也是一个不离故土的作家。1927年3月24日，他出生在博登湖畔的小镇瓦塞堡。父母是小业主，经营一家兼作旅馆的餐厅，并辅以煤炭零售生意。瓦尔泽11岁时父亲病逝，家业一直由母亲支撑。他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哥哥和一个小他八岁的弟弟。哥哥约瑟夫战死在匈牙利，弟弟卡尔则留在瓦塞堡继承祖业。1944年，他中断高中学业，加入德国国防军，然后随军驻扎在茵河河谷。战争结束时他逃往家乡，路上被美军巡逻队俘虏，但很快获释。返乡之后，瓦尔泽在林道补读了文科中学毕业文凭。1946年冬，他前往位于巴伐利亚州东北部的雷根斯堡大学学习，一年半后转到位于巴符州中部的图宾根大学，主攻文学、哲学、历史，195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大名鼎鼎的荷尔德林研究专家、战后德国卡夫卡研究的开拓者弗里德里希·拜斯纳，他本人则成为德国撰写关于卡夫卡的博士论文的第一人。他在读书期间为南德意志广播电台做记者和编导，并与新婚妻子在斯图加特安了家。1957年，在凭借长篇小说《菲城婚事》获得首届赫尔曼·黑塞奖之后，他决定做职业作家。随后，他携妻女从斯图加特搬到博登湖畔的腓特烈港，在齐柏林大街（腓特烈港是齐柏林飞艇的诞生地和大本营）安家落户。1968年，瓦尔泽再次搬家。他带着妻子和四个女儿一路西行，来到博登湖畔的于伯林根，在其东郊小镇努斯多夫（意译：核桃村）的一栋临水别墅安顿下来。自此，瓦尔泽一直仙居在这湖光山色之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仙逝之后的瓦尔泽叶落归根，回到出生地瓦塞堡，安息在有“湖畔教堂”之称的圣格奥尔格教区教堂的墓地。
纵观瓦尔泽的求学、求业以及安家落户的人生轨迹，我们发现，如果撇开在雷根斯堡的短暂求学，瓦尔泽几乎没有走出半径200多公里的故土圈：如果从瓦塞堡驾车出发，到腓特烈港是18公里，到于伯林根是50公里，到图宾根是148公里，到最远的斯图加特也就221公里……瓦尔泽离不开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博登湖畔。他年轻时如此，上了年纪更是如此。上世纪60年代，著名作家乌韦·约翰逊曾力劝他迁居柏林（房地产广告都寄来了），他却不为所动；20年前，在《批评家之死》引起的舆论风波中，他动过移民奥地利的念头。即便如此，他想移居的地方，也是位于奥地利最西端、濒临博登湖的福拉尔贝格州。
1978年，他与同样居住在博登湖畔的水彩画画家安德烈·费库斯携手合作，做了一本图文并茂、描述博登湖风土人情的小册子。有意思的是，当出版商问如何取书名、瓦尔泽随即写下“故乡礼赞”的时候，出版商几乎有些目瞪口呆。“您在开玩笑？”出版商问。“绝对不是。”瓦尔泽回答。这个让我们一头雾水的对话，只能结合特殊的德国历史来理解。纳粹德国大肆宣扬以血与土为特征的民族主义，所以战后德国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人们不说也不好意思说自己爱家乡、爱祖国。瓦尔泽想到的书名有些出人意料，但事实证明这一书名再合适不过：当出版社在林道的一家湖畔酒店举行《故乡礼赞》首发式的时候，活动现场座无虚席，恭请瓦尔泽签名的读者更是络绎不绝。当然，瓦尔泽也利用自身的社会影响力为博登湖区的各项建设做出贡献。他的付出得到热情的回应。譬如，他获得了瓦塞堡荣誉市民的称号，他也是腓特烈港和于伯林根的荣誉市民，博登湖南岸的康斯坦茨大学还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博登湖区同样进入了瓦尔泽的叙事空间。熟悉瓦尔泽小说的读者，如果开车行驶在博登湖和上施瓦本地区，都会感到重逢的喜悦，因为有一个个熟悉的地名、有一片片熟悉的风景扑面而来。瓦尔泽最有名的中篇小说《惊马奔逃》的故事就发生在博登湖畔的于伯林根。当我们看见小说中有一对前来湖边度假的哈尔姆夫妇下榻在核桃村时，我们自然而然地要开启传记及心理学解读模式；当我们看见赫尔穆特在前往克劳斯·布赫下榻的宾馆途中调侃比尔瑙教堂“像牛犊一样挺起胸脯迎接阳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瓦尔泽擅于就地取材。因为，矗立在他家东边几百米的山腰上的比尔瑙教堂，是一座坐北朝南、具有巴洛克建筑风格的朝圣教堂，赫尔穆特戏谑这座朝圣教堂，就是为了避免给人留下自己在朝圣的印象。《惊马奔逃》不仅征服了众多读者，其中包括长期对瓦尔泽进行无情打压的赖希-拉尼茨基——他惊叹这是“德语散文的一篇杰作”。它还让瑞士雕刻家伦克获得了创作灵感。1999年，一尊由伦克创作、取名为“博登湖骑士”的怪诞组雕出现在于伯林根的码头广场，并旋即成为于伯林根的城市地标。雕像上面那位戴着眼镜、穿着溜冰鞋的骑士就是瓦尔泽，那匹夹着尾巴、止步不前的马就是瓦尔泽的“惊马”。伦克的作品让瓦尔泽成为唯一一个在有生之年就享受雕塑纪念的德国作家。《迸涌的流泉》同样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乡土小说。这本小说不仅勾勒出瓦塞堡及其周边地区的风土人情，包括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宗教习俗、语言习俗（阿勒曼方言也成为小说的话题和看点），而且写出了历史和政治，还有复杂多样的人性。读到马戏团小丑戏说1938年德奥合并这一历史事件时，我们不禁要再次为瓦尔泽擅于就地取材而拍案叫绝。因为小丑说的是：1938年春博登湖的湖水猛涨，不是因为周边山区的冰雪融化，而是因为“奥地利人的眼泪”——奥地利人“为回归帝国喜极而泣”。德奥关系可谓一言难尽。
我们最后说说瑞士。瓦尔泽对瑞士有割舍不断的情缘。一方面，瑞士的大部地区原本就属于昔日的阿勒曼-施瓦本公国，与博登湖和上施瓦本地区构成了一个语言、文化乃至政治共同体。阿勒曼语是这一地区的语言纽带。瓦塞堡与隔湖相望的圣加仑在一千年前就亲如一家（当时还不存在瑞士这个国家）。公元10世纪，当马扎尔人大举进攻圣加仑的时候，修道院的教士们纷纷逃往固若金汤的“水中要塞”瓦塞堡（德语里的瓦塞堡本来就是“水中要塞”的意思）。另一方面，瑞士西南部阿尔卑斯山区的瓦莱州（海拔4478米、远近闻名的马特洪峰就在瓦莱州境内）是公认的瓦氏宗亲的发源地。大约从公元12世纪起，瓦尔泽们从这里走向了四面八方。20世纪中叶以后，瓦尔泽们产生了强烈的宗族意识和寻根意识。他们不仅在瑞士多个地方建立了瓦氏之家，他们还举行三年一次的国际瓦氏宗亲大会。1962年，首届大会在被誉为“阿尔卑斯山珍珠”的瑞士小镇萨斯费举行。瓦尔泽参加过瓦氏宗亲大会，因为他乐意认祖归宗，尤其是宗族里面还有一位罗伯特。罗伯特·瓦尔泽（1878-1956年）是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瑞士作家，受到卡夫卡、穆齐尔、黑塞、本雅明和图霍尔斯基等诸多德语大家的推崇。马丁对罗伯特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他自述把后者的小说《雅各布·冯·贡滕》读了二十来遍。1978年，在苏黎世举行的罗伯特·瓦尔泽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他是当仁不让的特邀演讲嘉宾。此外，瓦尔泽一家在瑞士的格劳宾登州有一套乡间别墅，而格劳宾登也是瓦氏宗亲会认定的瓦氏祖居地，1989年的瓦氏宗亲会就在这里举行。瓦尔泽还特别钟爱瑞士的高山牧羊犬，其中一只叫布鲁诺的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它多次与主人同框出镜。还有，《迸涌的流泉》的小主人公给他的爱犬取名退尔，既是为了纪念席勒，也是为了纪念瑞士的民族英雄威廉·退尔。
热爱家乡、扎根故土的瓦尔泽，又是一个频繁外出、喜爱远游的作家。平均下来，他每年有一半的时间人在途中。当代德国作家恐怕无人能出其右。但是他需要云游四方。一来有乡愁就有远愁，二者相辅相成。他的远愁也非常人能比。二来他是当代的“文学君主”，他需要巡视自己的文学领地，要与四面八方的“文学臣民”保持接触。况且他生活在朗诵文化极为发达的德国。在这个国家，有文学新作诞生，就有作品朗诵会，而朗诵会总是给朗诵新作的作家带来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瓦尔泽既是“文学君主”，又是高产作家和公认的朗诵艺术家，所以他自然成为参加自家作品朗诵会最多的作家。光是一本《恋爱中的男人》，就让他登台朗诵了50多场，甚至让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他是博登湖的儿子，但他最终属于全世界。
（作者系马丁·瓦尔泽中文译者，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