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夏天，新青年剧团改编的戏剧作品《大师和玛格丽特》先后在北京和上海与观众见面。
这部诞生于近百年前、饱经磨难的旷世之作，带着新鲜的气息，拨动了中国观众的心弦。
“要知名，要知名”
《大师和玛格丽特》是苏联“抽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作。作者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一生历尽坎坷，他在大革命的时代颠沛流离，20世纪20年代初前往莫斯科，过着卑微潦倒的生活。坚持不懈的创作让他在20年代中期赢得了声望，但他作品中丰满不羁的意象和深邃多义的主题也冒犯了那个时代主流的“无产阶级文艺评论家”。这些人审美修养贫乏但政治斗争经验丰富，布尔加科夫的第一部小说集刚刚出版，他们就试图置他于死地。即便如此，布尔加科夫仍凭独树一帜的创作成为那个时代最具声望、最受观众欢迎的剧作家。
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政治生活全面转向保守，知识界掀起一场针对革命前的“旧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而1928年成立的“拉普”（全称为“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则誓要在文化领域全面清算“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反革命的创作”。布尔加科夫首当其冲，剧院将他此前备受欢迎的作品从保留剧目中清除，他的新作品不能上演和出版。一位卓越的大作家，一度沦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
《大师和玛格丽特》在这样的处境下完成，它是作者“最后的夕阳小说”。布尔加科夫用不羁的幻想和辛辣的讽刺拷问了那个时代的疯狂和扭曲，用爱和温情为一位因坚守信仰而被斥为贱民的文学大师构建了一个小小的精神避难所。《大师和玛格丽特》是布尔加科夫面向未来读者所作的灵魂表白，倾注其一生最后的心血。据他的妻子叶莲娜回忆，1940年3月6日，布尔加科夫去世前四天，疾病已经完全毁坏了他的大脑。叶莲娜对病榻上神志不清的布尔加科夫说，会以自己的名誉保证把他的小说打印出来，让它渡过难关，他的小说一定能出版。“他专心致志地听着，仿佛也明白我的话，然后就说‘要知名，要知名！’”
布尔加科夫死后，这部作品在他的抽屉里尘封了26年；而它第一次以完整的面目跟其祖国的读者见面，则是在作者去世33年之后。从那以后，它被公认为苏联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并不断被各国的影视和戏剧工作者改编。新青年剧团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是它第一次被搬上中国舞台。而在此之前，小说已经被20多家中国出版社（含港台）出版了几十个中文版本。它无疑是当代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外国文学名著之一。
“康德这种人，就该抓起来判他三年”
倘若原作是衡量一部改编作品的必要参照系的话，那么平心而论，这一版话剧《大师和玛格丽特》大大削减了原作的哲学主题和思想深度，绝非一个能令“原著党”心满意足的改编。然而作品上演之后好评如潮，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它的动人之处究竟何在？
小说一开篇，我们看到德高望重的文坛老前辈向年轻诗人面授机宜，让后者冲锋陷阵，去摧毁承载着千百年文明的信仰。讽刺的是，在这种文化潮流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尽管已发表了若干作品，眼看就要成为文化领域的中坚力量，精神世界的苍白贫瘠却令人震惊。当魔鬼沃兰德前来相与攀谈，提醒他们注意康德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时，年轻诗人愤愤地骂道：“像康德这种人，竟敢宣扬这种论证，就该抓起来，判他三年，发配到索洛维茨岛去。”一番辩论中败下阵来，无知好斗的年轻人认定这怪异的家伙是个外国间谍，敦促领导一定要把他抓起来。
需要跟随布尔加科夫去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怎样的社会文化在剥夺人们的理性和独立思考能力？
布尔加科夫对这位年轻诗人颇为宽容。随后的情节中，年轻诗人被关进精神病院，他的真话被当成胡言乱语。在那里他有幸遇到大师，通过与后者交谈意识到自己的精神世界多么荒凉贫瘠，自己那些溜须拍马的创作多么虚假丑恶。在小说结尾，他不再写诗，成为潜心研究历史的学者。而在新青年剧团的舞台上，这个年轻人并不受待见——他和莫文联主席的蝇营狗苟，他经历各种意外之后的狼狈，可谓丑态百出，最终在精神病院尝到专政铁拳的滋味。他有因认识大师而变好一点吗？他后来的结局怎样？演出没有交代。他被定格为不公不义的社会里既得利益群体的一员。如果你曾在这样的社会里吃过苦头，你会希望他有好结果吗？
小说中的“莫文联”，豢养着一批才具平庸的卑鄙小人。而莫文联下属的“格拉鲍耶托夫之家”作为作家们的聚会场所，充分反映那个社会里官方文化艺术缺乏道德的本性。一群庸才在这里大吃大喝；按原作中双关语的说法，这帮家伙“人人都按照一个音调撒尿”。他们卑躬屈膝，甘受一种狡猾而腐败的意识形态驱使。他们在享乐和追逐个人利益方面豪情满怀，唯独创作上孱弱无力。相比之下，一个真正的大师只是因为凑巧中了彩票，才得以摆脱贫困专心创作。而作品引发官方首席评论家不满，竟然给他带来牢狱之灾。观众估计很难对布尔加科夫笔下的世界保持无动于衷，而不带入共情和愤怒。正因如此，当舞台上的玛格丽特化身魔女打砸莫文联大楼，并与魔鬼的两个随从一同火烧格拉鲍耶托夫之家时，现场观众恐怕都会拍手称快吧。
道德平衡被打破
有研究者指出，小说里实际上有三位“大师”，分别是无名无姓的写作者、魔鬼沃兰德和大师笔下的救世主约书亚。还存在四个世界，即历史上的耶路撒冷、20世纪的莫斯科、沃兰德的魔法世界，以及小说结尾时高高在上的约书亚所执掌的道德世界。舞台改编对这种复杂的构思做了简化处理，大师和约书亚的形象重叠在一起，成为纯洁的无辜受难者的化身。彼拉多与精神病院院长斯特拉文斯基的身影重叠，挥舞着令人恐怖的、不受约束的专制权力。而精神病院和格拉鲍耶托夫之家则难以分别，共同指向一个颠倒混乱的世界。如此一来，演出蓄意破坏了布尔加科夫尝试维持的某种道德平衡。
在剧中，死去的约书亚是个纯粹的牺牲品，我们没有听到他道成肉身的消息，也未曾见到他所指引的那个超越性的道德世界。约书亚那天真单纯的圣洁不仅没有震颤彼拉多的灵魂，反而激怒了后者，给自己招来痛苦的折磨。在原著里，约书亚临死前留下遗言：“懦弱是人类所有罪恶中最大的恶。”这句话如烙铁般炙痛彼拉多麻木倦怠的灵魂。在此后近两千年里，他的灵魂备受煎熬，承受着蜕却官僚外壳、重新恢复人性的痛苦折磨。而在改编中，彼拉多是彻底非人化的、抽象权力的化身。除了动用权力施虐之外，他唯一关心的是加紧建造太空舱，以便在生态危机爆发的前夕独自脱离灾难。
原作的道德平衡被打破，是否贬低了演出的水准？我的答案是没有。舞台上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或许偏离原作，却迸发了强大的真实能量。
人间不值得，但他们还是想留下
改编对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处理也值得注意。在原作中，这两个人物出场很晚。布尔加科夫铺陈了时代的腐败颠倒，让主人公在其中沉浮受难，最终获得超越性拯救。而舞台改编则从玛格丽特的第一视角切入，她要找到受苦的爱人，为他报复一切的不公。舞台上大师和玛格丽特是两个年轻美丽、单纯无辜的青年，他们透过镜头凝望彼此的镜像，隔着可望不可及的距离呢喃缠绵，在镜面上涂抹着遁入理想世界的可能通道。顺便说一句，舞台后景中化妆间的设置，以及在这一区域中的表演和影像拍摄，从构思到技术呈现都令人赞叹。
小说中他们结缘于一束黄花，这个意象在舞台上被放大，甚至出现在世界被摧毁后的废墟中，令主人公痛彻心扉。这些段落可能多少有点安妮宝贝的气质，但确实细腻入微地描摹出剧中人物的精神状态。他们是不是布尔加科夫笔下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就是社会中的青年，经受着摧残，见证着世界的堕落与毁灭。
布尔加科夫死后，诗人阿赫玛托娃为他写下悼亡诗，其中有一句广为流传：“在令人窒息的四壁内您渴望呼吸。”这也是《大师和玛格丽特》剧中男女主人公的精神写照。最终，大师和玛格丽特拒绝魔鬼指示的超越之路，决定回到地下室去彼此依偎。有观众认为这是改编的败笔，落脚点在小情小爱，消解了前面铺垫的意义。而我看到此处却很感慨。人间不值得，但他们还是想留下，尽管连卿卿我我的欢爱都无法召唤出岁月静好的幻觉。布尔加科夫的好友、反乌托邦小说《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曾这样谈论魔鬼和文学的关系：“一个真正的人永远都是浮士德，而真正的文学则无疑是梅菲斯特。并且，梅菲斯特是世间最伟大的怀疑论者，同时也是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及理想主义者。他借助于各种可恶的毒药——怜悯、讽刺、冷嘲、高傲——毁灭了一切成就以及现存的一切。这完全不是因为他迷恋毁灭的烈火，而是因为他心中坚信，要用人的力量达到上帝般的完美境界。”
当面临种种无从解决的问题，当命运通往至暗时刻，我们又该如何自处呢？做个魔鬼般的毁灭者，毁灭一切伪善的谎言，是否能让我们看到些许救赎的可能呢？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