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德语翻译，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承担陪同中国作家出访的任务。本篇记叙了著名作家路遥在访问期间不慎丢失费用、而后又上下协力弥补“过失”的小故事，显现当时出访过程中的诸多时代特征，也是考证路遥生平事迹的有趣佐证之一。

  1、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了两个身着黑衣的女人

  1986年，我作为中国作协外联部翻译，陪同我国作家团出访德国，到德国的第一站是科隆。团长是王愿坚，作家有路遥、袁和平、扎西达娃。

  孟春季节，风和日丽，蓝天白云，大地吐绿，参观完科隆大教堂，大家心情极好，我们五人作家团，除了我，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出国，更是第一次来到西方。大家互相开着玩笑，一路春风地漫步在大教堂前的广场上，闲聊着接下去三星期的访问设想。

  突然，我们眼前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了两个身着黑衣、头披黑纱的女人，各自手里抱着一个六七个月大的婴儿。她们飞快地靠近我们，继而冲着路遥紧贴上去，同时举起手中的婴儿，顶到了路遥的下巴上，脸上一副悲哀可怜的神态，嘴里含混地祈求着，让人立马想到这是两个百分之百的女乞丐。这种强要饭的作态，别说是第一次跨出国门的作家，就连一年来德几次的我都是前所未见。

  又跟风似的一转眼，两个女人同时转过身去，双手托抱着孩子瞬间跑远了。不到两分钟，路遥忽然惊呼：“我的钱丢了！我的钱被偷了！”只见他身穿的草绿色猎装右上方的袋口扣子已被解开，口袋盖子的一半露在外面，一半塞进了口袋，他说钱包就装在口袋里。我疾步朝那两个女人遁去的方向追去，可是无果，她们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300美元啊！在上世纪80年代可不是一个小数！那时候，一名出国人员只允许兑换30美元，所以每次出国，每人每天只补贴一美元作为零花钱。为了回国能买上一台彩色电视机，作家们出国前常通过黑市交易用12元人民币换取一美元。

  按照当时政策规定，每次短期出国回来，大家可以在“出国人员服务部”免税买一台日本原装进口彩色电视机。但是仅靠合法兑换的30美元和每天省下的一美元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普通20英寸的电视机也要400美元以上。

  那年头好的稿费一千字也只有8元，300美元要爬多少格子！路遥因此突然变得沉默寡言，性格刹那间迥若两人。他很懊恼，万万没想到一下子丢了那么多钱；我也很懊恼，心想每个团出访前总会无休止地交代大家：“须小心小心再小心，出门三件事，护照、外汇、黄皮书。”

  2、访问才刚刚开始，大家的情绪一落千丈

  作家是有个性的人，不能过多地说，多说了人家会腻。好像我们搞外事的吃了两天洋面包就自觉比他人高明，加上我比他们都要年轻，在他们的眼里我也许就是一个初出茅庐、涉世未深的学生。

  我又烦又恨，心想，唠叨无数遍就是不愿入耳，现在自讨苦吃！但没辙，这是我带出来的团，我得负责任，心里虽有牢骚，但过后冷静下来还得去解决问题。而且单位领导经常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作协外联部是个服务单位，作家们无论有什么事，我们也要服务他们，再大的问题等回了国再说。”

  大家无奈之下离开教堂广场去吃午饭，到了餐厅路遥不想吃，他说吃不下。我转过脸看看团长王愿坚（电影《党的女儿》、《闪闪的红星》的作者），他也是一脸无奈、爱莫能助的神态。要知道他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对这种突发情况没有丝毫经验。

  大家的情绪一落千丈，访问才刚刚开始，之后还有三个星期满满的日程。带着这种精神压力，尤其是路遥，起初兴致勃勃的旅行会很快变成度日如年。

  餐后回到旅馆，我拿了方便面去看路遥，他拿来烧水壶，我说：“我来帮你煮吧。”路遥平常性格内向，从来谈吐缓慢，颇善解人意，此刻却变得异常烦躁：“怎么，我连方便面都不会煮，还要你来煮？！”我说：“不是因为丢了钱嘛，想安慰安慰你，帮帮你。”他转过脸直视了我一眼，神情像是在说：谁也帮不了忙。他如此烦躁，可见内心的痛苦。

  安顿下路遥，我去找团长。我对他说：“路遥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这样如何继续访问啊？”王团长也一时想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餐厅用餐时，席间我曾提议大家凑一点儿钱给路遥，但我的话刚一出口，便很快又在心里自我否定了。我考虑：一则出于自尊，路遥是打死也不会要大家的钱的，这种人情债会带给他很大的精神压力；二则大家个人手里的美元都有限，或许每一分钱都已有了安排，大家即使想帮也给不了多少，这样的杯水车薪无法弥补路遥的损失。我又想到，作为被邀请的客人，我们可以把情况直接反映到德国外交部去。但是，我和团长都知道，从外事程序而言，如果反映必须事先请示驻德大使馆，而大使馆还要请示国内外交部，折腾的时间长不说，最终路遥能否得到补偿也是个未知数。另外，团长觉得请示使馆的不妥之处还在于，事情弄得满城风雨，他作为领导回国也不好交代。


  3、我说出了心里酝酿已久的想法

  我们访问的下一站是西柏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派来的陪同小姐将在那里等候我们。她是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学生，为了省时间和经费，她不能专程从柏林飞法兰克福接我们，科隆这一站我们自理。我们想团内有我会德语，在陪团方面也有经验，故做此安排。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但暂时未跟团长谈及，我想等征求了陪同小姐的意见后再说。

  到达西柏林后，我们与陪同小姐碰上了头，她的中文名字叫欧燕。我找个机会把路遥在科隆美元被偷的情况跟欧燕和盘托出。她一听丢了300美元，算一算差不多相当于800马克，一下子就哭了。并说她这是第一回替本国外交部打工，她不想把这件事往上报，外交部一旦知道了一定会为难，至于外交部最后会不会给予补偿她心中没底，无论结果怎样，第一次任务没有圆满完成，她害怕以后很难再有这样的工作机会。

  既然这样，我又说出了心里酝酿已久的想法。我说：“有个主意不知你觉得是否可行？我们的伙食费德方不是可以报销的吗？每人每顿的标准是多少？”她说：“正常情况下每人25马克，不能超出30马克。”我又问：“如果超标了怎么办？”她说：“偶尔一两次还可以，但报销时要做说明。”

  因为这件事我脑子里前后盘算好几次，所以马上胸有成竹地提出了我的方案。我说：“在柏林的几天你把伙食费给我，每顿按30马克的标准，按最高标准的理由可以是柏林的中餐味道很棒，团员们吃得好了一点儿，后面几个城市可以省一些。我们可以将其中两顿报35马克，理由可以说会见了一些中国朋友，多喝了点儿啤酒。”这一笔账我算过：一餐饭150马克，两天就有600多马克，这样路遥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但欧燕说：“吃饭没有发票，是没办法报销的。”我说：“我想过了，发票我到中餐馆想办法，给点儿小费买张发票是能行的，不然就多跑几家，把两天的饭费开在一起，包括你的餐费。我们可以解释因为餐不错，就在这家店连续吃了两天。”

  欧燕想了想同意了。我觉得这和他们无形中会护着中国有关，我所接触的学中文的德国学生都对中国有着天然的亲和力，这种情愫往往令人感动。后来在寻找如何向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交差的措辞中，欧燕始终跟我站在同一条战壕里。

  我心情轻松地把谈话结果向团长王愿坚汇报，王团长也如释重负地笑了，说自己没有一点儿外事经验，苦恼了一夜也想不出一个好招。

  我们当即召集全体团员在团长房间开了会，把决定向大家作了交代，宣布为了解决这起外事事故，就委屈大家两天，早餐在饭店里尽量吃饱，中午和晚上都回饭店吃方便面。

  4、意外得到一笔版费，路遥丢钱的问题彻底解决，全团恢复了高昂的情绪

  我每次出国都会带上满满一行李箱方便面，目的就为应急。记得有一回我们访问民主德国，到了目的地发现没有一家中餐厅。来自天津、年届七十的延安老作家杨润身因为受不了西餐，胃病闹得起不了床，影响了全团的行程。

  团里上了年纪的老作家相对来说事情比较多，青年作家适应能力强，应急情况发生得很少。记得西柏林那次出访，我时时提醒大家抓紧时间用早餐，因为当天的大会是开幕式，我请大家力争不要迟到。这时突然一位老作家诉苦，说咬面包时不小心崩掉了一颗牙。我赶紧询问服务台是否有可行的应急措施，自己的早餐根本就顾不上了。平日宴会时，翻译人员席间不停讲话，没时间吃东西是家常便饭，好在我经受了农村插队的“双抢”历练，早就练出了可以24小时不吃饭的本事。

  没想到这一回为了路遥，我带的这一行李箱的方便面又派上了用场。大家吃方便面，省下饭钱，就不用捐出自己的外汇，路遥也免了欠下人情债。

  俗话说，祸不单行，但好事也不独来！路遥的《人生》被拍成电影上映后，成为国内文艺界一个热议的话题。本来中国电影走出去是文联的职责，与作协无关，但莫言的《红高粱》和路遥的《人生》都是我国在柏林金熊奖上的力荐之作，这回小说的作者本人将访问西柏林，自然是两国文化接洽的极好机会。

  我们事先联系好了金熊奖评委，约好带上电影《人生》毛遂自荐。因影片尚未译成德文，我出发前从小西天电影厂调来录像带，在单位试了一回同声传译，因为我们要在电影正式翻译出品前给评委会一个“Vorgeschmack”（提前感受）。我当时在给当地的信里就是这么写的。

  到德国后的一天下午，我和路遥单独去了金熊奖电影馆。电影馆老板是一位长者，态度和蔼可亲，身边带着一名中德混血的男翻译。我和这位翻译1985年在西柏林艺术节上见过，没有深交，对其身世也不甚了解，只知道他在德国土生土长，中文发音很标准，但没听过他长篇的中文翻译。

  到了电影馆见面寒暄时，我身为客人，老板自然用他的翻译。路遥做了影片介绍和小说的背景交代。这些做翻译时那位同行不需要说中文，听中文说德文便是。其实我很想听听男翻译的中文，希望知己知彼，但很快，他就在路遥的陕西口音前遭遇了困难。为了使谈话顺利进行，我只好在必要时候介入。

  随后，又有电影馆其他人员到来，一共来了十几号人。那位翻译提出听方言有困难，希望电影的同声传译还是由中方承担，也就是要我来承担。电影馆的音响、影像设备一流，对同声传译的操作程序我也不陌生，因为此前我就有过一次经历。那是1985年秋中国作家团出席南斯拉夫马其顿国际诗歌节，我做过一次同声英中对译。那次是出访东德团顺访南斯拉夫，我想领导一定是从我的档案里知道我当年大学考的是英语，为了省掉一个翻译的旅费，遂决定让我兼任英语翻译。

  中德同译我也做过，那次更有意思。那是我求学到德国后，有一次北京考察团来慕尼黑，要考察德国政府如何解决国家公职人员的社保问题，由马普所接待，让我去做会议翻译。为了节省时间，马普所提出要同声口译。到现场我一看，会议厅是一张大长桌，三十几人同坐，也没有同译设备。于是我提出如果非要同传，那就中国人坐一边，德国人坐一边，我坐中间。

  大家马上起身调整座位。会议开始，中国人发言时，我把脸转向德国人，耳朵留给同胞；到德国人发言时就反过来。因为没有同声翻译设备，自己说话会影响听力，幸好我们北外有听说领先的训练，加之那时年轻记性好，口齿伶俐，翻译时半个脑子管耳朵，半个脑子管嘴巴，两个钟头结束后，我整个人已经麻木了。

  因为有过这些经历，这一次我只是将《人生》电影事先练了一遍，心里就感到有了些底气。而事后从观众的表情也可以看出我的传译是成功的，大家跟着情节走，为电影的内容所打动。电影结束后，观众们默默静坐了一分钟后才慢慢退出。

  电影放映结束，临近告别时，又出现了惊喜。影馆老板要付“版权费”，理由是不能白看这场电影。我一听可高兴坏了，心想这下路遥钱的问题就解决了！当时我们手头没有回谢礼，于是便把那盘《人生》电影录像带权作礼物留给了老板。老板出手很是阔绰，我们也不客套，恭敬不如从命，悉数收了。

  这样一来，我们的团队凭空增添了几百马克的财务实力，路遥丢钱的问题彻底解决了！路遥补全了损失，全团也恢复了高昂的情绪，当天晚上我们就去喝德国啤酒庆祝。

  5、出国几天来的风雨同舟，我们的关系也变得亲密

  路遥平常不喝酒，那晚他是否喝了啤酒或者饮料已无法记忆。但路遥提出了难得的请求，希望外联部能安排他去一趟苏联，他想亲眼看一看自己崇拜一生、电影里的保尔·柯察金当年亲手筑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名著，我们年轻时代读得爱不释手、废寝忘食，已记不清来回读了多少遍了。”路遥说。

  借着出国几天来久违的欢快时刻，我们回顾了白天的电影，谈到了他的小说《人生》。路遥心情好了，话也多了，说小说《人生》其实只是个提纲，当时因为需要稿费等米下锅，同时也急于写出名堂，发表有些仓促，现在回想起来还有很多经历该写而没写进去。他想改写《人生》，我一听马上说：“不行不行，千万不行，《人生》是你的出世之作，也是你的成名作，这块奠基石万万不能动。我在北外读大四时就听你的小说广播，多感人啊！高加林是我终生难忘的人物。你如若心里还有要写的，不如另起炉灶，再写一本。”

  出国几天来的风雨同舟，使我和路遥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关系也变得亲密，加上我们还齐心协力共同克服了困难，仿佛成了患难之交。因喝了酒，谈吐变得更为随意，我又情不自禁地出言笑问：“路遥，巧珍那么好的姑娘，你当时怎么忍心把她甩了？”没想到路遥神色顿时黯然，又恢复了昨天的哀伤表情，心灵仿佛又回到了知青年代的记忆，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1992年我到德国生活，为了生计，每天十四五个小时地忙于上课、打工，养家糊口，后来创业更为辛苦。在一天得知路遥去世的消息时，我的心里又难过又痛惜，心里想，他那么年轻，虽然不是天纵之才，但搞创作总是那么动情，一腔真情地、呕心沥血地写。他跟我说过，半夜三更写到动情之处，会一个人跑去院子里痛哭一场，回来继续写，别人都以为他疯了。

  多年后，我又在德国得悉路遥出版了新作《平凡的世界》，后来还读到了相关书评，有人说看了《人生》就没必要再读《平凡的世界》，因为情节如出一辙。难道是路遥真的改写了《人生》？抑或是扩展了《人生》而得《平凡的世界》？我没有读过《平凡的世界》，没有发言权，但我确信：有的作家一辈子能写很多很多的小说，如莫言，因为他的小说大部分在写别人；也有的作家一辈子只能写一部小说，他永远在写自己，如路遥。

  2023年4月10日易稿慕尼黑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