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国文老师成为忘年交已三十几年了。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那时我是北影厂的组稿编辑，我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国文老师凭《冬天里的春天》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

  北影厂将《冬天里的春天》拍成了电影，导演是水华的“徒弟”马秉煜，长我几岁，我俩是好友。“徒弟”是北影厂习惯的说法，意指哪位年轻导演多年做过哪位老导演的助手、副导演，等于是被后者带出来的。

  我的好友第一次独立导片，我自然特别关注，便也怀着崇拜的心情读了《冬天里的春天》，读后感慨良多，此前那类长篇小说在中国尚未产生过。国文老师与王蒙老师，从维熙老师、陆文夫老师以及高晓声、张贤亮、张弦等老师辈作家有过共同的一段人生经历；我这一代作家，不论获奖早点儿的晚点儿的，大抵都从他们的作品中吸收过创作营养，几乎集体地称他们那一代作家为老师。

  马秉煜请国文老师到北影厂看样片，由我和水华前辈作陪。他向国文老师介绍我后，国文老师笑道：“你太瘦了，以后要吃好点儿。”

  他的话将秉煜、水华老师和我全逗笑了。

  我认识的国文老师一向善于打破拘束，将人与人初次见面的气氛调节到各自放松的程度。

  后来我和他共同的朋友如桂晓风、聂震宁、林予、李岩、臧永清谈到他时，共同的体会那就是：“和国文老师在一起很舒服，是种相处的享受。”

  并且，我见证过那样到情形——如果某种场合使他觉得不舒服，他往往悄然早退。如果是研讨会，必定在发言后，歉意地说明早退的因由；如果是社交性聚会，则一般在一小时后，离去得十分礼貌。

  他是一位不愿在违心应酬方面浪费时间的长者，也是一位不愿使任何人感到不自在的长者。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显然是他做人的原则之一。

  那日在北影厂看过样片，我们四人座谈了一小时左右。

  秉煜问他为什么将小说定名为《冬天里的春天》？

  他的回答是——人生也是有四季的，大抵如此。处于逆境如同度严冬，但人心里应始终有春天。心里有春天的人，好比有抗寒能力的树木，我对这样的人心存敬意......

  他的原话我已记不清了，基本意思却不曾忘过，并且对我日后的创作具有长期影响。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中的主人公们，其实也是虽身处严冬般逆境而心里有春天的人物。同样之人物是我全部长篇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送走他后，秉煜自言自语：“一点儿都看不出来。”

  我问何意？

  他说：“他的人生中有过十九年多逆境，好漫长的冬季啊。”

  我一时无言以对。

  水华老师则说：“他是心里一直有春天的人。小马你记着，再与他通电话时，代我问他好，还要代我表达对他的敬意。希望你们两个年轻人，以后成为他的朋友，他身上有值得你们年轻人学习的方面。”

  后来我果然与国文老师成了忘年交。我俩毕竟同在文坛，接触机会多，那是情投意合之事。马秉煜却没有我幸运——他后来当了副厂长，除一部儿童片，没再拍电影；自觉有负国文老师的期望，不好意思再面对他。然与我在一起时总会问：“国文老师还好吗？”他成了国文老师的书迷，见了必买。

  我曾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影制品厂文艺部主任，犹豫当还是不当，便去国文老师家征求他和刘阿姨（他夫人）意见。

  他问我顾虑什么？

  我回答说怕影响创作，也少了稿费收入，经济上帮不了家里了。

  他说：“理解。”并问刘阿姨：“你的看法呢？”

  刘阿姨说：“我觉咱们晓声当作家还行，恐怕一旦当了官，会使他愉快的时候反而少了。”

  国文老师说：“对喽，说到点子上喽。除了理解，我和你阿姨也希望你愉快的时候多些。”

  我也有机会当北影厂文学副厂长，当或不当，最后也都是在国文老师家作出决定的。非是他夫妇替我作决定，而是对我已然作出的决定表示充分的理解。理解就等于支持，我在人生的那样一些十字路口，需要被我所敬爱的长者理解。

  我从北影厂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再从童影调到北京语言大学，都是在国文老师家，或在电话里汇报了想法，获得了他和刘阿姨的理解后，才最终迈出那一步的。我的种种考虑，不唯权衡自身利弊，还要结合对老父老母和弟弟、妹妹、哥哥的现实及日后的长远影响考虑——那些考虑是对亲人们也无法言说的。

  在北京，国文老师和刘阿姨之于我，简直如同家长，如同亚父亚母。我在面对人生那些重大决定时的种种想法，若我自己不写出来，便也只有他和刘阿姨了解。知我者，国文师也！刘阿姨也！

  凡我做之事，只要是对的，国文老师都特支持。如1990年前后，文坛痛失四位好作家——周克芹、莫应丰、路遥、姜天明。我去他家汇报我和铁凝主席（她当年在河北任作协主席）的想法，欲筹一笔钱，一一寄出，以体现同行之情。

  他说：“好想法，需要我做什么？”

  后来他便陪我去到四通公司，会见了段永基先生。

  又后来，铁凝主席还想再为湖北麻城的一所小学捐笔钱，国文老师更加支持，陪我与一位知青企业家共进晚餐，我们三个便也将那事办成了。

  我没少麻烦他。

  林予老师任哈尔滨作协主席时，求我邀请几位作家去哈市参加笔会。

  我话还设说完，他立刻表达：“林予是好人，支持好人的工作义不容辞。”还替我邀上了叶楠老师。

  第二年冬天我又请他去哈尔滨。

  他奇怪地说：“夏天不是去过了吗？”

  我说：“这次是市里请。不少台商要参加哈尔滨的冬洽会，他们希望能见到几位大陆作家......”

  “作家还能对一座城市起那种作用吗？这是咱们的光荣，那就去吧！”不但替我请上了叶楠老师，也请上了谌容大姐。

  当年，那都是没有一毛钱劳务费的。

  就连我的大学同学莫贵阳也由我引荐成了他的忘年交。贵阳要编一部面向贵州高校的文学教材，他极富热忱地担任顾问。

  我心目中的国文老师，他身上有米里哀主教那种仁者的某些方面，不唯其仁，思想也有共同之点；他身上有蔡元培、胡适那种可敬师长的某些方面，一向以提携年轻人与时俱进为悦事；他身上有鲁迅的某些方面，都并不体现在与人的关系，而体现于杂文；他身上还有竹林七贤们的某些方面，乃是文坛一位真的将名利参透的清醒长者。

  他不但是我敬爱之人，也是我为人处世的楷模。

  24日中午，晓风将国文老师猝逝的消息告诉我，午饭我就吃不下去了。

  25日下午两点，刘阿姨发来短信再告。

  我六十五岁后去国文老师家那次，曾称她为嫂子——她一怔，诧问：“怎么改称呼了？”

  我说：“我都往七十奔了，不好意思再叫人阿姨了。”

  她说：“这成理由啦？辈份可以随着年龄变的？不许，什么时候你都得叫阿姨！”

  国文老师庄重地说：“对喽，理由不成立嘛。”

  “晓声，我是国文老伴刘阿姨......”

  “刘阿姨”仨字，使我不禁再次泪下。

  在他们夫妇眼里，我似乎不曾长大过。

  国文老师曾对我言：“晓声，要不是几位好人救了我一命，我也许早已被狼吃掉，活不到今天了。”那事似写成了散文《路伴》，我在许多场合讲过。

  我的人生却是被多位好人、贵人簇拥着一路走来的。国文老师和刘阿姨也是我人生途中的“路伴”，并且伴我之人生走了三十几年，忧我之忧，悲我之悲，悦我之悦。

  谁的人生没人疼过？

  谁的人生没人爱过？

  倘论“理解”，疼你爱你的人，未必就是特别理解你的人啊！我的几位中学老同学也都是非常理解我的人，但对于同时是作家的梁晓声，他们又谈不上多么理解了。

  全面理解我的人，早年有林予夫妇；他们逝后，便只有国文老师与刘阿姨了。

  国文老师竟也猝逝，这人世间全面理解我的人，便只有刘阿姨了。

  我之怆然、愀然，亦为此生后日之孤独也！

  若有神鹤知天意，

  当负我师上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