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五烈士”之一冯铿的名字，对一般人而言可能比较陌生，这个名字被后人及文学史提到，往往是由“左联五烈士”“柔石的爱人”等一些列文化符号所带出的。用话剧《作家在地狱》来刻画这样一位“不太广为人知”、资料不多的女作家时，无疑是具有难度的。与其他著名作家相比，冯铿的作品和关于她的研究存在明显体量上的差距。我想，这大概是编剧选取了狱卒曹汉民的视角来进行叙事的一个重要原因。

　　话剧的名字应该是取自冯雪峰在五烈士牺牲后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在《文艺新闻》（1931年3月30日第3号）上发表的《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文。这部作品截取了冯铿从入狱到就义的一段经历，某种意义上回避了全方位塑造冯铿个人史的创作困难，也让观众获得了观察“左联五烈士”的另一种视角。

　　“左联”的全称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于1930年。其成立时的部分名单：鲁迅、蒋光慈、钱杏邨、冯雪峰等，都是后来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名字。而五烈士是鲁迅身边的年轻人，怀着对文学的热爱，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加入“左联”，经验和能力还需要锻炼。然而，这也正是他们最令人扼腕的地方——五位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年轻作家早早地失去了生命。

　　在这样的背景下，把焦点集中在五烈士中唯一的女作家时，话剧的主题和风格都是沉重、惨痛和悲愤的。舞台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半开放式铁笼中，虽谈不上新颖，但巧妙地形成了“看与被看”的关系。在鲁迅的小说里，“看与被看”构成了常见的深层人物关系。一方面是麻木地看别人悲惨遭遇的人，另一方面是也被看的麻木的人。话剧中，看的一方是狱卒曹汉民，冯铿的举动、思想、经历和结局是通过他的视角来完成的。但他同时也是被看（观众）的一方，在铁笼之外，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曹汉民在与冯铿的接触中所发生的变化与选择：曹汉民是个“糊涂人”，狱卒之于他仅是一份职业，甚至这个职业的获得也带了几分不光彩——因为曹的姐姐是熊司令的情妇，才让学历不够的他获得了这份工作。开始之时，曹汉民还不太能适应监狱中“规矩”“人情”和许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对囚犯也没有溢出职业以外的感情，直到冯铿入狱才使他发生了一丝松动。促使他发生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老乡以报恩为由，要他对冯铿予以照顾；另一方面，冯铿关于堕胎、卖子等题材的小说，使曹汉民不禁联系到姐姐可能要面临的遭遇（事实也确实如曹汉民担心的那样发生了）。由此，从保持狱卒的冷漠到主动搜寻冯铿的作品、了解冯铿的过往，他逐渐看到了自己不曾关注过的社会的另一面，对冯铿产生了同情。

　　只有真正见识过死亡的恐怖，人才会发生彻底的震动。倘是一个有良知的人，这可怕的场景一定会触动他的内心。促使曹汉民真正认识到环境的荒谬与可怕的，是他得知36名囚犯没有立即枪决仅仅是因为姐姐的一句话，后来，又因为他给冯铿提供纸笔的事情东窗事发，导致另一位“无辜”的女囚犯带着身孕被熊司令枪杀。至此，监狱于他不再是工作的场所，也成为了牢笼，他感到迷茫、痛苦、恐惧。然而，对像他这样的小人物而言，内心即便再风起云涌，再怎样动心忍性，现实中，能做的也仅仅是对冯铿“好一点”。

　　剧中冯铿承担了衬托曹汉民角色的作用，但这并不影响表现她高贵的品格。当曹汉民哀求冯铿胡乱供出鲁迅的地址或写出认罪书时，她选择了拒绝，尽管她知道这是自己求生的最后机会，也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在回溯烈士们就义的现场时，往往因为距离感和历史感而对这种在场性缺乏深刻的体会。实际上，当人真正面临生死抉择时，多少人会选择苟活？这也是烈士值得人尊敬的地方。

　　冯铿死后，曹汉民有一段长达数分钟的夸张表演：他将从一开始就布满舞台的白纸团成团，塞到几面铁笼的铁丝网孔中，大喊“作家命丧龙华”。我的理解是，这段表演象征他将烈士就义的消息传到了外界。因为历史上“左联五烈士”之死的报道十分艰难曲折，因为是毫无道义与名目的处决，当局严禁媒体报道，相关刊物报道此事，甚至面临着印刷厂无人敢印的处境。最后，是鲁迅先生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国外发表了其撰文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才公之于众。和我一起看剧的友人则提醒我另一层象征意义：在血腥的屠杀场，挂在铁笼上的白纸就像一个个灵魂，惨白阴森，死去的作家们都是在最好的年纪，他们的人生还像一张白纸，等待着更多的经历去将人生丰富，但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