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诗坛，就不能不谈青春诗会。诗坛在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多样并存的诗歌生态，青春诗会功不可没。”说这话的是诗人叶延滨。他于1980年参加了《诗刊》主办的第1届青春诗会，参加者还有舒婷、顾城、梁小斌、张学梦、徐敬亚、王小妮等，也都是当代诗坛不能不提及的人物。不过，那时叶延滨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他自己成了这家全国著名文学期刊的主编。叶延滨说，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沉寂多年的一大批诗人像艾青、牛汉、绿原、曾卓等，带有现实主义冲击力量重返诗坛，他们的创作和巴金提出的“说真话”是一个潮流，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恢复了直面现实、抒发真情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人们对诗歌的激情被彻底释放了，诗歌成为最受人欢迎的文学样式，当时的《诗刊》发行有几十万份。青春诗会就是这一环境下的产物，它顺应历史潮流，以前卫和接纳的姿态引导青年人的诗歌创作。诗坛前辈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李瑛、蔡其矫等到会授课，严辰、邹荻帆、柯岩、邵燕祥等诗人亲自辅导，为青年诗人修改作品。这次诗会的成果在《诗刊》1980年10月以“青春诗会专号”发表，轰动了诗坛，轰动了文学界。叶延滨感慨道，包括我在内的一群被关注甚至被争论的青年诗人与中国最知名的诗人和专家学者们走到一起，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它展示了当时中国文坛的开放和包容。
 
    1986年第6届青春诗会的参加者吉狄马加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可以说是当时影响力巨大的一种文学形式，得到了文学界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人们对诗歌空前热情，那段时间也被称为“诗的时代”。诗歌在当时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使命和历史责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诗歌与现实贴得很近，成为时代的晴雨表，与当时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而当时的诗歌又不是简单地描述这个时代，而是吸收和借鉴了外来诗歌的表现技巧，在反思和表述历史的同时在艺术上进行探索，写出了诗人们的个性。现在看来，上世纪80年代奠定了一批当下很活跃的诗人的创作基础。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集体的共同情感和思想，代表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意愿，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与此同时，他们在创作个性探索、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等方面也作出了很大成绩。
 
    让我们再把目光延伸到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也使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前所未有的挑战。曾于1993年参加第11届青春诗会的大解说，如果说80年代以“朦胧诗”为代表的诗歌群体承担了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和使命，代表觉醒的一代人在呼喊和发言，那么，90年代初期的诗人更多地是倾向于自我的发现，从“我们”走向了“我”，力图让个人得到张扬。但是这个过程很短，诗人们很快就从自我意识沉入到了生命意识，使人们从关心外部世界转向了内部世界，同时也更关心具象的事物和我们身在其中的日常生活。虽然这些探索具有的意义不可小视，但现在反观90年代的中国诗歌，这些转型的过程多少显得有些匆忙，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并从容实践，就匆匆卷入下一个潮流，未免有些急迫。任何艺术流程都应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便于使一些东西沉下来，形成较为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90年代诗歌的快速发展迫使人们不断接受新的思维，反而没有在每一个阶段上留下大量而坚实的文本。
 
    前不久，本报记者报道第24届青春诗会时，也听到了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的诗人在新世纪对诗歌发出的声音。诗人王妍丁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的幸运在于更自由更辽阔，睁开眼睛面对生活、面对诗歌。她说：“我为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而自豪。在时代星辰的照耀下，希望诗歌的天空会更加辽阔，诗的原野鲜花灿烂，诗人的梦永远清新美好。”诗人李满强谈到，中国新诗的历史还很短暂，不过短短的百年，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些年，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许多新事物应接不暇。我们并不奢求诗歌还能在人们的心灵中再次掀起新一轮情感风暴，也不奢求诗人成为现代传媒的主角。但是，当我们国家和社会步入到一个关键时刻的时候，诗歌就会成为较早站起来担当大众抒情的载体。比如汶川大地震引发的诗潮让人们看到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诗歌的种子和根苗还活在大众中间，还在健康地生长着，只要有合适的机遇，它就会大放异彩。
 
    “诗歌无论如何写，都要尊重写作方式和个人创作思想的自由度，关注当下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靠灵魂感受和表现人类普遍情感。在改革开放迎来30周年的今天，面对新世纪的新诗发展，每一个有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的诗人都应尽其所能，拿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吉狄马加的这番话，确实值得诗人们思考。

  （实习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