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戏称自己是“三八式”，生于1938年是也。今年不多不少整70了，也算得上“古稀”了。尽管有人说，古稀今不稀，总归也快到了该画句号的时候了。

　　友人劝我出个集子，然而，这却把我难坏了。大学毕业到现在，婚前搬过四次家，婚后搬过五次家，1966年冬还被抄过一次家。“树怕移，人怕挪”，挪过那么多次还到哪里去找旧作呢？东托西托，前后托过20多位朋友找也没找全，只找到了一些发黄、发脆的旧报刊。过去的纸张没有今天的纸张好，发黄看不清，发脆会掉渣。不仅字迹辨不出，而且内容也不敢相信是自己写的，甚至连笔名是不是自己的也需要想好大一会。

　　翻阅旧作有时是享受，颇有返老还童之感；有时是受罪。旧作越旧，负罪感越浓。我一边看，一边说：“我怎么会左得如此出奇呢？” “我怎么会幼稚到这般田地呢？”难怪有些人出集子时要把原作“现代化”：或大刀阔斧，或涂脂抹粉，明明是跟风的却改成顶风的，明明“豪言壮语”过，并以此豪言壮语邀过功的，却改成了不言不语，好像没发生过似的。篡改历史，涂改文集，是聪明，但不高明。也许大人物有个形象问题，不改不足以高大吧。咱小人物无足轻重，我想大可不必让旧作变新颜。高大未必就好。高，“高山之巅无美木”；大，“大树之下无美草”。不过，中国还有句话，叫“大匠不斫”。意思是：大师傅不乱砍削。你乱砍削了，还能算得上“大匠”吗？我在写作上有过“穿开裆裤”的经历，在学术上有过“拆烂污”的错误，这不仅是我自己抹煞不了的，而且是任何人也无法替我抹煞的。我不是“小诸葛”，不能超越时空，没有什么先见之明，我既摆脱不了历史局限性，也摆脱不了个人视角的局限性。我有左，也有右，在不左不右的时候，也出现过平庸，只是偶尔快半拍，高半度，曾惹出好几场学术讨论。不过，这算不算真正的“快半拍，高半度”，还待考。即使有时冒出过几星火花，尚不知照亮过几个人。我有些被媒体肯定过的文章，有的早已成为秋后黄花。一些当年曾引发争论的文章，在今天看来已是普通常识。

　　基于这点想法，这次编集子时，我来了个和盘托出。凡入选的文章，除了错别字，或者当时报刊排字时就排错了的地方做点校正外，在观点上一律不作修饰。在我看来，没有过错误观点，就不像我了。学者只对真理负责，除此之外，皆等而下之。尽管事实上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学者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是，“只对真理负责”的宗旨不能抛弃。学者无不是在纠正别人和自己的非真理，即错误观点中提高的。向真理低头犹如登山时的低头弯腰。因此，我甘愿把自己当年的错误文章拿出来示众，包括不易被人知晓的用个人笔名或集体笔名发表的文章，也兜了出来。兜了出来，我就能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让读者去解剖，看看我是如何从上个世纪60年代参与批判唯生产力论，到80年代转为写《生产力颂》的，又是怎样从写《生产力颂》，到90年代一而再、再而三地倡导“经济与社会同步，物质与精神齐飞”的。兜了出来，我就能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让读者去解剖，看看我是如何从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在出版了《和谐社会笔记》之后，又出版了《和谐社会散议》，还撰写了《和谐社会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吗？》一文的。

　　社会变迁会带来人的思想的变化。时势造英雄，时势也会造狗熊。在造英雄的时势中，也会有狗熊游走。把“雄”与“熊”和盘托出，不是甩包袱，还要考虑后果，我担心会不会谬种流传，贻害读者，因此，在部分文章的题注中点出了“此文有错”。这样也许会贻笑千秋。但是，贻笑万世也只好如此了。

　　（《邓伟志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