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辈自恃英语已学得相当可以了，突然闯到我这里来，想找点“有意思的原版书”看看。我有两条理由可以回绝他：第一、我的存书历来不外借，这一条看来对他不管用，“他”自认为不属于“外”。我也不好就非说他不是“内”。头一条不行还有第二条：我不懂英文，也不收藏英文的原版书，书架上的外文原版书均是国外朋友送的，对年轻人来说恐怕谈不上“有意思”……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已经从书柜的里层掏出了艾伦·金斯伯格的诗集《嚎叫》，嘻嘻叫喊着，这本就很有意思。旋即溜了出去。 
　　
　　送走客人，起身关上书房的门，找出艾伦送给我的磁带放进播放机，房间里即刻充满了一种强有力的乐声，浑厚、粗嘎，饱含沧桑……艾伦已经去世一年多了，还没有写一点纪念他的文字，现在听着他的歌声，心里格外怀念他，跟他相识的一些细节像电影镜头般地一个个闪现出来。

　　1982年10月，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一个小礼堂里举行，台下坐着自愿来旁听的观众，台上交叉坐着八位中国作家和八位美国作家。艾伦坐在我旁边，中等身材，略胖，但不臃肿，有个格外引人注目的大脑袋，光光的头顶四周长着一圈灰白色的卷发，和浓密的灰白卷须连成一气，蓬蓬勃勃。他的眼睛大而明亮，有一双年轻人的眸子，喜欢凝聚起目光看人。给我的印象极为强烈。开幕式上每个作家可以讲五分钟，主要介绍自己的文学经历、对文学的贡献以及对美国的认识。

　　爱伦的发言最有趣，用宣言式的口吻上来先宣布：“我爱男人不爱女人。诗人的语言不应该分为公开的话和私下的话，我有25年没有打领带了，为了参加这次美中作家会议，我认真地打上了领带。主观是唯一的事实，我们身体内外六个感官感觉到的东西才是诗。而细节只能是散文的内容。没有空洞的思想，眼睛是可以把所有事物改变的，写诗就像统治国家一样，不要把疯狂掩藏起来！诗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客观事物，它是一种精神的变化过程，是一种启发，是人的完整叙述，是自我预言……”

　　我不会写诗，又不懂美国，他的话让我感到新奇精致，别有深意，同时又有些云山雾罩，不知所云。待接触多了，又读了一些关于他的背景资料，就越发地尊敬甚至喜欢上了这个人。无论去哪里他都带着个小手风琴，喜欢喝茅台酒，酒量又不是很大，只要喝上一两杯就进入微醺状态，开始自拉自唱，率直可爱。那一年，他已经出版了14部诗集，14部散文集，创作了6部摄影集，参加过5部影片的演出。

　　金斯伯格曾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油船上的厨师、电焊工、洗碟子工和夜间搬运工。以后从纽约迁居到旧金山，在这里结识了一批活跃的美国诗人。当时正值美国的经济不够景气，群众厌战、反战的情绪很强烈，尤其在青年当中，酝酿着一股强烈的对现实不满的浪潮。就在这时候金斯伯格的成名作《嚎叫》问世，它表达了群众对社会不满的呼声，尤其强烈地表达了青年人精神上的不满，立刻引起轰动。金斯伯格开始到群众集会上、到大学里去朗诵自己的诗作，这样的集会少则几十人、几百人，多至几万人。有人将他的朗诵和歌声录下来，到处播放，渐渐地他便成了美国“垮掉的一代的父亲”。人们把他第一次朗诵《嚎叫》的那个晚上称为“垮掉的一代诞生时的阵痛”……

　　1984年，艾伦·金斯伯格作为美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来北京参加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会议共同讨论的题目是：“作家创作的源泉。”金斯伯格的发言排得很靠前，中方的会议主席冯牧先生致开幕词之后，就轮到了他。他仍然用固有的坦直语气令与会者耳目一新：“我写诗，是因为我把自己的思想看作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我写诗，是因为我的思想在不同的思路上徘徊，一会儿在纽约，一会儿在泰山……我写诗，是因为我终究是要死的，我正在受罪，其他人也在受罪。我写诗，是因为我的愤怒和贪婪是无限的。我写诗，是因为我想和惠特曼谈谈……我写诗，是因为人除了躯壳，没有思想。我写诗，是因为我充满了矛盾，我和自己矛盾吗？那么好吧，就矛盾一下吧!我写诗，是因为我很大，包括了万事万物……”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却不能不承认他独特的想象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整个人就是诗，因此有着很特别的感染力。

　　当时我想请他到天津讲学，但由于金斯伯格必须随团集体活动，这个建议最终未能实现。我是怀着一种无奈跟他道别的，他却信心十足，表示一定要单独再来中国，那时一定会去天津。

　　我认为这对一个美国人来说不是难事，可是一等不来，二等不来，等来等去等到了他仙逝的消息……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