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培元等

　　回来吧，“耻感文化”

　　从不久前爆出的“史上最牛硕士论文抄袭”事件，到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因不堪重压而跳崖自尽，“耻感文化”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引发人们对自身与当下的反思。

　　一个“耻”字，中国古代哲人反复警醒，可为何现代人却频频越过警示线而毫不羞愧？从学术剽窃到医疗腐败，从教师协助学生高考作弊到飙车撞人后仍大言不惭，“耻感文化”在我们身边的各个领域一再缺失，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呼唤这种自省力量的回归。

　　重塑“耻感文化”

　　培 元

　　作为文化意义的“耻”，在传统道德伦理格局和社会文化体系中曾被置于无上之位。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国人心目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管子那句名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从族群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看待“耻”，是老祖宗留下的一种丰厚遗产。

　　令人痛惜的是，“耻”与“耻感文化”如今似乎淡出了我们的文化视野，消失于某些人、某类人的人生字典中。

　　由前不久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自杀想起去年的两件事，一是动荡日本政局的毒大米事件，事后农林水产省大臣太田诚一引咎辞职，奈良县米老板中川昭一因受不了良心折磨而自杀；二是俄罗斯奥伦堡州中学教学楼楼梯坍塌导致5名学生罹难事件，该校副校长同时也是遇难学生所在班级负责老师在万般自责之下引绳自尽。

　　法律并没有作出任何裁决，而他们却先作了自我了结，其生命坍塌于灵魂深处的耻感。对此有中国学者评论说，是民族的耻感文化使然。原来耻感可以直击生命，尽管这种自裁方式在法治时代并不足取。

　　至此，我忍不住要问：为何它在邻邦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在我们这里却近乎销声匿迹？反思近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公共事件，几乎都能看到无耻无畏者的影子。

　　耻感文化对于一个社会十分重要，如果包括官员在内的众多社会群体不知“羞耻”二字，道德滑坡必然招致伦理灾难。耻感来自每个人的内心，基于道德自觉和文化修养。从时下某些人耻感缺失症日益严重的情形来看，重塑我们的耻感文化势在必行，只有营造浓厚的知荣明辱、知耻洗耻的氛围，无耻无畏者才会“曲低和寡”失去市场，直至被社会规则淘汰出局。

　　先把“耻”的路标扶正

　　方立正

　　无耻的人，哪个民族都有，不足为奇。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耻”字的含义可能发生过一次重大的变化，就像岔路口的一块警示牌被人转了一个向。

　　古代哲人言耻，着眼于善恶，即以恶为耻，以善为荣。后人言耻，着眼于成败，也就是以输为耻，以赢为荣。这一转变，就使得“耻感文化”变成了“胜败文化”、“输赢文化”。

　　余秋雨先生曾指出，这块警示牌的转向，主要源自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对选拔社会管理人才的正面贡献毋庸置疑，然而它对文人集体人格的损害实在是巨大的。在一千多年间，人们把“考上”和“考不上”作为判断一个人和一个家庭荣辱的主要标志，《范进中举》便是其中生动一例。文化人一千多年的文化体验，自然而然地沉淀为一种强烈的文化心理，这种价值标准至今影响着人们，从一年一度牵动整个社会神经的高考中即可看出。

　　在中国文化的道口上，那块“以恶为耻”的路牌就这样转向成了“以输为耻”。善恶关乎良心，而输赢只关乎名利，如此转向，恐已成为一次集体的心理迷失。更麻烦的是，历经千余年，岔路恐怕已被浩浩荡荡的人流踩踏成了阳关大道。

　　无怪乎，如今大学生论文抄袭，他会说“天下论文一大抄，凭什么我不能抄”；医生收了红包，他会说“付出与报酬不相符，凭什么不能堤内损失堤外补”；学者拿了广告费，他也会说“学术独立又不能当饭吃，凭什么我不能去贩卖忽悠”……这些言语背后，满是对名利的关注和对善恶的漠视，也是对“耻”的忘却。

　　所以，要使人们找回“耻感”，还当先把“耻”的路标扶正。

　　取向界线不能模糊

　　洛洛曹

　　事实上，一些犯过“法律以下、道德以上”式越线行为的人，心底的耻感还没有丧失殆尽，他们需要听到一个当头棒喝的声音，用以挽救那一星在风里摇曳逐渐细小的羞耻感。

　　《礼记·大学》里曾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所以说，耻感基本上是一项风险投资式的情感———如果越线行为没有得到社会大环境的严厉反对甚至惩罚，那么耻感自然而然会退守。

　　过去我们在羞辱别人时常常说：“难道你这小囡不觉得老面皮吗？”“哎呀，你这下丢人可丢大了！”现在，我们只用一句“好雷”或者“剽悍”就浮光掠影地带过了。不得不说一句：羞耻感是要用语言和行为来强化的，当一种道德感的名称被其他词汇所取代时，人们就会渐渐忽视它的真实意义和重要性。

　　什么是善良，什么是丑恶？什么是值得表扬的，什么是值得唾弃的？我们需要一种明确的取向界线，需要有人在旁警醒。那么，下一次，当你也面对不道德的行为时，也请大胆地对他说：“你真可耻！”

　　推陈出“新”还是扼守底线

　　思 引

　　前阵子，“史上最牛硕士论文”炒得沸沸扬扬。网上有人对“最牛”封号还颇为较真，声称与学术期刊网上所见一文相比，其拷贝程度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单论剽窃手法，“牛文”伎俩实在拙劣，唯独抄袭倒还算得上“光明磊落”，一目了然。很不幸，一“俊”难掩百丑。违规手段的推陈出“新”同样可耻，诸如为达预设结论不惜窜改实验数据、转译国外论著据为己有、嫁接多个版本推出新译作等等。究竟，“羞恶之心”是人皆有之，还是早已遭遇了尘染？

　　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概要说，只有通过德礼而非政刑的手段，才能使人心生可耻，从而实现自我行为约束。这一道德理想注定幻灭于礼崩乐坏的时代。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道德通常对人提出上限要求，而法律则以保证人们行为的底线为先。因此从较为务实的方面出发，人们心中最低限度的耻感首先需要法律底线的确定和保障。

　　同样，学术规范的底线是学术共同体认同的下限。研究者最低限度的耻感依赖于对学术规范底线的自觉和自律。然而之所以屡屡有人不惜铤而走险，姑且不论生存压力使然，很大部分原因在于，除了行为成本过低，还有共同体内部行为失范的普遍化。这时更需要学术批评的氛围，以强化底线意识。扼守底线，谨防越界，才能有所创新，否则，即便标“新”立异，也难经得起真正的实践检验。

　　臭豆腐毕竟是臭豆腐

　　鲁 宁

　　在西方油画中，不少描绘亚当和夏娃的作品里常有树叶遮住了二人私处。正是这小小的树叶，让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人”的意识的觉醒———人有别于动物，人有羞耻感。含羞草会像人一样“羞涩”，常为人们赏玩之余津津乐道。哪天小孩子害羞，谢绝大人帮助要自己洗澡了，父母莫不高兴孩子又长大了。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人们随地吐痰，甚至公然大小便，可是随着文明的进步，在公共场合随意喧哗、抽烟等等，都已被认为是羞耻。可以说，羞耻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是人的文明素养的体现。

　　然而，近年来社会上有些现象让人匪夷所思。有的演员不惜一脱成名，以“曲线”为卖点，不求演艺演技，只为博得眼球。有些作家搞起了“身体写作”，淋漓尽致地袒露私密空间，不求以文化人，但求版税稿酬。一些官员理所当然做起了“父母官”，颐指气使，徇私谋利。某些学者奉行“拿来主义”，肆意剽窃他人成果，甚而“酒精考验”争取课题经费，然后雇佣他人研究，再堂而皇之地将成果据为己有。此外，还有这“门”那“门”，常常不堪入目……此般种种，不得不令人反思，我们的耻感文化去了哪里？

　　臭豆腐很有名。闻着臭，吃起来香。店堂小巷，几乎都能闻到臭豆腐的诱人味道。然而，人如果为名利而不顾臭，甚至追腥逐臭，却不会像臭豆腐那样声明远扬，迟早会东窗事发。那么，提高“以臭谋利”的成本，或许有望减少或阻止这般“臭豆腐现象”。

　　是非曲直不可混淆

　　咕 咚

　　我国传统文化历来看重知耻精神。“耻感”心理早已积淀成一种文化，深刻地影响到了历朝历代包括耻辱刑在内的国家制度的设计。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十分重视荣辱的观念，“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 ”、“宁可毁人，不可毁誉”、“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等等格言警句，都说明古代的哲人志士将荣辱放到了与人格一样重要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种荣辱感也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了一起，清末大学问家龚自珍就曾说过，“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

　　可是，当今天商业大潮袭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的时候，社会不良风气却似乎渐渐“活跃”起来。不得不说，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荣”“辱”颠倒的情况：大家都有豪车，我没有，则我“耻”；大家都有豪宅，我没有，则我“耻”；大家都把子女通过关系送往国外读书工作，我办不到，则我“耻”……

　　荣与耻的观念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影响着社会的风气，还体现着社会的价值导向，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如若颠倒，后果恐怕会很严重。“八荣八耻”的提出和前不久的基层干部进京大培训，都是要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是非曲直不可混淆，耻感精神不能丢掉。

　　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何 林

　　昨天去看了一部小剧场话剧，名叫《如果我不是我》。剧中有句台词：“生活，要么坚持，要么妥协，没有中间的路可走。”

　　网络上，从“范跑跑”到“周逃逃”，从“躲猫猫”到“欺实马”，社会的公序良俗和道德准则正慢慢被“修正”。我们表彰模范，都要正面宣传加引导。记得有一位模范法官谭彦，介绍他的事迹中这样写道：“处处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严格执法，不徇私情，清正廉洁，从不接受吃请，不办关系案和人情案，仅1994年拒礼拒贿就达6000余元，拒吃请15人次，成为一名铁法官。”但是，这些对于一名法官来说不是正常的职务要求吗？

　　由此想到我们民族“知耻而后勇”的文化深根，近来似乎越来越难觅踪影。为什么一位法官达到正常职务要求会被宣扬？这样的例子不少，这样的宣扬也十分热闹。而这却恰恰反过来说明我们的赞美标准在降低，我们的“耻感”缺失到一定程度了。

　　东方文化向来含蓄、害羞，可在当今中国，害羞越来越稀有了。我们有些文化形态越来越粗鄙，语言越来越粗鄙。与此同时，羞耻感已渐渐不能调节我们的内心与行为。

　　要知道，耻感的道德本质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不是制裁而是激励，是推动人们在道德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力量。“耻感文化”当然需要回归，不能妥协，也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而解决耻感丢失、底线失守的问题，责罚只是治标之计，治本的关键仍在于如何让公众拥有平衡的社会心理与符合道德基准的社会回报。

  （实习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