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飞
有“大罗”之称的罗德丞是香港“大老”何东的外孙，他的父亲罗文锦是老牌律师，港英时代曾任行政、立法两局议员，更曾担任首席华人非官守议员，可谓系出名门、身兼巨富，是香港典型的政治贵族。而他在香港政坛，特别是香港回归前一段日子里的戏剧性起伏，更是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品评的空间。香港民建联前主席马力就曾称赞罗为众多当年有意角逐首届特区行政长官的政治人物中，最有政治智慧、能力最强者；而民主党元老司徒华则贬损罗为没有政治道德和政治智慧的两面小丑。孰是孰非，这本书的作者高继标，出任罗氏的新香港联盟总干事与私人秘书多年，由他所写就的回忆录，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崭新的评判视角。
一直以来，港英政府都利用本土华人家族的影响力去管治香港，对于他们的后代如罗德丞，自然多加栽培重用。到了1980年代麦理浩就任港督后，更视罗德丞为延续华人世家与港英协作仅有的一灯香火，并先后委任其为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
正当罗德丞在港府内的仕途大红大紫的时期，香港前途问题提上日程，1984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跌出了外交史上那著名的“一跤”，紧接着中英两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中国收回香港已经成为定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罗德丞以不满英国政府在香港前途谈判中未有顾及港人利益为由，“愤然”辞去两局议员的职位，与英国政府划清界线，并开设投资移民公司“太平门公司”，协助港人移民。不久，被港英视为“叛徒”的罗氏转投北京，先后提出了多项有针对性的议题，包括“直通车”问题、港英新机场的阴谋论，以及其最得意的一笔——立法会“一会两局”的投票制度。“一会两局”的运作方式类似英国的两院制，将立法会一分为二为功能组别和直选组别，当立法会议员提出私人提案时，两组议员必须分开投票，两组赞成者同时过半，提案才能通过，目标是大大压抑议员提出私人草案的通过机会（据书中所述，罗德丞为了推行该方案，曾向当年的港澳办主任姬鹏飞游说，当时立法会所采取的是简单大多数的议决方式，只要一方得到51%支持，就相当于得到了100%的票数，拥有话事权，其余49%其实等于零。言下之意，51%的人可以完全控制余下的49%，所以民主派的力量只要在立法会取得51%票数，便可以为所欲为，翻天覆地，因此罗德丞认为适宜把立法会一分为二，以分组点票制去钳制立法会的民主力量。在罗德丞看来，只有这么做，才可以让中央完全放心，中央才不会干预香港。）由于罗德丞在这些议题上的立场与贡献，很快就获得了中方的器重，被委任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港事顾问、筹委会委员及推选委员会委员等，并成为首位放弃英国国籍，拿中国护照的香港人。
临近九七回归前，罗德丞又雄心壮志地竞逐首任行政长官，可是由于其世家子弟的性格以及路人皆见的野心，加之中国政治文化中素来讲究“韬光养晦，深藏不露”的筹略技巧，结果最后因为不得人心只得宣布弃选。这位曾叱咤风云的香港政治贵族从此淡出政治舞台，鲜有论政，直至2006年底病逝于香港。
一般来说，香港的政治人物，很少有如西方政客退休之后写回忆录的传统；即使有，或者出于中国人的人情世故而对关键事件、敏感人物多所避讳，或者就是王婆卖瓜自吹自擂。这本书或多或少也有类似的缺陷，作者自己也承认，原定计划写十万字，最后只写了六万字就收笔，为的就是“不想没有了朋友”，毕竟书中所提及的人物大部分仍然健在，而且活跃于香港的政商两界（例如当年贵为布政司的陈方安生曾忠告下属孙明扬要和罗德丞保持距离，但另一方面又派遣儿子参加罗德丞搞的富豪大陆交流团”。）但即便如此，书中对香港回归前后十年的政坛生态演化，以及政局转变中那些可笑可悲可叹的所见所闻，依然可以以平实大胆的笔触娓娓道来，甚至毫不忌讳地批评所短，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NextPage]
就以罗德丞为例，作者虽然作为他的私人秘书与其共事长达十年之久，受教匪浅，但作者在书中并没有一味的褒扬，而是通过具体事件勾沉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真实性格。从罗德丞备战区议会选举时因为组织上缺乏章法，只能出动岳母在幕后参与实务和沟通工作，将政党家庭式经营，到其推销“一会两局”方案时因不满《信报》创办人林行止的批评文章而设立“鸿门宴”刁难对方，再到竞选香港首任特首时搜集竞选对手董建华杨铁梁的“黑材料”，唱衰“董陈配”，作者的行文都未有任何的保留。而对于罗德丞当年放弃英国国籍一事，作者亦理性的分析道：“英国修订国籍法是在1981年，但罗德丞愤而辞职是在1984年，3年才愤而辞职，在时间上欠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罗先生选择了一个疑点重重的理由（指不满英国修订国籍法，把港人拒诸英国门外）去解释辞职的原因，反而留给人更多的疑问。”
与此同时，作者也毫不掩饰自己对罗德丞行事作风中干练直爽一面的欣赏，并且举出罗经常在大清早教授自己分析政经时局，以及奖赏有度的事例，认为罗氏虽然外表冷酷，但内里却有温情的一面，也很懂得惜用人才，是政界少有的奇才，也是一位真正对学问有兴趣、有追求的人。
但是罗德丞毕竟在历史上“沉”了下去，这一点，从书名的“浮沉录”而非“沉浮录”，就可略见一斑。对此，作者认为，在政治舞台上，罗德丞的行事霸道、侍才狂傲、好行险着，均来自于他显赫家族背景之下所熏陶出的政治贵胄之气。这种政治贵胄性格，从积极的一面看来，锤炼出了罗德丞高深莫测的政治智慧和灵活权变的政治手腕，但也直接导致了他在政台上难以与异己为伍，也难以为大多数人所容受，以至孤芳自赏，最后只能郁郁寡欢地退出香港的政治舞台，成为香港最后一个政治贵族。
（编辑：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