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羽良
长期以来，国内知识界对民主理论的了解与关注，多集中于作为意识形态的民主价值观这一偏向于政治哲学的范畴，而疏于关注带有浓厚实证主义色彩的民主政治学理论。随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行政学假政府管理和公共管理之名在各大院校的兴起，学院体制内外的有识之士开始注意到行政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存在的政治学理论断层问题。但即便如此，十年来国内政治学研究，尤其是民主理论的研究，依旧呈现一种原地踏步的状况。
尽管罗伯特·达尔的多头民主理论和猪口孝等人编写的民主发展理论文集早已引进国内，也时常被人引用，但这些民主理论的实证著作并没有引起太多重视。与民主理论在国内知识界这种奇怪的缺席相比，抨击民主政治的言论和著述国内倒是从不缺乏。作为回应，民主的支持者们往往流于对民主普世价值观的反复强调和对对手政治意识形态的反击。这种情况最终演变成所谓的知识界“左右之争”。十几年争下来，却并没有对此说清楚道明白。不过，随着胡安·林茨（J.Linz）和阿尔弗雷德·斯特潘（A.Stepan）的这本《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下简称为《转型》）被翻译成中文引入国内学界，也许能对改善上述混乱的知识困局起到重要的作用。
延续着林茨在《极权与威权主义政权》一书中的分类学方法（参见“独立阅读”2007年9月吴强撰写的《威权政权的命运：转型还是巩固？》一文对林茨该部著作的分析），林茨与斯特潘在《转型》中依旧花费了大量的篇幅用来辨析每一个被研究国家的政体特征和性质。可能会有很多人质疑，对每一个国家都做“唯一性”的特征分析和政体分类，是否就此丧失了理论解释的“一般性”，从而沦为对现象和细枝末节的反复描述。在我看来，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在两位作者看来，民主的转型与巩固，并不是一个探讨民主价值的规范层面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行动层面的操作问题。或者简而言之，一个经历了政体转型的国家，其转型后的民主素质如何，以及转型中和转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完全取决于转型初始期的政体现状。这些政体现状构成了决定国家民主转型结果的重要约束条件。因此，必须加以辨析。
按照《转型》一书的逻辑，对发生转型的国家政体现状做出清楚的认识，是判断转型质量和推测转型前景的根本前提。而这一点恰恰最被国内学界忽视。对政体性质认识的模糊不清，几乎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知识界现象。以近两年颇为火爆的“改革”话题来说，出于对国内政体性质的错谬认识，将毛泽东时代全能主义色彩浓重的劳动福利，与目前正在实施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相提并论，并得出“现在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如过去，毛时代的社会公平做的更好”这样可笑的结论。事实上，如果能够明确毛时代的政体是“带有苏丹制某些特点的全能主义体制”，进而，弄清毛之后以“改革开放”为名进行的转型，实质是在“威权主义”下实行有限自由化的改革，如此便不难将毛时代的以企事业单位为社会组织和社会控制核心的劳动福利，同眼下以加强威权的执政合法性为诉求的社会福利政策相区分。
值得玩味的是，对政体现状的忽视和误解，如社会学家丁学良所说，已经演变成一个知识分子“如何看待权威性质的问题”，也因此，这一现象最终成为中国式威权主义的一大特征。从1988-1989年的“新权威主义”争论，到2005年因医改失败说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讨论，国内知识界都没有摆脱上述“如何看待权威”的困境。所不同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党-国威权政治格局中，“新威权主义”提出之时，尚存在体制内温和派和体制外改良派联手推进转型的可能性，这样的转型格局为体制外知识分子建构“新权威主义”提供了一种颇具说服力的借口，即：帮助体制内温和派抵御体制内强硬派在意识形态上的进攻并拓展温和派在体制内的话语空间。而在今天，官方的行政吸纳政策早已根植于知识分子群体之中，“新权威主义”的语境也早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建构一种新的改革意识形态，滑向后视的归纳改革中正面的素材，将“改革开放”这种“时代精神”重构为支持党-国威权政治合法性持续下去的“精神内涵”。对改变“威权政治”的权力格局却并无任何影响。
如上种种，都在实质上不断的为威权统治的合法性输送着意识形态上的资源。从而使当权者借助这些资源形成自己的官方话语和叙述：“市场使威权专断的高效率得以展现，改革得益于‘不争论’的政治实用主义”，民主辩论和决策的缺席在这样的改革话语体系中显得那么自然而然。这一切又恰如林茨和斯特潘在《转型》一书中总结到的后共产主义国家转型中最常出现的“颠倒了的合法性金字塔”：一是“市场将使民主具有正当性”；二是“糟糕的经济表现将迅速削弱民主的合法性和支持度”。事实上，将八十年代“价格闯关”失败视为体制内温和派受挫并最终失去改革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的人不在少数，曾经幻想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深的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从而最终迫使威权走向民主的人更是不胜枚举。最终，当面对今天中国式的威权政权不断得到巩固的现实时，所有这些一厢情愿的看法都已败下阵来。
“现代民主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创造市场，而是创造一个经济社会”。（《转型》P455）当我们回首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时，不得不说，我们更多的是拥有了一个看上去足够强大的市场，而非一个真正健全的经济社会。这就注定了中国的三十年转型是一个带有强烈“目的论”色彩的威权式改革：当文革中带有强烈反体制色彩的“全能主义+苏丹制”政治运动，将这个国家全能主义统治的能量过度透支直至岌岌可危之时，改革成为毛之后掌权者的唯一选项。然而，到底是进行民主式的改革，还是进行威权式的改革，当权者却存在着充分的选择余地。这时，中国改革的初始状态，与冷战之后最后一个解体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罗马尼亚有着某些惊人的相似：在一个长期被“全能主义+苏丹制”政体压制的社会中，扁平化的社会结构不存在任何多元主义的生存土壤和组织力量积累，在公民社会几乎不存在的国家内，能够主导政治改革的唯一力量，便是政治社会中的既有力量。在中国，这个力量便是共产党内一度被打倒的那部分更偏爱“体制化”的温和力量。（或者说，这个力量，便是邓以及他身后的官僚集团）中国改革的成果，虽然自始至终发端于民间，发端于基层，但最终改革的成果却成为威权执政者的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将全能主义对国家的迫害归咎于政治失势者个人的邪恶，将经济改革的成果归功于当权者的审时度势和事后追认，同时，毫不留情的打压任何企图在政治社会层面妄图挑战当权者的尝试和组织行为，改革无可避免的成为一场“被捕获的革命”。
于是，当一波轰轰烈烈的市民民主运动被打压下去之后，中国没有出现被外界所普遍预料的全能主义的复辟和“后全能主义”转向。而是在一个“强国家”形态的党-国政体下，继续着“资产阶级的复辟”。只不过，这样的复辟更多的是在帮助威权的巩固，更多的代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意志。尽管这其中也夹杂着公民社会的成长，甚至出现了公民社会向政治社会的转型，然而，威权依旧借助于市场化的力量，借助于国有经济的“抓大放小”，借助于“下岗再就业”，借助于“发改委”和“社会保障体制”，借助于偶像化的“民粹威权”（注1），拉拢着公民社会中的同盟者，并巩固着威权自身。
如同林茨和斯特潘，以及奥唐纳等民主理论的权威最近三十年的研究成果所指向的那样，转型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这种盲目乐观的判断甚至已经被其提出者所抛弃（注2）。恰恰相反，转型，虽然其最终的方向可能是指向民主，但转型的方式和形态却大相径庭。民主的巩固所必备的条件是如此的严格，以至于如此多的转型如今沦为选举主义的“委托型民主”和中国式的“威权巩固”。
也正因为这些看上去貌似强大的“巩固威权”，才会有今天所谓的“北京共识”，所谓的“世界被中国化”，所谓的“协商独裁”。但林茨和斯特潘的研究却表明，精英化的威权政治史观，根本无法避免精英内部的利益分化，更无助于遏制维持威权统治的成本增加。威权巩固的代价之惊人，令人瞠目。与两位作者在《转型》一书结尾处所说的相对应，如果民主的维持必须基于其自身优点，那么威权的消解也必须基于其自身的弱点，若要发现这些弱点，则必须更深入的了解民主体制的运作与经验。这也许是《转型》一书对国内学界当下最重要的启示之一吧。
（[美]林茨、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54元。）
注1：关于“民粹威权主义”（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的讨论最早见于王振寰、钱永祥在1995年8月第二十期《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上发表的《迈向新国家？民粹威权主义的形成与民主问题》一文。而台湾已故政治学者魏镛则在其一份未发表的手稿中，仔细探讨了民粹威权主义的表现形态。首先将“民粹威权主义”概念应用于解释中国转型的学者，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者B.J.Dickson和德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政治学博士吴强。
注2：最早提出“历史的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近年来已经逐渐摒弃其在冷战结束之初所提出的这一结论。参见福山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和《出乎意料》等新近著作。
(编辑：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