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耀杰
陈独秀先生
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当然是爱国的，但是他们大胆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或狭隘爱国主义的片面与极端，表现出了世界主义的人类大同的高境界，进而张扬了自己所拥有的“不爱国”的自由人权。应该说，除了极端主义的恐怖教条，天底下没有任何东西是只允许别人爱而不允许别人不爱的。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娇妻爱子，一个正常男性有时也会处于爱恨交加、亦喜亦怒的情感波动之中。
1914年11月，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一卷四号，公开发表了署名“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三个字逐渐为世人所熟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陈独秀首先对欧美文明国家的“爱国心”表示肯定：“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由日本传之中国者也……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接下来，他以“自觉心”对“爱国心”进行颠覆性置换：“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并不是陈独秀的发明创造，传统儒教的祖师爷孔子早就有过“苛政猛于虎”的经典名言。沿着《甲寅》时代的《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思路走下去，《新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把“国家”列为应该加以破坏的一种“偶像”：“国家是个什么？照政治学家的解释，越解释越教人糊涂。我老实说一句，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哪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可见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亦无什么真实能力……世界上有了什么国家，才有什么国际竞争。现在欧洲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
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以“只眼”的署名在《每周评论》发表《公同管理》，其中写道：“无论铁路问题，青岛问题，大而至于全国政权问题，不用说我们最希望的是自己管理。倘若自己不能管理，只好让列强公同管理。我们最反对的，是让日本管理……老实不客气，我们中国若免不得亡国的运命，宁可亡在欧美列国手里，不愿亡在日本手里……”
在随后发表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陈独秀更加彻底地表白说：“欧洲民族，自古列国并立，国家观念很深，所以爱国思想成了永久的国民性。近来有一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没有价值，并且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都是在国家的名义之下做出来的……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新青年》同人，当时大都是以“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的“思想高远的人”自居的。就连此前在《厌世心与自觉心》中批评陈独秀的李大钊，也在《我与世界》中表示：“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园、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
[NextPage]1919年8月2日，鲁迅写下了《〈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这是鲁迅笔下最富于人道主义大同理想的一篇文字，与陈独秀一样，他在文中把国家的存在认定为“一种骗人的偶像”：“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
同年12月20日，蔡元培阅读由周作人翻译的武者小路实笃来信《与支那未知的友人》之后，专门写作了一则跋语：“我读了周先生所译的武者先生的信和诗，很有几种感想……武者先生与他的新村同志……决没有日本人与中国人的界限，是我们相信的……不但这一类的人，就是现在盲从了他们政府、赞成侵略主义的人，也一定有觉悟的一日。”
在此之前，胡适根据《太平洋》月刊第10期“劫余生”的通信，写作了一首白话诗《你莫忘记》，以更加极端的情绪彻底否定了“爱国”之心：
我的儿子，
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强奸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
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谁打死你的老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嗳哟！……火就要烧到这里，——
你跑罢，莫要同我们一齐死！
回来！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
都可以……
这首诗最初发表在1918年9月的《新青年》五卷三号，写成后曾送给沈尹默、陈独秀等人看过，收入《尝试集》时为缓和语气删除了前三行，并在末尾添加了“总该不至——如此！”一句话。
在随后的岁月里，《新青年》同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们对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价值判断也一再处于反复调整之中。在创办《新青年》杂志之前，已经有过由启蒙先驱到革命党人、由革命党人再到启蒙先驱的曲折经历的陈独秀，与李大钊一起发起并组织中国共产党。胡适坚持的却是《新青年》时代已经初步定型的易卜生式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编辑：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