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馆正在举办特展“加拉·萨尔瓦多·达利：普博尔的私人房间”，讲述了画家达利妻子加拉的故事。
人们印象中，加拉是一位游走在超现实主义艺术与文学家之间的缪斯，也是达利绘画中的主角，关于她的风流轶事往往盖过了她个人的才华。展览带着来自加拉普博尔城堡中的陈列、她未被公开的手稿以及达利的画作等共计315件展品，呈现了加拉如何从女性相对逼仄的空间中脱颖而出，在超现实主义运动中赢得自身的地位。
萨尔瓦多·达利，原子加拉（Gala Placidia。 Galatea of the Spheres），1952
1969年，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将一座废弃的城堡赠与他的妻子，出生于俄罗斯的加拉。加拉欣然接纳这份慷慨的同时，也为这间位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普博尔（Púbol）的新宅定下了规矩。
根据加拉的规定，丈夫达利只能在收到书面邀请后方可拜访城堡。“饱含情感的严谨与距离——正如神圣的爱情仪式所证——有助于增加激情，”顺从的达利日后写道。
普博尔城堡的花园
加拉古怪的拜访规矩成为流传甚广的轶事。尽管在20世纪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中，加拉参与了几位重要艺术家的艺术活动，甚至塑造了这些艺术家，但关于加拉本人的生活、抱负、理想却不为人知或掩埋于互相矛盾的解释中。直至近日，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馆（National Art Museum of Catalonia）举办了特展“加拉·萨尔瓦多·达利：普博尔的私人房间”，人们得以拨开迷雾，了解到完整的加拉。
展览中，加拉不仅是艺术缪斯和模特，她更开拓出作为艺术家的道路。加拉·萨尔瓦多·达利基金会博物馆主席蒙特塞·阿盖（Montse Aguer）说：“在艺术家的羽翼下，加拉感到更自如惬意，但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像达利那样成为传奇。”
加拉肖像，摄影者不详
加拉，原名爱莲娜·伊万诺瓦·迪亚克诺瓦，1894年出生于喀山。继父从小为她朗读莱蒙托夫的诗歌，并让她了解了许多伟大的俄国作家。随后，加拉随全家搬到俄罗斯，在那里，他们生活优渥，跻身知识分子阶层。17岁时，疑似感染肺结核的加拉前往瑞士疗养。
在那里，加拉遇见了令她坠入情网的法国青年，当时这位青年正踌躇着是否走上文学道路。在加拉的鼓励下，他坚持写作并以保罗·艾吕雅（Paul éluard）的名字出版了诗集。后来，艾吕雅成为20世纪法国重要的抒情诗人和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加拉的第一任丈夫保罗·艾吕雅（Paul éluard）是20世纪法国重要的抒情诗人和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正是在加拉的鼓励下步入文坛。
病愈回到俄罗斯的加拉对艾吕雅念念不忘，她说服父母，跨过“一战”硝烟中的欧洲大陆，只身来到巴黎，又赢得了艾吕雅双亲的首肯，成为艾吕雅家的一员。1917年，加拉与艾吕雅完婚。
陪伴艾吕雅的同时，加拉以更多元的方式积极加入到超现实主义运动中。她与画家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擦出过爱情的火花，并将自己的倩影留在恩斯特的画中；她是两位知名的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勒内·克利瓦尔（René Crevel）和勒内·夏尔（René Char）的挚友；她为美国艺术家兼摄影师曼·雷（Man Ray）当模特。加拉与几位超现实主义者过从甚密，其中著名的还有法国作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和西班牙电影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uel）。
1929年，艾吕雅一家来到西班牙拜访画坛新人萨尔瓦多·达利。被爱神之箭射中的加拉，离开丈夫和女儿，选择了达利，住进卡达克斯城外的渔家。
1931年，达利画下的加拉，同年他创作出了最为知名的以变形扭曲的钟为图像的《记忆的永恒》。
达利，背景的达利画加拉的背影，她因在六面真镜子里临时照出的六个虚角膜而变得永恒，1972·73。
达利，利加特港的圣母（第一版），1949，加拉扮作圣母形象。
1934年，达利与加拉结婚。之后50年，达利为加拉画了几百张画，这位多才多艺的妻子时而化身为圣母，时而是充满情欲的形象，时而又化作忧郁神秘的女子。达利开始为其中的一些画签上“加拉·萨尔瓦多·达利”，将二人紧紧捆绑在一起。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加拉曾经动笔或告诉达利如何作画。
读塔罗牌是加拉的一项爱好，但她还是一位精明的经纪人，懂得如何吸引画廊主，同时让达利摆脱那些不受她信任的人们。正因为加拉的存在，她扫除了日常的事无巨细，达利没有了任何后顾之忧，加拉是丈夫坚实的基座，鼓励他创作，并作为他最好的经纪人。
达利，由飞舞的蜜蜂引起的梦，1944
达利，肩上有两块烤肉排的加拉，1934。这一年，达利与加拉结婚，他作此画，表达了想吞吃加拉的念头。
在1939年的日记中，小说家阿娜伊斯·宁（Ana·s Nin）详细记录了当加拉与达利同住在美国艺术赞助人克瑞斯·克洛斯比（Caresse Crosby）家中时，加拉如何写下种种要求，让自己和其他人向丈夫提供帮助。加拉作为宣传员的才能也没有被掩盖，意大利画家乔治·基里科请加拉作自己的艺术经纪人。
加拉引起的迷恋与惧怕，一点不亚于她收获的钦佩。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她发现在女性中鲜有盟友。在她回忆里，美国艺术收藏家佩吉·古根海姆用“帅气”形容自己，但是“过于做作，以至于缺乏同情心”。“其他人也诋毁加拉是个守财奴，”策展人、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艺术史教授埃斯特雷亚·德·迭戈（Estrella de Diego）说，不过她继而发问道：“加拉果真为钱所动，她为何要放弃功成名就的艾吕雅和迷人的巴黎，为了年轻画家达利寄居在小村里呢？”
这场展览提出了诸多疑问，并一一作答。在315件展品中，有的来自普博尔城堡，由克里斯汀·迪奥等设计师设计的服装把加拉扮成时尚偶像。意大利女性设计师艾尔莎·夏帕瑞丽（Elsa Schiaparelli）为加拉设计了著名的高跟鞋形帽子。
1938年，意大利女性设计师艾尔莎·夏帕瑞丽为加拉制作的高跟鞋形帽子，灵感源于达利设计。
服装设计大师克里斯汀·迪奥为加拉设计的裙子
随着达利夫妇年事渐长，二人的关系越发紧密，携手迎击死亡，迭戈说。1982年，加拉去世后安葬于普博尔的地下墓穴，达利将它设计为棋盘形。挨着她，达利造了自己的墓穴。不过在妻子去世两年后，达利因为城堡卧室失火而负伤，便离开了普博尔。最终，于1989年安葬在家乡菲格雷斯的达利美术馆中。
展览向人们呈现出加拉如何从女性相对逼仄的空间中脱颖而出，在超现实主义运动中赢得自身的地位。迭戈注意到，这场运动的领袖布勒东曾断言，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不可能身兼母亲之职。
加拉参与过几次团体聚会，参加过合作绘画会议和其他超现实主义实验，也创作过超现实主义作品，可惜的是，如今仅存摄影作品了。展览中，有几张加拉与达利共同的工作照，当时达利正在筹备1939年纽约世博会参展装置作品“威尼斯的梦”。
1939年，达利与加拉的工作照，他们正在筹备当年纽约世博会参展装置作品“威尼斯的梦”。
加拉没有放弃过始于童年的文学梦。诗人柯雷记得加拉曾着手写一本小说，尽管小说最终未见出版，相关书稿也没被找到，但是从普博尔城堡中发现的一份日记中，加拉写下过儿时在俄罗斯的情景。
加拉·达利·萨尔瓦多基金会项目协调员乔迪·阿蒂加斯说：“加拉希望普博尔城堡成为一处安静与怀乡的所在，住在这里的女子时常回想起遗落在俄罗斯的青春时光。”加拉生前就喜欢被诗歌、花草、植物滋养着的城郊城堡。达利为妻子精心设计了室内环境，选取加拉（Gala）名字中的“G”，设计成盾徽装饰天花板。“每一间房间的细节，都能让人看出夫妇二人彼此需要、携手向前、创造生活的模样。”阿蒂加斯说。
加拉的成就或许不及她的丈夫，但此次展览迈出了一大步，让人们以更为平等的视角来看待她。她理应被视为那些超现实主义者的驱动力，“她是一位深知自己和他人想要什么的女性。”迭戈说。
加拉生前从未对外宣扬，但在未出版的私人日记中，她这样定义自己：
敏感的女人，爱人，也被爱
坚强，如古橡树伸展的枝干
呵护着，似潮湿的洞穴
灵巧，像花间采蜜之蜂探出的喙。
原标题：加拉·达利的房间，通向艺术缪斯和坚如橡树的女子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