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那个画那些可怕的画的人”
——玛格丽特·撒切尔
“要寻找自我，就需要在最广阔的自由中漂泊”
——弗朗西斯·培根
伦敦，泰晤士河南岸。被公认为现代艺术殿堂的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原本是座发电站，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现当代艺术馆。在那里开设个人展是艺术家的殊荣，而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909－1992），这位曾在现代艺术史上挥洒不羁彩墨的艺术家，曾两次在这里开办回顾展。
尖叫的人形野兽、开膛的动物、十字架上受难的生物、野兽手臂上的德国纳粹袖标……培根一直是位饱受争议的人物。他也是嬉皮时代的见证人和创造者，和大名鼎鼎的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的孙子卢西安·弗洛伊德等人一起，开创了伦敦战后Soho区的风景。他那些色彩绚丽的眼影和熨烫妥帖的衬衣，混乱的画室和奇妙的情史，也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作为一名公开的无神论者，年迈的培根又执意带病前往西班牙，最后在马德里一家天主教医院的修女的照料中逝世。
培根在1969年创作的画作《弗洛伊德肖像画习作》（三联画）
伊丽莎白一世的培根爵士和Soho艳丽的嬉皮士
培根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著名哲学家同名，很容易被混淆。事实上，前者的父亲确实是后者的远亲孙辈：二十世纪的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的祖上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培根爵士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他那一支家族也不乏名流，培根的曾祖父安东尼·培根将军娶了第五代牛津伯爵的女儿，祖父也曾任赫里福德郡的太平绅士（Justice of Peace）和代理军政官（ deputy lieutenant）。维多利亚女皇重新授予培根家族牛津伯爵的头衔，但由于家族败落，头衔反而会带来更高的税收，因而被他拒绝。培根的父亲在澳大利亚出生，又回到英国接受教育、参军，曾随军驻扎爱尔兰。退伍后做起赛马训练的生意，认为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比伦敦更经济实惠、更宜居，便将事业和家庭迁了过去。出生于爱尔兰的培根，童年时不断在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迁徙。
弗朗西斯·培根的母亲来自一个殷实的工业新贵家族，他们的弗斯钢材厂（Firth Steel）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枪铸件生产商，今天依然在运作。培根的父母在英格兰相识，在伦敦结婚。
英国上流社会男性有担任军官的传统，与中世纪骑士必须效忠领主的传统一脉相承，战争时贵族也须最先投身战场。培根父亲的家族也不例外。他的曾祖父安东尼·培根将军是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最年轻的军官，曾在两次负伤中眼看战马死于胯下，但屹然不败。培根的父亲毕业于富有军事传统的威灵顿公学，后加入轻骑兵团。这样的阶层也一般认为人类情感和欲望都需加以节制和修正。培根成长的环境也以军事化管理，很少有全家团圆的时候，只在每天晚餐后的半小时或是星期天午餐时能见到父母。培根有遗传性哮喘，在接近动物的时候尤其严重，但他父亲热衷于打猎，曾因此让培根哮喘发作得无法呼吸。培根曾多次和朋友们开玩笑，说对艺术家而言童年就是一生。
童年频繁的迁徙、严苛淡漠的家庭生活可能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这种印记未必是他在画中所表现出来的暴力，而是那种躲在复制品后面的对人的兴趣和距离。
培根从小就喜欢易装，也因为同性恋身份让父亲不满。许多人推测他父亲家族的军旅经历，加上英国中上层社会对男性气质的特别要求，无法容忍培根的性取向和易装癖。事实上，不只是培根，他的哥哥也被父亲送往南非锻造完美的男性气质，仅因父亲不满他哥哥选择的伴侣。这位哥哥在赞比西感染破伤风，未能及时医治而早早病逝。从小孱弱的培根却是兄弟里唯一活过三十岁的。而有一天，培根在镜子前美滋滋的试穿母亲内衣时，被他父亲发现，赶出家门。
疯狂约会美丽都：20年代的柏林、巴黎和先锋电影
离开家的培根并不潦倒——凭着亲友和过去的学校网络，他在伦敦的社交圈小试牛刀，为自己找到了几份秘书的工作，也在包括圣马丁在内的艺术学院听了些课。后来又跟着远房长辈去了欧洲。他的父亲通过种种办法，试图将儿子从同性恋的“泥沼”中拯救出来，找到一位以男性气质出名的亲戚哈考特－斯密（Harcourt－Smith），让他带培根去欧洲游历，希望以此改变他的性向和气质。但事实上，哈考特－斯密生活放荡；用培根的话来说，他操过所有会动的东西，不分男女，当然也包括培根。后来他厌倦了培根，丢下他和一位女性住在了一起。培根则决定去巴黎看看。
欧洲是自由的。培根说，要找到自己，必须在自由中游荡。
培根之所以偏爱欧洲，也和当时英国的环境有关。伦敦的地下同性恋并不在少数，但都被社会严厉地打击和排挤着。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曾道“那些男人就该拿枪毙了自己。”同性恋行为在英国——也包括听过殖民地在内——也被归为违法，这项法律一直到1979才废止。
培根的欧洲也是二十世纪的见证者。1927年的德国正从凡尔赛条约下恢复元气，对外国人而言汇率特别低。培根的远房舅舅看准了这一点，带培根入住了柏林最奢华的阿德隆饭店（Hotel Adlon）。这座酒店由末代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1941）首肯，曾经是欧洲最著名的酒店，王公贵族的流连之所，卓别林、玛琳·黛德丽等人也都是这里的常客。培根在多年后仍能精确回忆阿德隆饭店的细节——餐车是银铸的，每个角都是一只纤长的天鹅；架子床垂着精美的帘幔。这座酒店位于柏林中心地标勃兰登堡门前，而酒店外随处可见乞丐——极致的奢美和贫困，可以想象年少的培根当时的震撼。
培根生于1909年的都柏林，卒于1992年的马德里，跨越了整个二十世纪，也曾游历整片欧洲。他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欧洲史，尤其是二十世纪初欧洲都会从帝国梦中的蜕变，以及二战后新世界的征途。
柏林也以性自由和夜生活出名。虽然同性恋在当时的德国属违法，但一直到纳粹时期才被处以重刑。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英国诗人奥登（W.H. Auden 1907－1973）也在1929年到过柏林；他回忆道“柏林是乞丐的白日梦”，有170家受警察控制的男妓院。这与伦敦的情况截然不同：伦敦的同性恋数目不少，但活动空间受到压抑，也遭到言语上的歧视，譬如娘娘腔（nancypansy）等。柏林的自由和有序让培根初尝欧陆在这方面的成熟智慧。
大都会的刺激还包括其他形式的现代艺术，包括包豪斯设计和电影。培根有出众的视觉记忆，将柏林的精彩、残酷、新奇和华丽用光影的形式记在心里，日后创作中总可以看到当时的吉光片羽。
魏玛时代的柏林是先锋艺术的中心，培根在那里爱上了佛列兹·郎（Fritz Lang 1890－1972）和爱森斯坦（Sergei Mikhailovich Eisenstein 1898－1948）等德国先锋大师的电影。在他日后的绘画中，电影的动态风格非常明显，也经常可以见到对那些电影场景和人物的直接指涉。比如爱森斯坦纪念俄罗斯战舰士兵起义的蒙太奇美学开山之作《战舰波将金号》（The Battleship Potemkin 1925）中尖叫的护士，就被培根画在了他的教皇系列中。
也因为培根最早接触到艺术的途径是通过电影，他的画总带有动感，但又和摄影中的动态不一样，因为他不遵循运动规律——他的动态并不按线性时间的进程。作为谈论时间概念最重要的人物，著名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和德勒兹（Giles Deleuze 1925－1995）都曾谈到电影创造了新的叙述和感受时间的方式，而培根则在静态的绘画艺术中表现了自己对这种崭新概念的理解。
巴黎的优雅又是另一番景象。因为在乡间打猎而诱发的严重哮喘让培根终生讨厌动物，而对大城市情有独钟。而巴黎正是他理想中的都市：优雅，精致，深沉。
其实培根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并不系统，因此来到巴黎后他急切地寻找法语教师。他的家庭背景再次助他一臂之力：经济上的充实和人脉的广阔使得培根得以在刚到巴黎的几周内就参加艺术活动派对，也在那里结识了巴黎艺术圈内的人物，包括后来收容他的艺术收藏家柏坤丹夫人（Yvonne Bocquentin）。夫人给了他舒适的住所，也教他法语。培根一直感激她一家人的帮助，每次回访巴黎时总给他们带精美的礼物。
培根后来搬到蒙帕纳斯（Montparnasse），巴黎最嬉皮和先锋的区域之一。那里聚集了大批文艺界人士，包括超现实派画家、旅法日本艺术家藤田嗣和他的交际花模特Kiki、将私印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带到巴黎的美国出版商爱德华·提图斯（Edward Titus）及其夫人赫莲娜·鲁宾斯坦（Helena Rubinstein，著名美妆品牌赫莲娜的创始人）。在那片氛围影响下，培根开始更系统地接触艺术，包括杂志《艺术手册》（Cahiers d’Art）。该杂志内容磅礴而系统，从史前艺术、埃及部落艺术到现代设计，也评论当时最先锋的《战舰波奖金号》、《疯狂约会美丽都》（Metropolis 1927）、《拿破仑》（Napoléon 1927）等电影，而这些电影当时已成为艺术史上的经典。撰写运用流动镜头的默片杰作《拿破仑》一片影评的，正是日后的超现实电影大师布努埃尔（Louis Brunel）。因此，培根与艺术的最初接触就目睹了超现实主义的诞生和发展。而他日后对超现实主义的抵抗可能和该流派对同性恋的排斥有关。
在巴黎，培根在画廊里第一次看到了毕加索的作品。他回忆道：“就在那一瞬间，我想，我也要试着画画了。”
打破线性时间的三联画：无关宗教的十字架受难
回到伦敦时，培根才十九岁。他在金贵的南肯辛顿区做起了设计师，而恰好碰上年长的顾客和男友，也成了他的赞助人。培根也不安于家具设计，他更喜欢绘画，也细腻地捕捉了当时绘画的转折点——十九世纪绘画多带叙述性，讲述宗教或历史故事，超现实主义则将此全然推翻。培根选择古典框架，填进骇世的想象，又希望绘画带有迷性，戛然而止，留下余韵。
培根的成名作基于古希腊传说，他也曾提到自己被诺贝尔文学节获得者、美国著名诗人T.S. 艾略特（T.S. Eliot）的剧作《家人团聚》 （Family Reunion） 深深感动，那也是基于希腊古典传说的作品。他最著名的《三张习作》也运用了宗教三联画的形式。
《以受难为题的三张习作》（Three Studies for Figures at the Base of a Crucifixion 1944）是培根的成名作，用油彩和油蜡笔在一种木质纤维壁板上创作的。这幅画是基于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作品《复仇女神》（Eumenides）。画的背景以焦橙色为主，以基督教祭坛画的经典形式三联画（triptych）构成，每格中分别有一个扭曲的拟人动物。
《以受难为题的三张习作》
三联画是基督教艺术中常见的一种艺术形式，用三幅画讲述一个宗教故事。现代摄影技术也采用这种形式，以表现动态的瞬间呈相。培根则致力于打破这种线性的叙事方式，希望观众能自由地选择观赏的起点和终点。《三张习作》概括了培根最迷恋的主题，包括超现实主义、尤其是毕加索的和他对十字架和希腊复仇女神的诠释。当《三张习作》在1945年第一次展出的时候，引起了一场轰动，从而使他成为战后最著名画家之一。
十字架受难在欧洲艺术中占有如此悠远的历史，就好比水墨画中的山水或四君子，对培根而言，它就是一个有利的工具，一个传达表意但无需的框架和媒介，可以让人习惯性地留意、崇敬、观想，哪怕已经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和内容。培根曾在访谈中谈到，画十字架受难几乎像是在画自画像，因为他需要面对那些被绘画对象激起的最深处的私人情感和感受。因此他会开膛剖肚的野兽和十字架主题并列。在他看来，我们是作为物体的肉，我们也可能是野兽。把身体用这种方式呈现有点像照X光，都是用新的方式看待身体。
在被问及自己为什么画了那么多十字架受难主题的绘画时，培根答道：“我一直被屠宰场的图片感动，对我来说，屠宰场和十字架受难的意义是相同的。那些特别的照片，动物在被屠杀之前，那些死亡的气息。”他认为从那些照片里的动物是知道他们的命运的，将由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它们，它们也尽可能的想要逃脱。他觉得摄影师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才拍摄那些照片的，对他而言，这些原因和十字架受难的主题是一样的。对有宗教信仰的基督徒来说，钉十字架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但培根作为一个无信仰者，认为钉十字架就是人对另一个人的行为。
培根当然知道这幅画在基督教文化的传统中的意义，它代表了欧洲文明的一种轴心。正因为这幅画的地位，许多画家都画过类似主题，培根也刻意继承了这样一种古典的框架，而在框架中恣意挥洒了全然不同的色彩。
培根的另一幅成名作是《基于委拉斯凯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Study after Velázquez's Portrait of Pope Innocent X），是对古典大师、十七世纪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Diego Velázquez 1599－1660）的现代诠释：原本坐在宝座上的教皇被放置和囚禁在舞台上，尖叫的脸被纵向的金色线条模糊。这样的宗教题材，很容易让人猜想他是不是想以现代方式复兴宗教艺术。但事实上，培根本人在采访中曾表示他的宗教题材画作根本和宗教没有任何关系。培根甚至没有看过原作，只是非常喜欢那些翻拍的照片。而纵向的线条则受电视机节目的影响。换言之，培根最开始就是被现代技术对一副经典的宗教作品的复制而吸引，也用他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复制和创作。他购买了大量关于这幅画的书籍，因“它就是萦绕不去”，而且“在我的内心身处激发了非常深切的情感，也打开了不同的想象”。
委拉斯凯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与培根名作《基于委拉斯凯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
教皇是个特殊的存在，因为他是教皇，这本身就决定了他是特殊的。他的形象非常自然地向世界闪耀着宏大性，就和悲剧英雄和耶稣基督一样。因为这些形象在特定文化中的地位，让培根能轻易地挑战传统。对他而言，制作图像也是制造一种情感和情绪；在这幅尖叫的教皇中，他成功制造了观赏者可能感到的情感挑战，包括惊悚、诧异、不安、疑惑，甚至愤怒。培根曾说过，我们不仅是用视觉在观看，也是通过神经上的冲击和刺激在感受和观看事物。他自己认为照片比绘画更有趣，因为照片用更直接和暴力的方式让人回到现实。从照片中汲取灵感的他，就希望将他本人进入图像时所感受到的刺激在绘画中重现。
在那之前，培根已经很熟悉印象派画家诸如莫奈的作品。他也购买了很多有关口腔疾病的书籍，希望能在尖叫时张开的嘴中描绘出医学细节，同时从色彩和光泽上描绘出莫奈的味道。这是他对他所身处时代的敏感性，一个现代医学迅速发展的时代。培根曾提到英国国立美术馆的一幅徳加的浴女，仔细看会发现的她的脊椎几乎穿破皮肤——对培根而言这让人意识到整个身体的脆弱。我们无从而知徳加是否有意突出了脊椎，但培根留意到这样的画法让整幅画变得更生动和深刻。在他自己的绘画中，尤其对人体的刻画，也开始加入现代医学的影响。
纳粹与人道：培根，二十世纪人文主义的守护者？
培根最受争议的作品可能是十字架系列中野兽手臂上的纳粹袖章。事后他自己承认，画纳粹袖章是很愚蠢的做法，而他只是想在那里加个图案，好让画作的颜色得到平衡。也就是说，那幅画中的纳粹标志对他来说只是形式上的东西，不具有意义。而当时他刚好在看有关希特勒和纳粹的书，看到了很多卐形的标记，也就下意识地将这个标志带入了画作中。
这个解释恐怕令很多人不满。他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都带着先锋态度，对二十世纪的血腥和苦难作出了积极回应。譬如毕加索被认为具有明显的左翼倾向，在画作《格尔尼卡》（Guernica 1937）中描绘了西班牙内战的残酷。伦敦泰特美术馆也有一幅毕加索的哭泣的女子（The Weeping Woman 1937），同样是对西班牙内战的深深致意。有人认为培根作为一个不谈政治立场的艺术家，反而用局外人的态度记录了他的时代。相对而言，培根看起来并不那么政治化，他在艺术上也没有明显的政治敏感性，只是有非常强烈的震撼性。这也是为什么从他的绘画中更能看到二十世纪苦难的记录。当他在1948年画《头部I》时（Head I），大家正忙着讨论是不是要将奥斯维辛的腐败和苏联内部的大规模杀戮分开。培根著名的头颅系列（Heads），好像是被打出脑浆的人头，全都没有脸。残破的人文主义似乎就是那颗头颅，那枚被分解的脸。这是他对人性的洞察，也是他对二战后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尽管他把人的头颅画得那么凶残和丑陋，他依然选择直视它、观摩它、学习它。人性依然是他感到着迷的东西，他依然希望了解它。
有人说培根是将现代世界最糟糕的消息呈现给世人的画家。他所亲历的二十世纪是个非常可怕的时代：培根经历了一战和二战，看到法西斯残杀了千万人，以及后来的革命如何杀害了更多的人。对培根而言，上帝和马克思一同被消解。他的绘画也是纪念品，作为人物肖像，它们是对死于二十世纪之残酷的人们的纪念。换言之，培根依然在热诚地观察、记录和了解人类和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用他屠夫般的姿态，他依然认为人类的脸庞值得画，值得一画再画。人们值得去了解，而且似乎还值得去爱（譬如他画的好友卢西安·弗洛伊德和自己的恋人乔治·戴尔）。知识分子的诚实在一个必须选择立场的世界是否可能？
在现代医学仪器下秋毫分明的脆弱，这就是我们的状态。培根的坚持有种顿悟式的悲悯，似乎在沉默地传递一则信息：我们必须学着去爱这种动物。
培根的精英时代
年轻时的培根的外表引人注目，这一点在同为精英出身的卢西安·弗洛伊德身上也一样：萨特和波伏娃都曾被卢西安的英俊相貌震撼。从培根身上，除了时代的印记，还有英国社会中的阶层因素——哪怕是那个从二十世纪初已经不断衰败的精英阶层。
培根在1937年与其他年轻画家一起在私人画廊托马斯·阿格纽父子公司（Thomas Agnew & Son’s）展览，同展者包括英国著名艺术家葛瑞汉·苏哲兰（Graham Sutherland），后者成为他的友人和导师，也是他将培根介绍给泰特现代艺术馆的馆长约翰·罗森斯坦（John Rothenstei），促成日后使得培根名声大噪的两次回顾展。1945年，培根在伦敦的利菲弗画廊（Lefevere Gallery）开办个人展，展出了成名作《三张习作》。1962年和1985年，培根两次在泰特美术馆开办了个人回顾展。培根去世后，他的作品价格更加飙升。2013年，他的三联画拍出了1.41亿美元的天价，一举超过蒙克的《呐喊》，刷新了艺术品拍卖的最高纪录。
培根像谜一般，引起后世源源不绝的兴趣。但研究培根的艺术和私生活很容易忽略一则关键讯息：培根生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但他也汲取了动荡中的精华和特权。他并没有参军，甚至他的财产也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爱尔兰独立战争的确让童年的他担惊受怕，但他的家人正是爱尔兰人想要反对的英格兰殖民精英。他被父亲赶出家门后也一直受到母亲的接济，在伦敦、柏林、巴黎都能过着不错的生活。在二十世纪早期身为同性恋自然是弱势群体，但他能在环境更开放的欧洲探索自己的性向，也通过艺术和艺术圈，获得了生活方式和表达上的自由。他的早期资助人和恋人也多是上流社会男性的楷模，他的保姆一辈子跟着他，战争期间依然帮他张罗宴会。如果说培根想反对他所处的体制，那么他的确拥有反抗的力量和机会。
就像培根本人所说的：要寻找自我，就需要在最广阔的自由中漂泊。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