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可以成为一种解脱，从这一点来看，很难想象有比死囚更渴望解脱的人。对于被判死刑的囚犯来说，艺术为其提供了一种自我定义的渠道，使之可以向更多的人宣示自己的存在，不仅空间上不再局限于狭小的牢房，时间上也可以延续到他们离开人世的若干年后。
在被执行死刑约2年后，马玉朗·苏库马朗（Myurun Sukumaran）的家乡澳大利亚悉尼以他的名义举办了一场名为《天堂里的另一天》（Another Day in Paradise）的画展。苏库马朗的绘画作品以肖像为主，都是他利用在巴厘岛Keroboken监狱里的最后时光创作的。他在2005年因为走私毒品被捕后便被关押于此，而那个毒品走私团伙后来也被称作“巴厘岛九人帮”。
马玉朗·苏库马朗2005年作为“巴厘岛九人帮”的成员被捕——他被判有罪，并被执行死刑
监狱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写作历来都是囚犯首选的创作方式，因为只需要很少的资源便可实现，作品也很容易隐藏，甚至偷偷送出监狱。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就曾在前苏联的劳改营创作完成了《古拉格半岛》（The Gulag Archipelago）。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也是在阿拉巴马遭到囚禁时写下了《伯明翰狱中来信》（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而作为艺术形式与时俱进的标志，美国说唱歌手古奇·玛尼（Gucci Mane）甚至在监狱服刑期间用手机录制了自己2010年的专辑《Burrprint 2》中的一些内容。
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监狱里，已经有更多的囚犯可以享受视觉艺术的培训和资源。事实证明，这些项目对囚犯的短期和长期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尽管他们获得的资源往往非常稀缺。而在无法获得绘画资源时，他们还会想出许多颇具新意的方式，使用碎糖和速溶咖啡进行绘画。
表达自我
刑事司法系统不够人性化，法院和媒体的描述往往与囚犯对其行为和身份的认知并不一致。艺术则提供一种矫正渠道。玛格特·拉文斯克罗夫特（Margot Ravenscroft）是Amicus的负责人，这家组织专门促进公平审判，并参与探讨与美国的死刑有关的其他法律问题。她的组织经常收到死刑犯发来的艺术作品。她表示，艺术创作是他们在监狱中表达自我的唯一方式。
苏库马朗的作品以自画像为主，让人感受到遭到长期囚禁后的内心感受
“通常而言，囚禁的过程会剥夺你作为人类的身份，这一点在死刑犯身上体现得更为极端。”拉文斯克罗夫特说，“艺术表达可以补偿非人待遇，重新为你赋予人和社会成员的身份。”
马玉朗·苏库马朗的自画像就是这种效果。通过这些画，他向我们展示了“马玉”（Myu）这样一个真诚的年轻人，这与2006年被判死刑当天冲向摄影师的那个吓人的武术家大相径庭。“马玉朗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库马朗的导师、屡获大奖的澳大利亚画家本·奎尔蒂（Ben Quilty）说，他那些备受赞誉的作品对阳刚之气和自我身份展开了无情的拷问。
苏库马朗2013年与奎尔蒂取得联系，希望向其寻求绘画技巧方面的建议。奎尔蒂被苏库马朗的好奇心和专注力感动，因而成为了他的导师，并最终在苏库马朗最后4年的监狱生活中与之成为亲密朋友。
奎尔蒂表示，真正的马玉朗为人谦虚，善于思考，对艺术无比热爱。正是这份热爱让苏库马朗的作品受到人们的认可，不再介意它的作者究竟是谁。“他的使命是寻找呼唤。”奎尔蒂说，“我认为他活在世上的每一刻都背负着对家人的愧疚。寻找呼唤让他有机会令自己的家人感到骄傲。”
奎尔蒂认为，苏库马朗还受到了所谓的“强烈的男性欲望”的驱动，希望留下自己的印记。“马玉朗非常明白，他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不会受制于自己的肉身。他身赴刑场时也明白，自己可以创造一种视觉语言，抗议死刑这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野蛮行为。”
穿透铁栏
美国的死刑犯往往会孤独地生活多年，而他们的艺术作品也变成了一条通向外部世界的救生索。多数来自死囚牢房的艺术作品都会展示对外面世界的渴望。作品中的动物、风景和宽敞而开放的空间，使之得以缓解单独囚禁产生的孤寂——多数死刑犯每天都有23小时被囚禁在死囚牢房里。
肯尼斯·雷穆斯（Kenneth Reams）从1993年起就被囚禁在阿肯萨斯的监狱里，多数时间都在死囚牢房中——他的艺术作品对死刑制度提出了直接挑战
但有些突破性的艺术作品却采取了相反的方式，对艺术家本身所面临的境况和偏见展开了正面抨击。艺术与现实往往如影随形，而死囚的艺术作品自然会涉及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
肯尼斯·雷穆斯目前正在阿肯萨斯的监狱里等待死刑，原因是他参与了盖里·特纳（Gary Turner）1993年遭到射杀一案——尽管当时18岁的雷穆斯无疑并非该案的枪手。在死囚牢房里度过的23年间，雷穆斯成了一位多产的画家和诗人。他的每件作品都会针对具体的死刑问题或案件。他在许多绘画作品中呈现了监狱里粗壮的铁栏、绳索、子弹和电椅。
雷穆斯以非常抽象的方式抨击死刑，其中包括一幅名为《长路漫漫》（The Long Mile）的作品
2014年11月，雷穆斯写信给自己的支持者说，他希望将艺术作为一种手段来教育社会，让美国人“以新的方式”了解死刑。“我几乎每天24小时都被关在一间小牢房里，而我这个小盒子外面就有一个偌大的世界。”他写道，“尽管如此，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我仍然可以在这个小盒子里影响世界。”
时间流逝
在悉尼的苏库马朗作品展上，一组名为《72小时》（72 Hours）的作品集占据了画廊的一整面墙。
在苏库马朗被印尼囚禁的10年间，他的所有希望都一一幻灭。2015年3月5日，苏库马朗从Kerobokan监狱转移到Nusa Kambangan，也就是“死刑岛”。2015年4月25日，印尼政府向苏库马朗下达72小时行刑通知。他愤怒地绘制了这些画，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行刑日临近时，苏库马朗的作品开始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刻画自己，这种风格让人想起弗朗西斯·培根
苏库马朗在生命的最后3天里创作的绘画数量和质量展现出他内心的无情蔑视。奎尔蒂说：“我认为他只是希望拼命传达最后一点信息，向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和印尼政府脸上扔点东西，告诉他们：'我活着，我是个人。'”
这个作品集收录的12幅绘画的标题阐述了一连串情绪：《72小时刚开始》（72 Hours Just Started）、《时间点滴流逝》（Time is Ticking）、《分崩离析》（Falling Apart）。他的自画像变得让人很不舒服，因为他把自己的四肢都束缚起来，看起来扭曲变形。奎尔蒂表示，这种表现方式是在向盎格鲁-爱尔兰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致敬，苏库马朗当时就在学习他的作品。但苏库马朗画中扭曲的四肢也展示出一个被挤进画布的人，也有可能是希望扭曲成球，重新回到子宫。
苏库马朗用最后72小时的生命绘制了一系列作品，直到2015年4月29日被执行枪决
无论如何，最后72小时的作品与常规作品之间还是形成了反差，从2013年首次拿起画笔以来，苏库马朗的作品通常都充满乐观和抱负。
“我从没见过有人像马玉朗进步这么快。”奎尔蒂说，“他总是很努力，在最后72小时里，他创作了这些作品。”在苏库马朗与自己导师的最后一次通话中，他对奎尔蒂说，他已经在最后3天创作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作品，同时抛出一个问题：“假如我还能多活几年，会是什么样子？”
（编辑：杨晶）
